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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析邓小平对我党执政合法性转型的探索 | |||||
| 作者：佚名 论文来源：中国文秘网 点击数：1481 更新时间：2006-4-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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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的胜利，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巨大的功绩，赢得了人民的支持与拥护。但是，十年文革，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如何实现党执政的合法性转型，达到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国家的继续发展，邓小平做出了全方位的思索与探索。 一、转换执政绩效观念：实现党的工作中心转移 “‘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①]邓小平总结以前的历史教训，指出“中国吃苦头不只这十年，这以前，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②]因此，从“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各方面的改革。”邓小平强调，“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四人帮”叫嚷要搞“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胡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简直是荒谬之极！”[③]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 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④]“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实行改革和开放的政策。不改革不得，不开放也不行。过去二十年的封闭状况必须改变。我们实行改革下放政策，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一点要归“归”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认识太深刻了。”[⑤]“我们现在的路子走对了，人民高兴，我们也有信心。”[⑥] 执政的合法性，其实就是人民对执政党的支持与拥护。邓小平牢牢地把握住这一点。他认为，“现行政策对不对，对国家来说对不对，对人民来说对不对，人民的日子是不是逐步好过一些。我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现行政策只要一变，人民生活肯定会下降。如果人民认为现行政策是正确的，谁要改变现行政策，谁就要被打倒。”[⑦]“人民有自己的亲身经历，眼睛是雪亮的。过去吃不饱，穿不暖，现在不仅吃饱穿暖，而且有现代化生活用品，人民是高兴的。既然如此，我们的政策还能不稳定？政策稳定反映了党的稳定。”[⑧]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邓小平是对的。如果“不搞改革开放，就呜呼哉了，哪里能有现在的中国？”[⑨]“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特别是最近十年。是真好，不是假好。对改革开放，人民是拥护的，人民看到中国是大有希望的。”[⑩]在90年代初，邓小平就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⑪]“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一点，我讲过几次。经济发展是政治稳定的根本基础。 二、调整意识形态取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在很大程度上将意识形态当作了根本政治合法性基础。在“文革”中甚至发展到极端，被“四人帮”利用而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因此，在政治合法性转型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首先是工作重点的转移，还有农村政策、对外关系政策，以及相应的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⑬]“思想路线是什么？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坚持毛泽东同志说的实事求是，坚持毛泽东同志的基本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十分重要，坚持社会主义对中国也十分重要。”[⑭] 正确的意识形态建设过程，是一个有破有立的过程。一方面，要坚决反对“左”和右的思想。邓小平反复强调，要“着重反对‘左’，因为我们过去的错误就在于‘左’。但是也有右的干扰。所谓右的干扰，就是要全盘西化，不是坚持社会主义，而是要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⑮]“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一种习惯势力。现在中国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习惯了，人们的思想不容易改变。对青年人来说，右的东西值得警惕，特别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教育。”[⑯] 另一方面，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个现代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这样，关系就大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如果我们本世纪内达到了小康水平,那就可以使他们清醒一点;到下世纪中叶我们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时，就会大进一步地说服他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才会真正认识到自己错了。……只有消除消极因素，才能更好地实现发展。消极因素主要表现在理论、思想、文化领域。因此，我们特别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提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说服教育工作，同社会不良风气包括特权思想进行斗争。”[⑰]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⑱]“实行开放必然带来一些坏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⑲]“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它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助长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的思潮。……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⑳]因此，“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不刹住这股风，就不能实行开放政策。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21]一定要“使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已经成为全党的一个迫切的任务。……在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22]“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现在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23] 事实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同样，不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还会把纠‘左’变成‘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也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24]“现在中国局势稳定，一个是由于处理一九八九年那场动乱时坚持社会主义，一点也不动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要讲。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25]从合法性角度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了价值取向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保证了政治结构的合法性基础，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保证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基础。 三、改变权威的型态：从个人权威到集体与法理权威 政治合法性不排斥个人权威。在某种程度上，领袖的个人权威为一个党，一个政权奠定政治合法性基础。在我党历史上，毛泽东的个人权威就是如此。邓小平认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这丝毫不排斥人民对于杰出的个人的尊敬；而尊敬，当然不是迷信，不是把他当作神。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党能够平安度过，某种程度上也因为“我们党和毛主席由于长期斗争历史形成的威望很高”。[26]在总结党的历史时，邓小平一再指出，毛主席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对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不稳定。”[27] 但是，随着国家的发展，这种个人权威必须转型。邓小平一再告诫：“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任何事情都不是一个人做得出来的。所以就我个人来说，我从来不赞成给我写传。”[28]“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我认为，过会夸大个人作用是不对的。人总是要死的。哪一天我不在了，好像中国就丢了灵魂，这种看法不好。我在有生之年还可以做一些事，但希望自己从政治舞台上慢慢消失。”[29]在对待自己的评价上，邓小平为后人作出了榜样。“现在看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国际上好多国家把对华政策放在我是不是病倒了或死去了上面。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30]“一九八七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我是出了力的，但不只是我一个人。所以，不能把九年来的成绩都写在我个人的账上，可以写我是集体的一分子。过分夸大一个人的作用并不有利。”[31] [1] [2] 下一页 转贴于 中国文秘网 http://www.zgwmw.com《试析邓小平对我党执政合法性转型的探索》来源于中国文秘网，中国最专业的文秘网站，欢迎阅读试析邓小平对我党执政合法性转型的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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