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日利亚的经验证明，伊博人主动挑起的内战不仅未能象美国南北战争那样消除本国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也未能创造出一种新的利益协调模式（如果说有的话，就是除了贪污还是贪污，每一派的人上台后都尽可能地为自己拼命地捞一把），反而给整个民族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因此，这是一种失败的发展“模式”，失败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央政府未能采取明智的政策，建立一种合法而又切合实际的利益协调机制，以至整个国家在向现代化进军时失去了应有的平衡和稳定。这样，尼日利亚想成为“黑非洲经济火车头”的发展愿望只能是一个十分遥远的回忆，甚至没有人指望这个在发展道路上遭遇失败的国家，能寻找到任何一种摆脱困境的方法。 伊朗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在本世纪６０年代前，伊朗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人均收入不到３００美元。１９５３年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复位，这是一个力图使伊朗跻身于世界最发达地区行列的雄心勃勃的铁腕人物。在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后，巴列维于６０年代初发动了一场全面的社会经济改革运动，他称其为“白色革命”。“白色革命”包括以下一些内容：土地改革，森林收归国有，工人入股分红，取消妇女面纱，给妇女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６项措施。这是一个十分激进的改革运动，旨在从根本上改变伊朗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以便使伊朗尽快向资本主义现代国家转化。其中最有意义的是关于农业和土地制度的改革措施。１９６２年１月９日伊朗政府公布的土地改革法共有９章，涉及到许多方面，从所有权的转移到农业服务项目的增加。它规定个人占有的土地不得超过６个“当”，多余的土地必须出售给土地改革局。违法的地主将遭严惩，守法的地主则可得到补偿。地主在土地改革中处于不利地位，但当局仍为地主提供了三种选择：他们可将自己的土地分割、出租或出售。这样的政策大大减缓了与地主的直接冲突。土地改革局则将这些收购来的土地以较低的价格出售给农民，农民可在１５年内分期会清费用。土地改革的结果是大片土地从少数土地占有者手中转移给了广大的分成制佃农，地主虽然不满，却无法对抗政府和农民的压力。应该说，国王在处理农民与地主矛盾的过程中采用了比较明智的做法，但在改革中他却未能协调同宗教势力的冲突，尽管政府在土改中对宗教地产一再采取温和的抚慰措施，土地改革和取消妇女面纱等行动仍然遭到了宗教势力的强烈反对。宗教首领阿亚图拉霍梅尼领导的反政府示威被巴列维国王血腥镇压了下去，霍梅尼被流放到国外。虽然绝大多数伊朗人都是虔诚的信徒，他们在国王的改革中却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因此，９５％以上的伊朗人在国王与霍梅尼的冲突中站到了国王一边，坚决支持国王的现代化目标，使巴列维国王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障碍清除之后，伊朗的民族工业开始迅速发展起来，国民经济以９％－１２％的比率持续增长。人均收入１９６５年为３００美元，到１９７７年时几乎增长了一倍。在一段时期内，伊朗的工业化进程应该说是相当顺利的，似乎没有一个国家能象伊朗人那样幸运。然而，在这种表象后却隐藏着一种潜在的危机，那就是这一切成就都在于有国王的支持，而国王本身的权力又大得不受任何制约，民族的命运全系于一人之身，这种高速度的工定化显然有很大的风险。随着伊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石油美元滚滚而来，这种潜在的危险也就日益暴露出来。国王为自己的成就所陶醉，开始独断专行，野心膨胀，俨然以一个世界伟人自居，忘记了他要实现的目标和能力之间的差距，也忘记了宗教势力对其政权的威胁－１９６３年他实际上只击败了霍梅尼，而未击败整个宗教势力。从７０年代起，国王一心要在军事上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用１９０亿美元购买了与其国力根本不相称的美式先进武器，而在１９７１年前，伊朗军费每年的开支不超过１０亿美元。另一方面，国王对伊朗资金的大量外流不闻不问，对政府机构中越来越严重的贪污腐败之风丝毫不加制止，生活费用的上涨以及普遍的财政骗局损害了中产阶级下层和工人阶级的利益，禁止言论自由使知识分子感到失望，而强迫老板向工人出售４９％的股票又使企业主感到沮丧，允许赌博和酗酒则不必要地激怒了宗教势力。国王头脑发热，他的随心所欲使他不再注意协调各社会集团的利益（而这本是他１９６３年获胜的基础），反而使自己成为破坏一切社会集团利益的代表，于是他开始遭到９５％以上的伊朗人的反对。国王的政策终于在１９７７年底导致伊朗经济恶化，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经济动乱和政治动乱，动摇了国王的统治根基。以霍梅尼为首的宗教势力利用这一有利的契机，很快将巴列维赶下了台。

    倡导现代化的人由于现代化的进程而倒台，并由此导致现代化进程的大倒退，这实在是一个民族的悲剧。伊朗式悲剧的发生在于现代化的领导者，控制绝对权力的人未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对协调各社会集团利益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结果使一个已初具轮廓的现代化大厦毁于一旦。相比之下，伊朗的挫折比尼日利亚更发人深省。

    第三节 巴西的启示

    使我人能得到某种启示的是巴西的例子。巴西是南美最大，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许没有哪个国家形成了巴西那样明显的社会利益集团，这种利益集团的名字叫帕尼林哈（panelinha），它的原意是指一种长柄平底锅。典型的帕尼林哈的成员由以下成员组成：关税官员，保险公司职员，律师，经纪人或会计师，银行家，州、市的官员或议员。同一帕尼林哈的成员们相互为对方提供方便：议员在立法时为银行家的利益讲话，关税官员为经纪人提供方便，银行家为他们的活动提供资金，律师则为他们的活动辩护。如果集团中谁拒绝为同伴提供此类帮助，那么他也就失去了别人的帮助。举例而言，成员们可能享受到很多法律上的豁免，因为来自法律的压力可能由与他们有关联的警察或法官去分担。假如一个银行家离开他的帕尼林哈，他将会失去与他地位相等的人的储蓄，这笔财产可能是很可观的，而银行家很难再寻找到替代人选，因为大部分有财产的人选已经与其余的帕尼林哈联系在一起了。又如，一个议员在某种程度上依靠他的伙伴们为其竞选（因此也是为了他的薪金和交情）弄来的选票，这些选票可能来自雇员、佃户、债务人以及其他私人或集团，这些人以某种方式被迫依附于该帕尼林哈的其他成员。反过来，这些成员也依靠这个议员，因为他与政府的不同部门的联系在解决种种问题时是极其重要的，比如得到进口许可执照，弄到建筑许可证，获得可靠的情报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这样，巴西社会就形成了一个网状的蜂巢结构，其成员因为渴盼从相互之间的联系而获利的心理而被捆在了一起。当然，并非所有的巴西人都是帕尼林哈的成员，他们必须占有某种资源，无论是知识，财富或关系。普通的工人农民无法进入这种联盟，因为他们几乎无法提供任何可以交换的利益。因而，帕尼林哈完全是一种特权者联盟，由于其成员之间既无正式的承诺，也不举行正式会议，一般人纵有不满也无可奈何。然而它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存在于巴西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之中－甚至包括娱乐、文化、文学与学术领域。也就是说，多数人被剥夺了“完全”进入巴西社会生活的权利。 然而，社会生活的变化同样不可避免地冲击着巴西。随着本世纪５０年代后真正开始向工业化进军、巴西工业无产阶级的力量壮大起来，他们日益要求调整原有的利益分配模式，这样，有产者与劳工的利益冲突越演越烈。１９６１年后，由于经济的持续恶化，巴西致力于工业化的目标不仅不可能实现，反而陷入了一种危险的动乱之中，很多人预言巴西即将发生革命。

    企业家们要求削减工资以降低成本，使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工会则强硬地要求增加工资，以便应付生活费用的上涨。在此利益冲突不可避免的形势下，军队得到中产阶级的支持于１９６４年发动了政变。巴西军队采取的战略是，拧紧盖子上的螺丝钉以顶住来自下面的压力，用镇压和意识形态的控制来对会工人。很多工会领导人被逮捕，拷打和暗杀，恐怖行动遍及全国。

    在这个军事政权统治下，特别是１９６８年以来，潜在的政权反对派的根子被无情地铲除掉了。根据军政府公布的１９６５年第２号制度法，废除了先前所有的全国性政党，取而代之的是军政府的党，全国革新联盟（ARENA），以及官方促建的反对党－巴西民主运动（MDB）。与此同时，主要反对派的政治家们被剥夺了选举权，持反对意见的学院教授和文官等则被强制退休。有资料表明，在１９７８年１月，担任公众领导职务的人有４８７７人失去了工作，被强迫退休或丧失了授给他们的权力。在这次全面的大清洗中，新的国家情报服务处（SNI）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个巨大的情报部门的头头是内阁成员，使用的是最现代化的资料处理技术及中世纪式的“资料抽查”方法。１９７３年国际大赦公布了１０８１人的名单，这些人都诉说他们遭到了折磨和审讯。“我们可以说拷打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而且它已成了行政部门的任务。拷打被用于大多数审讯中，甚至用于因迟到一会而被拘押的人，还有那些仅仅因为缺少必要的身份证件而在‘扫荡’性拘捕中被扣留的人。”这种镇压的一个特点是，在行动中完全由非官方的离职警察组成的准军事集团充当主角，据路透社估计，这种“死亡队”至少使１３００人受害。

    以工人阶级与农民为基础的反对派受到了有组织的镇压。在瓦加斯统治巴西的所谓新国家时期（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已创立了一个立法框架，并于１９４３年颁布了“团结劳工法”，该法能有效地防止出现政治上独立的工会。５０年代中期以后，该法的实施较松，这就给工会运动的发展以有利的时机。但是这一法令在被古拉特军政府修改后，被强迫实行以消灭工会的反抗。不合作的工会领导人被清除，４００多个工会被“接管”，罢工成为非法行动，所有的参加者都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工资谈判被冻结，就职保险规定被废除。事实上决定工资水平的权力落到了总统办公室手中，据估计，在１９６５－１９７４年间工业部门工资的实际价值下降了１５％。随后，军人政权又镇压了成百个农民组织的反抗活动。

    除镇压之外，军队还采用了同化的方式，这在该政权对待工会的政策上体现的最为明显。１９６４年后，新政权在很大程度上仍依靠团结劳工法的框架，按此建立在明确无误的阶级合作主义的基础之上的，按照等级制构成的工会组织，应能起到在主要经济部门中实行阶级合作的作用。事实上，官方工会已取代了原来由工人自己建立的工会。官方工会的主要责任被确定为“在推动社会团结中与当局合作”，其财政来源于政府对工会成员每年的征税，这种税相当于每个工人一天的工资，此税由劳工部长征收和分配，不允许用作支持罢工的基金。这种财政控制以及把恭顺的人任命到关键的工会位置上－这些人被称之为“帕勒果士”（Pelegos），意指披在马与鞍之间的羊毛毯，它使马更易驾驭－在很大程度上把工会领导人降低到行政代理人的地位，使其仅仅充当了一个为其成员分配不同的社会利益和娱乐服务的角色。

    这种官民合作方式在二战以后被证明是不能持久的，因为个别劳工领导人总是试图利用其地位的某些优势－如威胁举行罢工，以及充当为社会分配稀有资源的庇护人的机会－去获得真正的政治影响力。１９６０年，巴西颁布了社会保险法，由此建立了一系列分别代表不同产业部门的独立机构，工会领导人在其中被赋予了很大的代表权，并由此进一步使其得到了充当保护人的可能性。６０年代初期巴西经济的衰退，更使得工会领导人在代表其成员发言时越来越富有战斗性。这些机遇无疑有助于他们力量的加强，于是，古拉特以后的政权都迅速地对其重新加强了控制，用可靠的帕勒果士取代被清洗的工会领导人，把各种各样的机构合并成全国社会保险协会（INPS）－因为这样做便减少了工会的代表。与此同时，新上台的领导人基本上还是成功地防止了工会成员的减少，其方式是保证增加每个工会成员的经济福利。此外，他们还为工联主义者优先提供更多的受雇于国家的工作机会。１９６６年又提出了对工会成员及其子女的奖学金计划，１９７０年则用新的方式扩大了工会对社会服务行政管理的权限。这种又打又拉的手法显然取得了很大的效果。

    在对工人进行所谓“同化”工作的同时，军政府还尽量用官方资助的雇主工会和农民联合会，取代以前相对独立的农村工会与农民团体，因为后者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前者。按此方式，“不要太长的时间，每一个城市的个体都将被束缚进这种官方资助的网络中．．．．与之相伴的当然是为人们提供某些细微但表面上很漂亮的社会服务。”

    最后剩下来的那些不合作的，曾在古拉特时代引起过政府很大不安的团体，首先将会被政府收买下来，然后被尽力限制在任何将来的激进动员都被允许的范围之内。

    １９６４年以后，军政府谋求保证其统治的第三种手段是意识形态上的控制。传统上，巴西的独裁主义政府对不同的政治信仰不是相对宽容和实际的，反映在政治文化中，就是意识形态的两极分化还非常罕见。然而，面对激进的大众意识形态与工人阶级自我意识的不断增长，古拉特以后的政府采用了一切手段来铲除产生“颠覆性”的意识形态的根源－关闭巴西高级研究学院，使大众扫盲计划非政治化，对所有传播媒介进行审查，并积极地寻求提炼一种新的更合适的政治价值，再由官方来强制灌输这种意识形态。这种官方意识形态的中心是民族主义，它主张人们应忠于政府，热爱国家，克尽职守等，总之，人们应该热爱巴西，热爱巴西的一切。世界杯足球赛也被充分利用来达到这一目标，当巴西获得世界冠军时，“全国各地都是旗帜、颂歌、赞美诗、大量的张贴画及传单来赞美巴西的伟大。”显然，不论巴西社会存在多少矛盾，军政府总算在这一时刻把全民族从形式上团结在了一起。 新政权全面取缔了一切民主活动以及一切民主组织，严厉镇压了一切工农活动，经过数十年的努力，终于恢复了“稳定的秩序”。与伊朗国王的不同之处在于，军人并未包办一切，而是将新经济政策的制定权，转入了一批留美归国的专家们手中。这些专家主张实行稳定经济的政策，以控制通货膨胀率、降低工资、恢复工业利润为主要目标。专家们认为，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是要为本国持续的酱积累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于是，在政变后的一段时期内，工人实际工资被迫降低，政府开支也大幅度削减，而向工业界和农业部门提供的贷款却大为增加。其宗旨是提供一切企业主可望得到的利润，以此来增加生产和提高生产率。

    从效果上看，新政府取得了某些成功：通货膨胀率从１９６４年的９１．９％开始下降，至１９７０年以后已降至２０％以下。与此同时，巴西经济开始回升，１９６８－１９８４年间出现了被称为巴西经济奇迹的增长阶段。今天，巴西已开始向很多国家和地区出口工业品，其中包括先进的武器装备，如果以经济的飞速增长作为成标志的话；巴西似乎是成楞的，但其成功的代价是民主自由的丧失，工人利益受到强制性的损害。由于工人被迫接受低工资，生产增长的收益主要落入了工商界的手中。从１９７１年至１９８４年，巴西实际工资呈下降状态，１９８４年工人工资的实际购买力比１９７１年下降了５０％。这是一个十分令人吃惊的数字，也是军政府强制性措施带来的后果，这种新的利益分配模式极大地损害了工农的利益，但它却多少使经济有所增长。而工农大众在自身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情况下并未奋起进行大规模的反抗，除了军政府的高压政策、中产阶级对工人的敌视之个，其原因也还在于巴西的整个经济状况似乎在好转，这就使一般民众对未来抱有某种模糊的期望，从而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巴西的例子是复杂的，由于它和印度一样，都是第三世界的大国，又是各种新的矛盾特别集中的地方，因而，它的例子不断从各种角度被学者们用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但不论怎样讲，巴西的例子是能给人以某种关于发展的启示的。

    从上述各国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各国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碰到如何协调各种利益冲突的问题，而成功地建立起利益协调模式的国家，都有如下一些特点：

    （一）在初始阶段，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的利益协调，不可避免地要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工人，农民及其他体力劳动者的利益。这一方面证明，原始资本的积累在很多国家依赖于对劳动者的压榨；另一方面也表明，劳动者在各方面尚未成熟到能有效捍卫自己利益的程度。

    （二）现代工业化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新的企业家集团、知识精英及其政治代表。如果新的利益协调最终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工业化进程将会受到很大影响。伊朗与巴西的例子就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这一点。

    （三）能否顺利解决旧有特权阶级在新体系中的归属问题，大体上决定着一国在其现代化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越顺利则付出的代价越小，反之则越大。

    （四）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协调各集团的利益，如果冲突势不可名，总是力量总和较强的一方获胜，而不取决于谁更坚决地实施工业化方针。因，想要取得成功的现代化领导集团，一定要在利益协调中团结一切可能的力量，以使力量的对比有利于己方。

    发展过程中的挫折和失败表明，由发展而引起的社会转型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如何减缓这一过程中的痛苦，当是每一个雄心勃勃的执行现代化计划的政治家需要认真考虑的事。如若处理不当，必然导致一个国家或民族现代化进程的失败。当然，如果某些痛苦是不可避免的话，它应该更多地属于那些正逐步被淘汰的集团和阶级，这或许是一条最重要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