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些基本看法

    《中国的民族主义》一书的主编Unger在引言中对于其余九位学者的观点逐一作了介绍，当然也发表了他自己的看法；这使得我们可以对西方学者的观点作一个鸟瞰。笔者认为，西方学者对于中国的民族主义的看法大致可以归纳成以下几点。
    1. 中国的民族主义情感（sentiments）超越了一切政治光谱，因此，无论中国的政治与经济今后走向哪个方向，中国的民族主义都是西方人必须时刻警惕的大事。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已经名存实亡，取而代之的很可能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更为重要的是：“当中国今天正在脱离党对意识形态的独断控制时，爱国民族主义已植根于国家政权之外。”①Unger认为：虽然中国政府把自己扮演成民族主义的卫士，虽然中国政府需要寻找新的合法性基础而民族主义对此有用，但中国政府并不比许多其他国家的政府吵嚷得更凶（Unger引用一位美国历史学家Peter F. Sugar的话说：“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无论其国家举足轻重还是无足轻重，其领导人都在不停地利用他们能够利用的一切交流手段去培育民族主义这种对于国家的忠诚。”），因为中国需要对外开放，并且开放带来经济上的好处。澳大利亚学者白杰明（Geremie R.?Barme）则更进一步认为：“随着老同志过时的政治日渐销声匿迹，一个根本性的代际更迭和意识形态转换正在变得势不可挡。时至今日，狭隘的原教旨主义者还喜欢以某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压制失去控制的振兴民族和发展经济的热情。但是，曾经给予中国人某种视角和自尊的毛主义世界观已被毁弃并无人为之辩护。剩下的是一战前式的粗陋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自70年代以来被重新解释，并受到国际传媒制造的‘东亚’经济与文化崛起的神话与噱头的大肆渲染。现在的信仰是科学、物质财富、资本主义和国家强盛。无论是中国传统的温和派影响，还是所有关于迅速崛起的中产阶级的谈论，以及任何现代布尔乔亚的忧惧，都不能冲减这种信仰。民族主义乃至超级民族主义情感跨越了整个政治光谱，可以断定，任何持有上述观点的个人和集团都在更为广阔的社会中有着追随者。”②换言之，在失去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控制，以及中国具有温和特点的传统文化的冲减作用的中国社会，中国的民族主义反而有可能变得更为赤裸裸，更不可控制。事实上或想象中的民族主义超越政府控制，以及中国日益强大的前景，使得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今天的些许民族主义情绪，也比“文革”时期的大声喧哗来得严峻。
    2. 存在着对于中国的乐观主义观点，乐观的基础在于推断中国存在着深刻的地域分裂。
    这种乐观主义观点的代表人物是Edward Friedman，他撰写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一书的第八章“民主主义的中国民族主义”（A Democratic Chinese Nationalism？）。在此之前，他还出版了一本在西方很有影响的有关中国民族主义的书《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认同与民主前景》（National Identity and Democratic Prospects in Socialist China），该书于1995年由M.E.Sharpe公司出版。
    据Unger介绍其撰写的第八章及笔者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认同与民主前景》一书的阅读，Friedman的观点大致可以概括如下：“广东、福建、上海等南方沿海地区的人们已经起来反对单一北方的历史神话，黄河是中华民族来源的神话，转而强调多样化的起源和传统。”③Friedman认为或声称南方的中国人认为：“有着一个强调商业开放性、国际互动、分权的南方文化，以及一个集权、好战、封闭、仇视外国人、反帝民族主义的落后的北方文化。汉民族仅仅是一个政府制造的历史神话，根本不存在一个汉民族。随着南方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北方的支配正在逐渐削弱，而南方文化正在逐渐取得优势地位。”为了加强他的观点，Friedman引用了中国前些时候关于楚文化的热炒现象。为了解释中国共产党起源于南方、中共早期领导人多为南方人这样一个事实，Friedman极为强调客家人这个概念。他认为或声称南方的中国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走上了反帝民族主义道路并采用了其他一些他们认为不好的政策，是因为中共各级组织中的南方人多为假南方人，即客家人。邓小平是客家人，毛泽东的祖先是明代移至南方的客家人，且其本人长期在落后的北方封闭地区陕北居住；而真正的南方人如彭德怀和周恩来则力图纠正“非理性的落后的毛”。“长征只不过是从一些客家村落到另一些客家村落的移动。”④
    3. 更为中性的观点是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前景。
    Unger指出：“Friedman和白杰明展示了看上去处于对角线两端的两个场景。”但他认为，这也反映了中国的现实。“中国的民族主义就像《圣经》中约瑟的那件色彩斑斓的外套。它不是由一块布缝制的，不可以作简单理解。它是由政权反复灌输的爱国主义政治召唤、汉民族认同，以及文化自豪感；它是建立一个伟大的民族的抱负与日益增长的地方本位主义的混合物，它同时包括开放的乐观主义和仇外情绪。”Unger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前途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前景：“只要经济发展顺利，只要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未来看上去光明，开放将占主流，反常的民族主义情绪只能在大众娱乐中满足一些情感需要，而在实际生活中无甚吸引力。如果正好相反，当下的经济扩张情况恶化，如果中国人的抱负成为泡影，全套的高度民族主义情绪随时可供作更严肃的考虑。”⑤
    Unger还介绍了其他学者的一些观点⑥。《中国的民族主义》的第一章由James Townsend撰写。这一章主要是针对以Joseph Levenson为代表的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主要是文化主义（culturalism）的，即以中国文明为忠诚对象，而不以国家、种族（State或ethnicity）或两者兼有为忠诚对象。James Townsend认为：今日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多层次的复合体，包括政治民族主义、汉民族认同，以及文化主义自豪感。所有这些情感都被本世纪更迭的中国政权部分地塑造或重新塑造了。第二章的作者Prasenjit Duara（杜赞奇）则受到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启发，试图对民族主义重新分类，其结论对于Townsend的观点是一个补充。
    John Fitzgerald在第三章中则试图描述中国的近当代国家政权如何不断地改变国家的定义，以及伴随的民族主义内容。他试图论述19世纪的儒家改良派为何仍旧恪守认同于中国文明的文化主义传统，世纪之交的自由共和派如何认为国家是公民的集合体；如何和为什么国民党的革命者和国家缔造者们将国家定义为中国种族的集合体，而共产党则加进了阶级内容。他认为，公民、种族或阶级的国家概念都是国家政权制造出来的，中国人民对于他们的从属关系则另有概念。
    白鲁恂（Lucian Pye）则在第四章中探索“非政权主导的民族认同形式”。他认为，除了国民党与共产党关于民族的概念之外，还有“通商口岸（coastal treaty ports）的现代化中国文化”。他声称：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是最现代化的人们成为民族主义的代言人，唯独中国是例外。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少有现代化的领导人。白鲁恂认为，中国今天面对的仍旧是“不发达的和不完整的”（inchoate and incoherent）民族主义形式。他将此归咎于中国“早期对于战前发生在沿海地区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汇合的排斥”。
    王赓武则在第五章中将民族主义与现代化汇合的失败归咎于“五四”运动的“自由民族主义”的两大政党的排斥。王怀疑共产党在抗日游击战期间在北方农村的农民中宣传的民族主义是否真在随后的共产党的胜利中起了关键性作用。但Unger认为，很少有人能够怀疑战争和共产党的组织工作确实为以民族主义――当然还有其他许多东西――穿透地方主义壁垒开了路。
    Allen Chun则在第六章中以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框架分析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如何重新塑造民族主义的内容。他认为，台湾政权是将民族主义与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相联系，并且选择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倡纪律与控制的部分，将这种由国民党自己重构的传统中国价值通过学校、大众传媒和军队向台湾民众反复灌输。
    George T. Crane则在第七章中着重讨论经济特区的重大意义。他认为，经济特区及其经济实践已经逐渐改变了中国的民族认同。他甚至导入了“民族经济认同（national economic identity）”这样一个概念。他和Towsend都认为，中国的大众并没有好斗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相反，80年代和90年代都是中国人开放地接受外来思想和影响的时代。

    “操外国人就是爱国”：介绍白杰明的观点

    澳大利亚学者白杰明（Geremie R. Barme）混迹于中国学术、文化圈及至市井二十余年，对于中国的文人圈有着细致入微的了解。这次他撰写《中国的民族主义》一书的第九章“操外国人就是爱国：中国的前卫民族主义者（To Screw Foreigners Is Patriotic: China’s AvantGarde Nationalists）”⑦。我们在这里之所以着重介绍他的观点，是因为我们认为中国学术界有必要了解西方学术界存在的关于中国事务的极端且有蛊惑力的一些观点，恰恰是这一类极端的观点风靡着喜欢危言耸听的西方大众传媒⑧。另外，白杰明确实掌握了有关中国文人圈的许多基本事实，似乎比其他西方学者要多得多，虽然这并不见得使他能够描绘出一幅比其他西方学者更为正确的整体上的中国图景。
    “操外国人就是爱国”这个题目，据白杰明在文中介绍：得自桑晔对一些在澳大利亚的中国大陆留学生的访谈。据桑晔说这些大陆留学生“认为操外国×也算爱国（原文为汉语拼音加英文解释：to screw foreign cunt is a kind of patriotism）”。使用这样一个富有刺激性的题目，是想以此概括中国人当下的精神状态。白杰明在该章开头还引用了《北京人在纽约》的一个镜头：主人公王启明雇了一个白肤金发丰乳的纽约妓女，要在她身上发泄自己的挫折感；王骑在那个妓女身上，在她身上洒满了钱；当钱在床上旋转飘落时，王要那个婊子反复地叫喊“我爱你”。白杰明声称：这是中国大陆的观众，特别是知识分子最喜欢的一个镜头。这个镜头基本上概括了白杰明在文中对于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认识。白杰明声称：“可以认为，王启明用美元买一个美国婊子的亲热并在她身上恣意发泄的行为最有力地表现了已有一个世纪之久的中国人对待外国人的矛盾心理的最近翻版。这部电视剧的播出时间，恰是中国当局和部分中国人日益对他们在世界新秩序中（他们自己想象的）次等地位和美国的态度感到愤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连续剧是一个没有任何信仰系统的义和团式的报复。它标志着中国自恋时期的到来，同时还表明了中国人的一种愿望，要对在以往的世纪中受到的所有事实上的和自己想象出的轻贱进行报复。”换言之，中国人始终要对西方人进行报复，但这次甚至不如义和团时期，那时候有信仰，而今天的中国人只认美元了。除了《北京人在纽约》这部电视连续剧之外，白杰明认为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时提出的口号“给中国一个机会”也反映了这样一种情绪，即外国欠着中国什么，因此现在必须特别照顾中国以作为偿还。白杰明认为中国的“国情教育”也是一种煽动民族主义的宣传。
    如同在笔者第一部分已经引述的那样，白杰明认为在中国社会的所有部分，所有的政治派别，都存在着民族主义和超级民族主义。作为论据，白杰明历数了中国的知名杂志：《读书》――打引号的“自由派”杂志，《国学》，《中国文化》，《学人》，《东方》――文化保守主义者和“自由派”的联盟，以及《战略与管理》（文中引号为白杰明原文所加）。接着他历数并概括了一些中国学者及其他知名人士的观点。首先是王小东，他不加评论地用大量篇幅介绍了王在《战略与管理》创刊号上的文章“未来的冲突”中的主要观点，此处不再赘述。其次是萧功秦⑨。他声称，萧以“新权威主义者”出名，为中央政府控制的削弱而担忧、而大声疾呼；萧认为西方的灵丹妙药（nostrum）全然无用，并论述在中国的“意识形态转型期”民族主义所能发挥的作用。白杰明也着力批判了“中国化”的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他说：“可以这样认为，过剩的中国式后现代主义使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找到了放弃扮演批评者角色的借口，这个角色在过去是不舒服的，甚至是危险的。与此同时，后殖民主义之类的理论则被用来肯定本土价值观和排外主义文化成份（本土化），甚至用来维持文化的与政治的现状――排斥（社会文化的及政治的）‘西方’思想，将这些思想说成是殖民化的、帝国主义的，完全不适合中国现实。通过以‘Chineseness’这个术语重新规定知识界的讨论，这些大陆的后现代主义学科给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话语披上了一件唬人的时髦外衣。”其他一些人有，张承志，被称为“proto-nationalist”；袁红冰，沉醉于“Sino-fascism”；杨炼，“其诗《诺日朗》虽以西藏为背景，却散发着汉族男性主宰者的腔调”；周伦佑，“80年代中的‘非非派’诗人，……以与袁红冰同样的充满自我正义感的腔调呼吁‘红色的纯粹’”；崔健，“声称北方的中国人可以创作出强有力的、正面的并有社会进步意义的音乐，这种音乐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负面的、颓废的摇滚乐”；“还有歌曲作者侯牧人和1991年有争议的‘文化衫’设计者孔永前（音译）……当局可能把他们的文化产品看成是制造分裂的和危险的，但对于更为广义的中国而言，他们实际上是爱国者。其他人则走得更远，成了超级爱国者”；王山，《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的作者，表达了“更为极端的观点”；夏骏，《河殇》一片的导演，“十分耐人寻味地躲过了……清洗，与报告文学作家麦天枢搭帮制作了所谓农民题材的电视纪录片《农民》和《东方》。……评论家们认为：‘看过《东方》之后，很明显，“边缘世界”现在应该起来拯救精神空虚的主流文化“中心”’。”；麦天枢“号召排斥来自西方的理论”；邵延枫（文中写成Zou Yanfeng，似为因字形相近而误读），一个极为年轻的记者，因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了“东方的启示”亦榜上有名；姜文，“表现了强烈的反西方情绪并声称，当中国人正在摆脱自己对于外部世界的偏见时，外国人（也就是美国人）仍旧对中国抱有深深的敌意”……还有张艺谋和陈凯歌等，后面还会谈到。另外，汪晖等一些人是否也应该加入这张名单，则原文不十分明确。
    可以想象，很多被列入这张名单的人自己是不会同意被列入的，其他中国人也不一定同意把他们列进去。
    白杰明把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反西方情绪看得如此之重，就不能不面对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即自“五四”以来，特别是自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乃至大众传媒的主旋律是批判一切有关中国的东西，而赞许一切有关西方的东西，这个主旋律到了90年代只是略有些少改变而已。对此，白杰明的解释是富有启发性的，他专辟了一节，标题为“自我憎恶和自我赞许”（self-hate and self-approbation）。他认为，中国有着自我厌憎（self-loathing）的传统，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晚明。自19世纪中期起，这种冲动再次浮现出来，从谭嗣同到鲁迅到李宗吾到李敖到柏杨到孙隆基到龙应台到刘晓波。白杰明认为：“自我厌憎不仅满足了解释可悲的中国现代史的需要，而且强化了被普遍接受的民族独特感。羞耻、积弱和民族受辱感常常被宣传家和政客们用来灌输爱国主义愤怒。”换言之，自我厌憎照白杰明看来也可用为民族主义添柴加火。笔者很难同意这种观点，虽然它不是一点道理没有。但白杰明对于自我厌憎提供的一个参照性解释是十分有趣的：“Hannth Arendt将这种态度与一个民族新近受到过的极权主义伤害相联系，她在分析德国1950年的情况时，勾画出一种在中国城市精英中随处可见的态度：‘Schadenfrende，对毁坏有着一种恶毒的快感。好像德国人，在被剥夺了统治世界的权力后，干脆就高兴地躺在地上不起来了，就旁观国际紧张局势和统治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错误来取乐，根本不管这些事件可能对他们自己产生的后果。’”白杰明亦以王朔的话来调侃中国城市精英们的自我厌憎：“总而言之，外国人比较天真……他们在物质上绝对富，可在精神文明方面就贫乏了。他们就知道抽大烟，那是人造兴奋剂！我们中国人可知道怎么糟践自个儿取乐儿。”另一位美国学者，《中国的民族主义》一书的主编Unger则用“捶胸顿足”（breast beating）来形容中国城市精英们的自我厌憎。
    在自我厌憎问题上，白杰明特别提出了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和李少红等中国的“新浪潮”导演：“他们自己的杂牌的电影沙文主义（这种沙文主义是自憎与自恋双重传统的混合物）与产生自中国在20年代与30年代的民族野心的电影传统一脉相承。”对于不喜欢张艺谋等人的中国人来说，张艺谋等人只不过是制造伪民俗以满足西方人的自大心理与窥淫癖（voyeurism，白杰明在文中指责张等人的电影部分地是满足中国人的voyeurism，但根据张等人的电影在西方频频获奖而在中国观众不多这一点来看，可以推断，张的电影更能满足西方人的voyeurism）;对于其他中国人来说，张艺谋等人和前面被指责的崔健等人的亲西方情感、取悦西方的愿望也是明显的；但白杰明则另有看法，这确实是很有趣的一件事。顺便提一句，前面提到过的Edward Friedman，乐观派，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认同与民主前景》一书中相类似地认为寻根派作家（roots writers）实际上是“原生的法西斯排外主义者（virtually protofascist nativists）”⑩。而我们知道，寻根派作家的共同之处仅在于他们的题材，至于其他方面，关于西方的态度，关于中国的民族主义等，则观点各异。
    白杰明所撰写的这一章的一个引人注目、也值得我们思考的一处是对于袁红冰的评价。他为袁单辟了一节，标题为“袁红冰：在风中撒尿”。大多数西方新闻媒介都把袁红冰塑造为持不同政见的“自由派”人士，而白杰明则指出，“他的哲学与其说是自由主义的，不如说是尼采的（白杰明还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有着很长的崇拜尼采的历史）”，袁是一个“中国法西斯主义”（sinofascist）者。就白杰明所分析的袁所著的《荒原风》一书的文本来看，白杰明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是，白杰明仅仅指出了在《荒原风》一书中袁鼓吹以核战争等手段消灭“科学理性”的西方，却没有提袁认为“政治理性”的中国比西方更差，更应消灭B11。然而，从袁的例子看，白杰明厌恶中国知识界的自我厌憎是有道理的。自我厌憎的孪生兄弟不见得是白杰明所说的自我赞许，但很可能是毁灭一切的疯狂，包括毁灭西方。对于这种洞见，中国的知识界是应认真反思的。
    白杰明最后的结论是：“无论未来的经济与政治现实是什么，重要的是我们都应意识到形成跨越整个政治光谱的中国人的态度的基础的文化态度及意识已被今天已经死去的党的宣传重新塑造过，并且反映着深深的挫折感及不可抗拒的民族野心。这在今天的中国的官方传媒，以及大众传媒和非官方的知识分子文化人圈子中都是显在的。它在将来多半还是显在的，无论这个国家的政治方向碰巧转到哪个方向，都不会有什么区别。”

    几点评述

    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于西方学者，特别是白杰明的观点多半会有些看法。有看法就应当表达出来。
    西方学者中的极端派如白杰明先生，虽然可以说很了解中国，但对于中国的许多基本事件的感受是不准确的，甚至带有强烈的偏见。比如中国申办奥运的口号――“给中国一个机会”，无论中国大众在申办失败后是否将失败归咎于西方的不公正操作，在当时提出来时恐怕没有一个人会想到白杰明所认为的“觉得西方欠了中国的，如今得偿还，因此要给中国一个机会”这种思路。
    讲到《北京人在纽约》一片，笔者看过此片，与白杰明先生一样，对此片评价不高。但此片决非如白杰明所总结的那样，主题就是“美国，我操你大爷”（原文为汉语拼音加英文解释：Screw You America）。只要讲一个非常主要的情节就够了：片中王启明的情敌加商敌美国人大卫，是一个相当正面的形象，在许多中国人眼里，这个形象比王启明好得多。再一个情节是王启明奇迹般地在美国发了财（这本是不太可能的，抛开一切“歧视”的话题不谈，安东尼不可能将订单给一个车间还不知道在哪里的陌生小伙子）。诚如白杰明分析的那样，这只不过是满足了当今中国人那种极其庸俗的金钱梦，但对这些“庸俗”的中国人来说，影片传递的仍是“美国是理想的彼岸”这样一个信息。白杰明先生引用的那些中国“官方评论”是一文不值的。该片决不敢像李小龙（Bruce Lee）那样，让一个中国英雄，特别强调使用的是中国功夫，而不是西洋拳，也不是日本空手道，将一群白人恶棍痛打。再反观美国好莱坞所摄的中国人乃至亚洲人的形象又如何？多半是无足轻重的小丑角。近年来亚洲人地位“上升”，好莱坞电影当中已出现了作为反派主角的颇有英雄气概的中国黑社会头目，如《龙年》中尊龙扮演的那个角色。有趣的是白杰明先生似乎对好莱坞的这种现象分析不出任何东西。更有趣的是“Bruce Lee”风靡整个西方（甚至荫及他的儿子），却没有遭到那么多非议。其实，《北京人在纽约》是非常注意中国的那种类似美国的“政治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的。请注意，在中国的大众传媒，文艺娱乐，知识理论圈中，“政治正确性”是指必须正面评价西方，或者最多作一些官样文章的无力的指责，但决不可以进行实质性的批判，否则便会遭到指责。这仍旧是中国知识界的主流。了解中国的白杰明先生当然是了解中国知识界的这种病态的，这也属于“自我厌憎”的一部分，但把这只看作是可以利用来给沙文主义加火的柴薪，而不看到它所起的巨大的冲减作用，则实在是太牵强了。
    谈到在中国据说是具有很长历史传统，而80年代以来尤甚的“自我厌憎”病，白杰明先生可以去分析它是否对西方有害，美国教授可以看着这种“breast beating”好笑，但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这却有关生存。“自我厌憎”病走到极端时会产生白杰明所深恶痛绝的袁红冰式的疯狂，如果这种疯狂付诸实施，对于中国和世界都会是一个灾难。抛开这种极端情况不谈，中国的“自我厌憎”病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走到了自残、自伤阶段，它至少剥夺了中国知识界作为整体为了中国的12亿人的利益而进行思考的意愿和能力。为了12亿人的群体利益思考并无任何不正当之处，美国人也总在讲“为了美国的利益”。中国的“自我厌憎”病发展到了自残、自伤阶段这样一个事实，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复苏的主要国内背景。除此之外，西方学者可以轻松地倡导中国分裂，鼓吹中国原来就不是一个国家，分裂比不分裂好，拿着一些学者的“汉族原本不是一个民族”的“考古新发现”大作文章，中国人却得想想前南斯拉夫的今天（中国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受到西方的中国分裂有利论的启发，纷纷发表“有创造性的洞见”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仅仅是对上述现象提出了些少质疑，而西方人已经不能容忍了。
    就此而言，中国90年代兴起的“本土化”思潮则因有如下理由而正当：第一，西方学者有其基于自己利益的立场，这个利益与中国的利益有时并不完全一致；第二，西方人并不完全了解中国（读了白杰明先生以及其他一些西方学者的文章后，我更坚信这两点）；第三，基于西方历史演进现实而发展起来的方法，未必完全适用于中国。因此，如果中国的知识界不能进行自己独立的思考，只是跟着西方人走，以西方人的尺度为尺度，则无法进行有学术价值的创造性工作，更无法有益于中国。白杰明先生曾对笔者说过：“我不明白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非要‘和西方对话’！难道作学问的目的不是为了求知，而是‘和西方对话’吗？”此言信是。
    笔者最后想说的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标签是西方人贴的，故应打上引号）的目光远比许多研究“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西方学者所想象的要远大。在中国当然也有狭隘的沙文主义者，在西方不也到处有新法西斯分子吗？用中国老话说，这叫“良莠不齐”，地球各个角落概莫能外。但是，笔者相信，大多数“中国的民族主义者”都懂得，义和团式的反西方情绪不符合中国的民族利益，中国应当力图与西方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是中国也应当有保护自己利益的意识，只是这后一点，使得“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有别于西方人喜欢的中国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中国的民族主义远未成形，它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和经济乃至文化、价值和伦理构想。被列为民族主义者的中国人当中，有主张威权主义的，也有主张扩大民主的；有主张政府干预多一些的，也有主张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有主张回归传统的，也有反对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