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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和邓小平民族利益思想研究 | |||||
| 作者：佚名 论文来源：中国文秘网 点击数：1549 更新时间：2006-4-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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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文 】 列宁和邓小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对民族利益问题作过许多精辟的论述，学习和研究他们的思想，对处理好我国民族利益问题，正确解决民族关系问题有着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一、不能正确对待民族利益就可能导致社会动荡 苏联解体以来，人们对苏联解体的原因进行了多方位、多角度的探讨，从民族关系的角度看，很多人认为苏联各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带来的民族之间严重的现实利益冲突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这种利益上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长期的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下，过度强调联邦国家的整体利益，忽视了各少数民族的地区利益，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既不平衡也不合理，一些民族地区成了单纯的原料产地，另一些民族地区成了专项产品的生产基地。这种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引起了许多民族严重不满，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曾对计划体制下土库曼斯坦的处境作过形象的描述，他写道，“不管对我们下达什么命令，我们都必须完成，为了意识形态的需要和为了解决中央的问题，发生过蓄意损害民族利益的情况，土库曼斯坦不能根据自己的倡议独立地解决任何一个问题。我们开采石油，天然气，但共和国谁也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这些产品按什么价格销往何处。棉花的情况也是这样。我们得到的是按某个地址发货的指示，甚至没有任何权利就此项目提出问题。这些实际上决定着土库曼斯坦经济的部门要直接服从中央，对出口本国原料所取得的利润和分配，共和国不能进行任何参与，但涉及到税收，却对我们有严格的要求。这是赤裸裸的歧视”。（尼亚佐夫：《永久中立，世代安宁》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54页）这种管理体制使各民族共和国丧失了经济活动的自主权、苏联封闭的经济管理体制难以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经济发展跟不上西方经济的发展步伐，人民的生活得不到较大的改善，这使许多民族共和国产生了想摆脱现有体制，寻找新的出路的想法，经济基础较好的波罗的海沿岸的民族共和国首先将想法付诸实施，建立了独立的国家。二是许多俄罗斯族人对列宁以来俄国一直推行的反对大俄罗斯主义的政策也不满意，他们认为俄罗斯在苏联时期实际充当了“大奶牛”的角色，其他少数民族“靠吮吸奶汁养肥了自己”，而俄罗斯民族却深受其害，不能利用自己丰富的自然资源，原有的经济、科技优势使本民族发展起来。这些人认为其他民族是制约俄罗斯民族发展的沉重包袱，主张甩掉其他落后的民族，振兴大俄罗斯族，这种主张得到了叶利钦的支持，叶利钦1996年6月批准发布的《俄罗斯联邦国家民族政策的构想》中提出，“俄罗斯民族是俄罗斯国家体制的支柱，它的自我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整个国家族际关系状况。俄罗斯民族的需求和利益应当在俄罗斯联邦发展纲要和地区发展纲要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在俄罗斯联邦境内各民族共和国和自治实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应当得到考虑”。在苏联境内少数民族和俄罗斯民族都对苏联民族政策不满的前提下，八十年代苏联政府倡导“民主化”、“公开性”、“政治多元化”、“多党制”的政治改革背景中，各民族的不满情绪像宣泄的闸门被打开一样，一发而不可收，各民族的民族主义利用不同的宗教信仰加速了民族矛盾的激化，民族分离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终于导致了苏联的彻底解体。苏联的解体说明，民族利益问题不单纯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它不仅影响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也影响着人们的民族感情，影响着党群关系，民族关系和社会稳定。苏联的成立和解体是20世纪中发生的重大事件，不论是苏联的成立还是解体都与民族利益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由于沙皇俄国存在着严重的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沙俄是“各民族的监狱”，从彼得堡打响十月革命的炮声时，许多地区的少数民族纷纷效仿，短时间内使庞大的沙俄帝国趋于瓦解；也正是由于十月革命后，列宁采取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切实保护了少数民族的利益，才使苏联得以建立，正如列宁在1922年10月27日接见英国记者M·法尔布曼时所说，“五年来我们在一个举世罕见的多民族国家里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使我们完全相信，在这类场合，对待民族利益的唯一正确的态度就是予以最大限度的满足，创造条件来排除由此引起冲突的一切可能。我们的经验使我们坚信，只有对各个民族的利益极其关心，才能消除冲突的根源，才能消除互不信任，才能消除对某种阴谋的担心，才能建立语言不同的人们、特别是工人农民的互相信任，没有这种信任，无论各族人民之间的和平关系，或者现代文明中一切珍贵事物的比较顺利的发展，都是绝对不可能的；”（《列宁全集》第二版第43卷第239-240页）也正是由于未能切实保护好各民族的利益，使强大的苏联在倾刻之间趋于瓦解。邓小平在总结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西南北差距拉大的实际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版第364页）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作出了开发大西北的伟大决策。 二、辩证地处理民族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的关系 民族利益和国家整体利益，既存在矛盾，又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达到融合、统一。马克思认为在民族社会或民族国家内部，民族利益实质上是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因此，分析一个民族国家时，首先应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分析，确认这个民族国家中哪个阶级是统治阶级，哪个阶级是被统治阶级，因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社会发展的历史实质上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民族的统治实质上是阶级的统治，民族是统治阶级的民族，民族社会内部阶级利益决定着民族利益。列宁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关系，认为少数几个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在侵略扩张的过程中和大多数被侵略、扩张的民族国家形成了尖锐对立的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应支持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同时也是在消弱压迫民族的统治力量，帮助压迫民族国家内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因此，无产阶级必须支持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自决权的斗争。列宁不仅清醒地看到了世界范围内存在着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而且清醒地认识到沙皇俄国从16世纪到19世纪末长期的侵略扩张中建立起的庞大的帝国内部也形成了尖锐的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关系，因此，俄国的无产阶级必须允许和支持俄国境内的100多个被压迫民族享有民族自决权和为获得自决权进行的斗争，因为这不仅“是遭受沙皇君主制度空前的民族压迫的俄国多数居民的要求”，“也是大俄罗斯居民本身的自由事业的要求，因为不根除黑帮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要俄罗斯居民就无法建立民主国家。”（《列宁全集第二版第24卷第61-62页）可见，承认民族自决权，是被压迫民族维护自身民族利益的需要，也是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的需要，但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其真正的和主要的任务不是促进各民族的自决，而是促进各民族的无产阶级自决。我们应当永远无条件地努力使各民族的无产阶级最紧密地联合起来。只有在个别的特殊情况下，我们才能提出并积极支持建立新的阶级国家或者用比较涣散的联邦制的统一代替一个国家政治上的完全统一等等要求”。（同上，第7卷第218页）可见，在列宁看来，“只有当民族压迫和民族摩擦”使各民族“共同生活完全不堪忍受，并且阻碍一切经济关系时”，民族的分离，建立松散的联邦才是合理的，而且俄国各民族的“居民群众根据日常的生活经验，十分清楚地理上和经济上联系的意义，大市场和大国家的优点”，（同上，第25卷第251页）因此无产阶级夺取了国家政权，建立了各民族平等的国家之后，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大国更有利于维护各民族的利益，十月革命胜利的当天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就宣布新政权保障俄国各族人民享有自决权，并相继承认了宣布独立的一系列民族共和国。获得了自决权的俄国少数民族由于长期在大俄罗斯压迫下形成的对俄罗斯人的敌意难以短时间消除，对新政权能否真正保证他们享有充分的民主与平等存有疑虑，这种情况下，列宁考虑到大多数民族都害怕建立像沙皇时期那种高度集中的统治，对列宁倡导的民主集中制的国家政权不太了解，于是列宁接受并采用了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可以说，联邦制本身就是当时环境下兼顾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产物，是辩证处理民族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关系的体现，既体现了民族利益，又不致使俄国四分五裂、骤然解体，危害国家整体利益，同时也为俄国将来向民主集中制的国家发展创造了条件。当然，列宁在最大限度地满足民族利益的同时，认识到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不仅存在着同一性，也存在着矛盾冲突性，一旦发生了冲突，他要求应以国家利益为重，因为在新的政权建立之后，无产阶级的利益、国家的利益、社会主义的利益是完全统一的，他说，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违背马克思主义和整个社会主义的原则，那就不能否认，社会主义的利益高于民族自决权的利益。为了实现芬兰、乌克兰及其他民族的自决权，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做了它所能够做的一切，并且还在继续做下去。但是，既然具体情况是，为了几个民族（波兰、立陶宛、库尔兰等）的自决权遭到侵犯这件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生存，目前受到了威胁，那就很清楚，保存社会主义共和国是更高的利益。”（同上，第33卷第254页）同理，1918年当列宁认为成立西伯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会给巩固苏维埃国家政权带来危害时，就坚决地给予制止。鉴于俄国历史上大民族主义给民族关系的正常发展造成的不良影响，列宁不仅侧重批评了大民族主义，而且要求大民族作出一定的让步，以抵偿本民族在历史上对小民族的剥削和压迫，消除小民族对大民族的不信任心理。 由于社会历史和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更为落后，而我国的少数民族又多数居住在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解决不好，国防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版第161页）就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发展。邓小平认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能切实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一定要将这一制度落到实处。他认为民族地区的发展和国家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客观要求，而民族地区的发展又离不开国家的发展和繁荣，民族地区如能得到发展，又会促进全国的发展，因此，国家制定政策时，一定要考虑民族地区的实际，照顾民族地方的利益，给当地的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他在《关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问题》中对如何解决少数民族的实际问题谈的非常具体，如给住在山上的贵州少数民族解决吃盐问题，住在西康的少数民族解决交通问题，这些地区如何发展教育，创办民族院校搞好医疗卫生等，要求要用事实说话，消除少数民族的不信任心理。邓小平认为为了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向这些地区派干部是必要的，但派干部必须少而精，重点应放在培养本地区的民族干部。他要求派来的干部要特别注意少数民族的意愿和态度，凡事必须和少数民族人民商量，党的干部必须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尊重少数民族的民主权利，他说：“在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方面，也要老老实实”，（同上，第170页）“少数民族的事应该由他们自己当家，这是他们的政治权利”。（同上，第166-167页）邓小平认为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改革是需要的，不搞改革，少数民族的贫困就不能消灭，不消灭贫困，就不能消灭落后，但是这个改革必须等到少数民族内部的条件具备了以后才能进行”，（同上，第164页）不能犯急性病。邓小平认为“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很重要的一环是贸易，经济工作应当以贸易工作为中心”，“在贸易上实行等价交换，但是有时还要有意识地准备赔钱”。（同上，第167-168页）邓小平还强调执行各项政策时必须考虑少数民族的实际，“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确定了一个原则，就是在汉族地区实行的各方面政策，包括经济政策，不能照搬到少数民族地区去，要区分哪些能用，哪些修改了才能用，哪些不能用”。（同上，第167页）从邓小平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是十分注意照顾少数民族利益的，从我国的民族政策来看，不论是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还是具体的法律、法规、法令中都对保障少数民族的正当权益作了明确规定，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我们十分注意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同上，第3卷第362页） 不论是苏联实行的民族共和国，还是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与国家的关系都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部分是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国家在保障部分利益的同时，维护着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维护着国家的整体利益，维护部分利益，有利于保障国家的整体利益，但过分强调部分利益，民族利益，忽视了无产阶级国家的整体利益，甚至出现了威胁国家整体利益时，国家就应以整体利益为重，坚决地反对狭隘民族的利益；反过来，每个民族都有每个民族的特点，每个地区的特点，如果忽视民族地区的差异，不顾民族地区的特点，过分强调国家的整体利益，不仅会引起民族的不满，而且民族的不满发展到严重程度时会危及到国家的安全，危及到国家的整体利益，因此，必须十分注意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坚决反对忽视民族利益的大民族主义。总之，列宁和邓小平都要求辩证地处理好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关系，既要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又要反对大民族主义，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中，大民族主义的危害较为严重，他们侧重反对的是大民族主义。 三、在开放的环境中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是维护民族利益的根本途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资本主义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版第245页），列宁和邓小平都认为在这种世界性的历史环境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使自己的利益得到切实的保护，要使本国、本民族得到发展，只能自觉地融入世界史的趋势中，尽可能广泛地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否则，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不融入世界史的趋势中，不加强民族内部的交往、民族之间的交往，那么，这个民族就很难生存下去。同理，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与资本主义国家交往也同样不能生存下来，列宁曾说过，“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来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167页） 为了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广泛交往的思想能被群众所接受，列宁曾用简单的公式言简意赅地向群众阐明了社会主义的含义，“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列宁文稿》第3卷1978年版第94页）甚至在和德国签订了割地赔款的布列斯特和约，全国人都仇视德国人的条件下还提出了“向德国人学习！”的口号。为了打破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列宁采取了许多措施，在1921年《给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达吉斯坦、哥里共和国的共产党员同志们》的信，要求这些地区的同志们充分利用自己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矿产资源，“通过实行租让和商品交换政策，对资本主义的西方在经济上要千方百计地加以利用，加强和加紧利用”，“尽力发展物产丰富的边疆的生产力，”（《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185页）借助联合外国资本赶上西方的国家。同时，在当时国家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力所能及地给少数民族人、财、物等方面的帮助，帮助这些地区恢复和发展民族经济。 邓小平认为对外开放是任何民族任何地区任何国家摆脱贫穷落后，走向繁荣昌盛的必由之路，他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关起门有两种，一种是对国外；还有一种是对国内，就是一个地区对另外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对另外一个部门。两种关门都不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版第64-65页）只有坚持两种开放，才会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才会增进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和相互信任，才能协调处理好民族间的相互关系。 马克思在1847年11月29日纪念波兰起义十七周年大会上说过，“要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他们就必须有共同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版第501页）列宁和邓小平都认为建立良好的民族关系符合各民族的利益，要建立良好的民族关系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各民族真正的平等；二是各民族共同的利益需要。民族平等是建立良好的民族关系的前提，共同的利益是缔结良好的稳固的民族关系的纽带，恩格斯曾说过，“没有共同的利益就不会有统一的目的，更谈不上统一的行动了”。（同上，第508页）列宁始终强调“民族要求服从阶级斗争利益”，（《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238页）要求共产党人“不应当只为本民族着想，而应当把一切民族的利益、一切民族的普遍自由和平等置于本民族之上”，特别是小民族的共产党人“在任何场合都应当反对小民族的狭隘性、封闭性和隔绝状态，而主张照顾整体和大局，主张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同上，第28卷第43页）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之后，列宁认为新的国家政权已经尽可能地保障了各民族的民族自决权，民族自决权已不是民族的基本要求，而恢复和发展生产力，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是保证新的社会制度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也是各民族的共同的利益所在，因为“社会主义的利益高于民族自决权的利益”，（同上，第33卷第254页）在新的历史环境下，苏维埃政权不仅要保证各民族在法律上的平等，而且“必须加紧帮助落后的弱小民族”（同上，第36卷第86页）使他们的经济得到尽快的发展，最终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和共同的繁荣发展，实现民族的融合。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同发展，是邓小平解决矛盾的特点，也是他解决民族问题的特色。建国初期我国实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顺利地完成了对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任务，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然而，“文革”期间错误理解了“民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的理论，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民族地区大搞阶级斗争，批判唯生产力论，结果导致民族经济严重滑坡、民族纷争频繁发生、严重危害了民族团结、边防巩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历史进入了新的阶段，中国的民族关系也开始发生了重大转折，和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相适应，中国的民族关系也从以前的封闭状态向开放方向发展，实现现代化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要求。1979年邓小平谈到我国的民族工作时指出，“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各民族的不同宗教的爱国人士有了很大进步。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进程中，各民族的社会主义一致性将更加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将更加巩固”、（《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版第186页）他于1988年11月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题词又重申了这一观点“加速现代化建设，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将实现现代化作为各民族新时代的共同利益追求是邓小平民族理论的显著特点，由于少数民族经济文化水平起点低，导致这些地区实现现代化比我国经济发达地区要困难的多，为了加快这些地区的发展，邓小平在改革之初的1978年就提出“在西北、西南和其他一些地区，那里的生产和群众生活还很困难，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以帮助，特别要从物质上给以有力的支持”（同上、第152页）在邓小平的指导下，中央于1979年就从国家全局的高度安排部署了经济发达省市同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对口支援和经济协作。20年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边贸口岸的开通，国内贸易的发展，交通、通讯设施的改善，医疗卫生的加强，广播、卫星电视的普及等等，使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这些变化预示着少数民族正从封闭的状态中走向交往日益增多的现代的开放的民族关系中。虽然从纵向相比我国的少数民族有了很大发展，然而横向的和我国经济较发达的其他地区相比、少数民族地区总体来说还是较为落后的，甚至和发达地区的差距还有扩大的趋势。江泽民认为，如果少数民族地区长期滞后于先进地区，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最终成功，他说，“没有西部地区的繁荣昌盛，就不可能实现我们整个国家的繁荣富强，没有西部地区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就不可能保持我们整个国家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没有西部地区的全面振兴，就不可能达到整个中华民族的振兴；没有我们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终成功”。（《共同富裕之路》第3卷，中国华侨出版社，第5页） 邓小平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列宁在开放环境中发展民族经济的思想，而且提出了衡量民族工作好坏的标准只能看那个地区能否发展起来。邓小平谈到西藏时说过，“我们的政策是着眼于把这些地区发展起来”，并要求把帮助少数民族的发展作为一项长期的坚定不移的任务来抓，并预言只要我们长期不懈地抓下去，西藏、内蒙古等地就可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他要求观察少数民族地区应该重实质而不在于形式、“主要是看那个地区能不能发展起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版第246-247页）将“能不能发展起来”作为衡量民族工作是否取得成效的标准是邓小平对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一大贡献，那个民族地区能够尽快地发展起来，那里的群众就会安居乐业，民族关系就会融洽，也就说明这里的民族工作搞好了；那个民族地区不能发展起来，那里的群众生活水平就不能提高，群众的不满情绪就会增多，民族关系就会紧张起来，就说明这里的民族工作还没有做好。实践反复证明，发展确实是硬道理，是指导民族工作健康发展的法宝。 从上分析可以看出，列宁和邓小平都非常重视民族利益问题，都要求多民族国家处理民族利益问题时，既要维护每个民族的利益，保障每个民族的正当利益得以实现，又要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保障国家的长远利益；他们认为维护和保障国家的利益实质上也是维护和保障每个民族的长远利益。在民族利益上，既要反对忽视民族利益的大民族主义，又要反对过分强调民族利益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列宁和邓小平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侧重反对了大民族主义。他们认为民族问题是个长期的复杂的问题，列宁说过民族问题，“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同上，第39卷，第2版第71页）因此，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都应非常重视民族问题，重视民族的利益问题，忽视民族差别，消除民族多样性的观点是荒唐可笑的、是有害的；同时，他们也对狭隘的民族主义进行了批判，认为民族利益如果威胁到国家整体利益时，就应坚决给予制止。他们认为民族狭隘主义与该民族的“全部经济生活基础”有着必然的联系，列宁说过“一个国家愈是落后，这个国家的小农业生产，宗教制度和闭塞性就愈加厉害，也必然使深刻的小资产阶级偏见，即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狭隘性的偏见表现得特别厉害和顽固”（《列宁全集》第39卷第2版第165页）因此，要从根本上消除民族狭隘主义，只能在开放的环境中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列宁虽然提出了在开放的环境中发展民族经济文化的理论，并在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开始引进和利用外资促进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然而，由于列宁逝世太早，他提出的在开放的环境中发展民族经济文化的理论并未得到很好的实施。新经济政策被废除后，苏联建立了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这种体制过多地限制了加盟共和国的自主权，经济计划的安排未能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利益，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迟缓，引起了少数民族的不满，长期的民族同化政策扼制了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正常发展，刺激了民族对立情绪的增长，二战前后吞并了大片别国领土，强行将边疆的少数民族迁往寒冷荒凉的中亚和西伯利亚，加深了民族的积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为民族不满情绪演变为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提供了契机，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政治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的组织起来，削弱着中央的权威，最终导致了政局失控，国家解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千方百计地帮助民族地区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大了扶贫力度，加强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加快了民族地区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顺应了经济发展的规律，逐步将少数民族地区引上了市场经济的轨道，改变了帮助的方式，从以前的无偿援助为主转到主要鼓励民族间互利互惠广泛开展商贸交流的发展模式上，在相对平等的商贸交往中，发达地区和民族地区的优势得到了互补，发达地区需要的资源和市场得到了满足，民族地区也获得了自己需要的资金和技术。不仅在民族之间、地区之间的交往中双方都获得了经济上的利益，而且以经济为纽带带动了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各民族的文化在交流的碰撞中，每个民族都在不断地淘汰本民族文化中的落后的内容，吸收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一些优秀成果，各民族以其传统的文化为特色逐步融入了世界文化的潮流，丰富了世界文化的内容，推动着世界文化的发展。总之，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国逐步形成了以“开放发展”为主题的新的民族关系发展思路，这一新思路符合各民族的利益，有利于形成和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有利于消除民族间的歧视、隔阂、消除各民族间历史形成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有利于各民族共同的繁荣和发展，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持久的巩固的民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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