3.跨国公司的崛起　美国的跨国公司在经济外交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左派政论家罗伯特·希尔指出道：“事实是尽管有尼克松主义或越战的逐渐降级，美国仍在世界事务中卷入很深，它过多地消耗世界资源；从德黑兰郊区到曼谷郊区，美国公司为那里的人民作出决定。”　 
　　跨国公司是美国垄断财团进行海外扩张的主要工具，通过在第三世界设立子公司，在当地直接进行投资。这不同于二战后广泛出现的国际双边或多边援助组织或开发银行，其机动性更强，投资控制范围更广，资金力量亦十分雄厚。由于美国垄断财团与其国内政治的天然的密切联系，海外公司往往成为美国政府推行霸权政策的代理人 ；而跨国公司则一方面可以得到政府的大笔订货合同和海外投资的官方支持，同时更为第三世界的广阔销售市场和质优价廉的原材料和人力资源所吸引，乐此不疲。从尼克松到卡特政府都积极鼓励私人海外投资以缓解政府对外援助的重担 。东京－美国商会亚太理事会在其1970年2月的一份报告《七十年代新的经济外交》中有一段请缨之辞：“援助欠发达国家的一切贷款、赠款和其他款项，都应通过现有的美国私人企业组织和财政机构进行，并要鼓励它们去这样作，例如：给予他们（私人企业）低息贷款，保证它们不承担某些风险。为美国企业谋利益的美国政府，应该鼓励和促进由美国企业公司分出来的并倾向于美国的多国公司的发展……要承认私人企业在‘经济外交’中的巨大作用。”　 

　　（二）经济霸权的运用－－国际政治学分析一种 

　　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S。Nye）在其20世纪70年代的名著《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一书中阐发了所谓“复合性相互依赖”的国际战略学概念。处理国际关系准则不应仅仅以现实主义的“武力”决定论出发，应当考虑国家间（或组织间、非国家关系间）多个层面的交往手段之间的相互联系，如军事力量－政治谈判－经济力量－文化交流－环保卫生等手段的结合运用，以其中的强项弥补其处于劣势的环节 。 

　　这一政治理论清晰地解释了20世纪70年代美苏在亚太地区影响消长的决定性因素和政治决策过程中的核心因素，即霸权国家的经济力量优势大小。缓和战略带来的经验是，应当按照变化着的威慑领域的强弱调整战略手段的结构。美国学者考德尔十分恰当地描述了战后美国外交演变的实质：“从更为广泛的观点看，美国和苏联的决策者们在尖锐冷战时期逐渐确立了处理危机的规范，在有限缓和时期确立了军备控制规范，而在缓和时代形成了经济规范。当然，这三种规范中的每一种在以前的时期中都有过历史上的先例，然而这些规范相继形成的迹象确是彰明较著的。” 如前所述，美国面临的经济安全危机在1969年到1971年前后是针对一个要支撑全球军事扩张的经济能量的意义上而言，而一旦美国大规模收缩其在亚太的军事力量，这种经济困境不但变得不那么显著，而且可以对军事安全体系内国家提供充足的经济、社会、军事等方面的战略援助，从而“危机”呈现为相对的战略优势资源，正如尼克松后来评价到：“我们把国民经济生产的总值的7％用于国防，1％中的1／5用于经济援助。这就是说，我们在准备一场可能永远打不起来的战争时所用的钱，是外援计划所用资金的35倍，而外援计划能够帮助我们在一场战争中反败为胜。”　因此“缓和”给人们造成的判断上的漏洞之一即忽视了这种经济安全危机的相对性而只是堕入美国力量收缩苏联占据优势这一粗略对比的假象中。20世纪美国的外交领域似乎存在这样一种体系内的循环：总统时常会陷入战略选择的矛盾中，他总要在满足国内经济的充分发展（或者说修复）和保持强有力的海外军事干涉能力之间的摇摆中寻找平衡　，而尼克松时代的钟摆则历史地落向了寻求减弱过分军事干预的坐标上，以寻求国内经济恢复，同时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争夺这一老阵地的经济方面从容的赢得了优势－－这与日本的经济复兴和苏联经济的衰退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在把物质力量这一问题领域的内容引向军备和政治领域目标的实现方面，尼克松－基辛格的战略在20世纪70年代的实践无疑有重要位置，而亚太地区则成为经济外交推行的最前沿。即使在70年代中后期对缓和外交批评最为猛烈的年代里，经济外交依然凸显其价值，这与发展问题成为20世纪后期的关注的中心密切联系，而被抛弃的仅仅是政治斗争意义上的缓和战略的部分内容－－随着苏联日益过分的军事扩张已显得过分收缩而失去意义的尼克松军事安全政策。即使在卡特政府时期抛弃了“缓和”的说法 ，当时的一份文件也表明，政府保持了经济投射策略的连续性：“目前，中苏敌视的程度，趋于有利于西方；而西方应帮助保证这一点，……特别是在经济方面，给予中国优惠条件显然符合西方利益。”　事实上，如前所述，正是在70年代后半期美国和东盟的贸易关系实现了飞跃。里根时代的美国面临苏联在亚太地区空前的军事威慑姿态，一改70年代的“软弱”形象，重新回到了冷战军事对抗的轨道上 ，但同时仍将经济攻势作为重要的战略核心之一，对日本在80年代的冷战中发挥经济外交作用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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