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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邓小平的民主政治思想 | |||||
| 作者：佚名 论文来源：中国文秘网 点击数：1532 更新时间：2006-4-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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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进步。近年来，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明显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民主政治(也包含法制)建设已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们一定能够建立起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文化体系的民主政治体系。但另一方面必须看到，民主政治建设远比经济建设复杂、艰难，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不尽一致；在实践中，这个问题若处理不当，不但不会促进经济、文化建设，反而会引发其他意料不到的问题。因此，民主政治建设必须既积极，又十分稳妥、慎重地进行。邓小平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指导思想，为澄清人们在这一问题上的某些模糊认识，保证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健康有序地进行，我们有必要重新学习邓小平的民主政治理论，从中汲收智慧和营养。 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民主政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人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邓小平的民主政治理论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把民主制作为必要的国家制度来看待，并把民主既看作手段同时又看作目的。他们认为，民主制虽然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但终究要比封建君主集权制好。作为一种统治形式，民主共和制可以为不同的阶级所用。因此，无产阶级取得统治以后，要打起民主这面旗帜，采用民主共和制的统治形式。他们二人写的《共产党宣言》就明确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他们对巴黎公社的民主共和制、普选制、公社委员会及其领导人受人民监督、议行合一制等民主形式给予充分肯定。尤其议行合一制度，后来普遍为社会主义国家所接受，成为区别于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制的无产阶级民主统治形式。 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在实践上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回答了比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更多新的问题，包括民主的本质，民主的形式和种类，民主与专政、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问题。列宁讲得较多的是如何区分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两类不同性质的民主，指出了资产阶级民主的狭隘性、虚伪性和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但他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形式，也并没有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他不仅认为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议会制和普选制对于封建君主制来说是一大进步，而且指出这些民主形式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利用。对于民主制的具体实现形式，列宁提出采取苏维埃制度，因为这种制度能吸收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独立的政治生活，……学习管理国家，并且开始管理国家”。［1］列宁还指出苏维埃国家由于来自落后的封建君主制度，反对官僚主义将是长期的任务，因此必须加强人民群众自下而上地对政府的监督。在列宁的倡议下，苏维埃政权还成立了许多党内外、政府内外的民主监督机构。列宁的实践经验，丰富了无产阶级民主政治理论。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领导苏联党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另一方面，由于他搞个人集权制、以党代政和肃反扩大化，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制，从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留下了深刻教训。 毛泽东领导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了比较丰富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想。比如，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依靠群众；坚持由广大人民群众监督政府；坚持无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相统一，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等等思想，并且在实践中也取得很大进步。但是，由于我国有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历史，缺乏民主制度的传统，而且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又基本上照搬了苏联缺乏民主的、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模式，加上从50年代后半期起我们的指导思想越来越“左”，这就使得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中正确的东西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坚持，而错误的东西却得以流行，终于导致了反“右”扩大化、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直至十年“文革”浩劫等一系列破坏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重大恶性事件的发生。这严重妨碍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对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出现的问题，邓小平看得很清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及时总结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发表了在党内外引起重大反响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在这篇重要文章中，邓小平指出我国民主政治中存在着较大的弊端，比如：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特权制、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和个人集权制、指定接班人制以及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人治大于法治等等。他认为这些弊病的存在，影响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妨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之所以如此，“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2］因此，他提出在加快经济建设的同时，还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他说：“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3］在整个80年代中期，邓小平把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民主政治建设看作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极其重要的内容，进行了大量论述，在一些重要方面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他的民主思想，也成为我党制定新时期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1985年，他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行的内政方针政策时说：“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4］并把发展民主置于首位。在邓小平民主理论指导下，从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直至十五大都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任务，并使它成为新时期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作为邓小平理论的一部分，邓小平的民主政治理论同样是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前30年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又结合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实际提出来的。它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基本原理，同时又具有其独特的内容，其着力点则在如何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方面。为了达到这个根本目标，邓小平分析了社会主义民主同思想解放的关系，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同社会主义及其现代化的关系，同清除封建遗毒的关系，同资产阶级民主的关系，同法制建设的关系，同安定团结的关系，以及发展民主政治的具体措施、步骤和方法，等等，从理论到措施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设计了一幅美好的蓝图，指明了发展的方向。具体来说，邓小平的民主政治理论的特色和基本内容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调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二者相辅相成，互为条件，不可分割。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广大人民充分当家作主,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同样，也只有民主的充分发展，才有社会主义的发展。民主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民主的发展水平与程度，既受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的制约，同时又给他们以巨大的反作用。没有民主，没有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没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没有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就不会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多次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5］他指出：我们过去在理论上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在民主的实践方面，做得不够好并且犯过错误；民主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6］把民主看作社会主义的内在属性，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提出要坚定不移地发展民主，这就明确了民主政治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具有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提出要肃清封建主义遗毒。邓小平认为，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7］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的色彩，“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8］因此，他指出，要克服这些弊端，就“应该明确提出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9］为完成这一任务，他提出，首先，要对封建主义遗毒的表现，进行具体、准确、如实的分析，“划清社会主义同封建主义的界限”，搞清思想上、制度上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既“不允许借反封建主义之名来反社会主义，也决不允许用假社会主义来搞封建主义”。［10］其次，“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对广大干部和群众来说，是一种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是为了从封建主义遗毒中摆脱出来，解放思想，提高觉悟，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11］其中的关键是要提高全体干部和人民的民主意识。再次，“肃清封建主义的残余，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成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12］其四，肃清封建主义遗毒，要注意划清民族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谨防把民主性精华当作封建主义遗毒抛弃掉或者把封建性糟粕当作民主性精华而继承，同时也要划清封建主义遗毒同我们制度不健全、工作方法不科学的界限，以免让表面的东西掩盖了事物的本质。其五，在肃清封建残余的同时，还必须警惕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和自由化思潮对我们的侵蚀，并时刻保持对它们的批判。邓小平关于肃清封建主义遗毒的思想，是其民主政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第三，提出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邓小平在指出我国民主政治中的弊端的同时，又深刻分析了其根源。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3］正因为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并且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所以邓小平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通过制度建设来革除流弊，“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14］建立一套完整的、系统的、法制化的民主政治制度。为达到这一目标，邓小平提出：首先，健全和完善党内民主制度，以保证党内生活民主化。其次，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这种制度最适合我国国情，一是它体现了我国的国体，能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二是它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因此，邓小平把“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5］看作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再次，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因为这是符合我国国情、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16］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对于加强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和各民主党派自身的建设，进一步巩固我党同党外人士的联盟，保持同人民群众各方面的联系，巩固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各方面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其四，建立表决、选举、招考、考核、轮换以及监督、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等制度。因为这些制度是“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的必要保障。［17］有了这些制度，那些搞特权、破坏民主与法制，以及违法乱纪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就能及时受到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也能及时受到法纪制度上的处理。 第四，必须划清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邓小平一方面指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存在严重失误，留下了值得人们牢记的深刻教训，一再强调要加强民主建设，但另一方面又指出，我们讲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它“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不同。”［18］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不可同日而语。首先，民主的阶级本质不同。社会主义民主是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制度和国家制度，能充分保障劳动人民管理社会的权利，而资本主义民主则主要是少数资本家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民主。其次，民主的基础不同，服务的目的不同。社会主义民主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并为巩固这个制度服务的，而资本主义民主则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并为巩固私有制服务的。其三，民主的具体体制和形式不同。邓小平说：“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是垄断资本家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19］“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20］他认为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原则基础之上的我国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利于团结人民，比西方的民主好得多。我们做某一项决定，可以立即实施。”［21］所以，我们在民主政治建设中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绝不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一套。但另方面邓小平又指出，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中的某些合理形式和做法，我们则完全可以借鉴，比如权力监督制度、选举制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机制等。 第五，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相结合，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体，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内容，后者是前者的体现和保障。他说：“我们的民主同法制是相关联的”，［22］“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同时，还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23］邓小平认为，法制不仅仅要保障经济建设，还要首先保障民主，没有民主固然没有法制，但同样，没有法制也就没有民主。因为民主政治建设只有在法律制度的保障下才能进行；而且受历史传统影响，我国现实政治体制中还存在重人治轻法治的问题；“我们的民主制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24］因此，“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25］ 邓小平所讲的制度化和法律化两者之间，既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又有不同的内涵。所谓制度化，是讲民主建设说到底是个制度建设问题，只有通过建立健全完善的制度，才能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落到实处，因为各种制度都是民主政治建设的载体。所谓法律化，是讲建立起来的各种制度，必须有法律做保障，通过及时地制定各种法律、法则把社会主义各种民主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并使之在法律制度的保障和规范下进行。可见，邓小平关于民主建设同法制建设相结合，“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思想，实际上是指如何把社会主义民主原则通过法制建设转化为国家制度和法律的问题。为达到这一目标，邓小平认为，首先，应将在实践中已经证明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各种理性认识，及时地以法律、具体制度的形式确认下来，并进而在实践中加强立法和健全各种制度，以保证党在宪法和法律法规的范围内活动，确保机关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其次，要依靠法律和制度来管理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生活，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依法律法规行使民主权利，以法制为武器同各种破坏民主与法制的现象作斗争，进行正常的工作、学习与生活。再次，在加强立法，健全法律的同时，也要进行法制教育，培养公民的法制意识和遵纪守法的行为习惯。邓小平认为，“我们国家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26］许多人犯罪，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缺乏法的意识和法的精神，所以中国“要讲社会主义的民主，也要讲社会主义的法制。在强调发展民主的同时，要强调教育我们的人民特别是青年要有理想，守纪律”。［27］总之，把民主同法制紧密联系起来，是邓小平民主政治理论的一大特色，它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也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指明了方向和具体途径。 第六，结合我国国情，选择最适合于我国民主制度发展的具体制度和具体形式。即在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党内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再从政策和制度上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党政要分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政治体制的最主要弊病就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产生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互相扯皮、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等消极现象的一个主要因素，影响着社会主义民主的进一步发挥。因此，改革一开始，邓小平就强调党政分开。他说：“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28］他认为，坚持党的领导不是由党组织代替国家权力机关行使行政职能；党委和政府两个机构的职能是不同的。他说：“党委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同时，是通过计划来领导，……把力量组织好。”［29］这就是说，党组织的职能是纲领职能、引导职能、组织职能和监督职能，等等；坚持党的领导就是坚持党领导制定国家路线、方针、政策，就是坚持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各种法律，把党的意志变成法律条文，以把握国家发展、前进的方向。政府部门的职能是具体实施党领导制定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计划，用行政手段去管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领域的生活。由于二者在社会性质、具体职能、执政方式上均有不同，所以必须实行党政分开。邓小平还提出了实行党政分开的具体内容和办法，即先从中央开始，然后向各级地方政府和基层单位推行。针对一些同志担心实行党政分开会不会削弱党的领导的问题，邓小平指出这“不会削弱党的领导”，而不分开“干预太多，搞不好倒会削弱党的领导”。［30］邓小平关于党政分开的思想，不仅对于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实现党执政方式的现代化，而且对于促进体制改革，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其二，权力要下放。邓小平认为，权力过于集中，是我国政治体制中的又一弊端。在党和国家政权的关系上，它“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31］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看，权力则过分集中于中央，地方、基层企事业单位和劳动者的权力太少。这种情况严重“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32］总之，“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33］他认为，要解决这一弊端，就要合理地分权和放权，使“权力不宜过分集中”。一是划分党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权，实行党政分开；二是发展党内民主，确保普通党员的民主权利，健全民主集中制与集体领导制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三是扩大地方和基层的自主权，尤其把权力下放给地方、企业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广大劳动者。此外，邓小平在主张合理地放权和分权的同时，又强调还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合理、适当、必要的集中，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邓小平的放权分权思想，是认识上的重大突破。 其三，干部制度要改革。邓小平认为，由于十年“文革”使“干部工作遭到严重破坏，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方面后，干部问题一下子突出地表现了出来：干部队伍普遍存在素质下降、青黄不接、知识和年龄老化的问题，很不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他认为不解决这个问题，不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指望，而且“可能要亡党亡国”。因此，他提出必须对现行组织人事制度进行改革，尽快改变干部队伍的现状。首先，“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34］破除论资排辈思想和任人唯亲的宗派主义，树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念，确立任人唯贤的选人用人方针，以培养、发现、选拔和使用更多的优秀人才。其次，以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作为选拔干部的标准，即德才兼备的标准。这里的“革命化”指的是德，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实现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再次，建立一套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人事制度，如“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以及领导干部的任期和离休、退休制度。［35］同时，为了提高干部的思想文化业务水平，邓小平还提出要完善干部的教育、培训制度。 第七，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只能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积极稳妥地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受制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观念等因素，情况远比经济建设复杂。我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民民主意识的培植，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法制的健全和完善，政治体制改革的完成等都不是在短时间内可以实现的。因此，民主政治建设决不可随心所欲，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只能是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长期渐进的发展过程。这是一条最根本的原则。邓小平指出：“我们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36］又说：“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许多事情很难办”， ［37］“我们的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38］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是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需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在实践中，必须把需求和可能结合起来，充分考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和适应能力 ，有计划分步骤地渐进。邓小平谈到我国的选举制度时就阐述了这个指导思想。他说：“比如讲普选，现在我们在基层，就是在乡、县两级和城市一级，不设区的市一级搞直接选举，省、自治区、设区的市和中央是间接选举。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人口这么多，地区之间又不平衡，还有这么多民族，高层搞直接选举现在条件还不成熟，首先是文化素质不行。”“各种民主形式怎么搞法，要看实际情况。”［40］ 邓小平关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必须结合国情在党的领导下有秩序地进行的思想，对我国整个政治体制改革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八，提出了一些评判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标准。概括起来主要有五条：一是看是否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二是看是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三是看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四是看是否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五是看是否有利于取得和保持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繁荣的社会环境。这是我国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权衡利弊得失的主要依据。按照这五条标准，就能保证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沿着正确的路径有步骤、有秩序地健康向前发展。 总之，邓小平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政治学说，是我们当前和今后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3).人民出版社，1972，524. ［2］转引自黄家驹等.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155. ［3］［5］［6］［7］［8］［9］［10］［11］［12］［13］［14］［15］［16］［17］ ［24］［25］［29］［31］［32］［33］［34］［35］［36］邓小平文选.(2).人民出版社，1994，176，168，176，327，332，335，335，335—336，336，333，336，339，205，322，359，146，98，329，321，329，326，331，342. ［4］［18］［19］［20］［21］［22］［23］［26］［27］［28］［30］［37］［38］［39］［40］ 邓小平文选.(3).人民出版社，1993，116，220，240，220，257，244，210，163，245，177，164，242，242，242，242. 转贴于 中国文秘网 http://www.zgwm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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