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文革教训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邓小平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生活重新进行了审视。经过长期观察与深入思考，邓小平逐步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本质的科学认识即社会主义政治本质上是人民的全局性利益关系。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就其本质而言“是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页。），是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最根本利益”。人民的根本利益即全局性利益不仅是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现象区别于其它社会现象的基本标志，而且是社会主义政治与资本主义政治的根本区别之所在。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政治本质的上述认识，邓小平找到了认识与分析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现象的现实立足点——人民的根本利益。邓小平的全部政治思维活动均是立足于此而展开的。
首先，邓小平从人民根本利益的角度对“社会主义政治”的涵义作出了新的界定。他将社会主义政治科学界定为“大局”。所谓大局，即是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邓小平始终坚持从大局的高度把握社会主义政治的内涵，并据此提出了判别政治现象与非政治现象以及衡量政治工作好坏的客观标准。一方面，邓小平提出判别一个社会现象是否为政治现象关键是看该现象是否体现或代表了人民的全局性利益即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凡是体现人民全局性利益的现象即为政治现象，反之，若仅代表人民的局部利益或近期利益的现象则为经济等其它社会现象。邓小平正是依据该标准将现代化建设、国内外阶级斗争、保持政局稳定等视为“大局”即政治的。另一方面，邓小平则提出衡量各项实际政治工作或政策好坏的价值标准是看“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答应不答应”。邓小平之所以反复强调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下去，是因为“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页。）。

其次，邓小平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确定我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及其途径。邓小平立足于人民的全局性利益，一方面从人类解放历史进程的高度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终极目标确定为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另一方面则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将我国现阶段政治发展的具体目标确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即“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页。）。由于我国政治体制方面存在的弊端严重妨碍了人民民主权利的行使，因此，要实现上述政治发展目标，必须改革现行政治体制。这样，政治体制改革即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动力及其实现途径。然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而不可动摇甚至否定该制度。因为，“一旦否定该制度，中国就将重新陷入混乱、分裂、倒退和黑暗，中国人民将失去一切希望”（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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