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先知

    萧功秦在“5?8”时讲过这样一段话：“当下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分化表明，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广泛共识时期已经结束。自由主义者与我这样的新保守主义者，从现实主义的对民族进步的期待出发，从对‘受虐型的民族主义’一旦走向极端将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的担扰出发，主张稳健的开放，主张那怕暂时‘忍辱负重’也要融入国际秩序（更何况有的情况并非是忍辱也并非负重）。而过去的自由派中分化出相当一部分人，则在一种民族集体潜意识被激活以后，将走向刚愤的极端的民族主义，并将由此而走向封闭的国家主义，他们将成为民族主义的权威主义者；另外一部分知识分子则从新左派的理想主义者的立场出发，经由对民族主义的认同，同样将变为国家主义者。这两种人将进一步合流。”萧功秦同时预言，“如果民族主义成为压倒一切的优势话语并走向极端化，如果国内的糟糕问题将与国际的糟糕问题彼此互动，二十世纪的历史又将重演并不是不可能。”

    就两年来中国思想界的发展趋势观察，萧功秦预言的“如果”正在逼近，以至于“说不俱乐部”掌门人之一的王小东在一篇小传中得意地声称：“我所认同的这股思想终于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刚愤的极端的民族主义”正占据话语优势，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表达空间则日渐局促。

    “刚愤的极端的民族主义”与恐怖主义有着天然的亲缘。这大致体现为两类：一类主要着眼“硬件”，即主要基于所谓“国家利益”而鼓吹恐怖主义；另一类则不仅着眼硬件，更着眼“软件”，即从人文角度、从终极关怀角度呼唤恐怖主义。前者的主要成果是《超限战》，后者的主要成果是《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两本著作从不同路径，直接刺激着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增涨。911“叫好”则是这种增涨的极致。

    以国为本、以人为器

    1999年出版的《超限战》，提出了一整套在现代战争中弱国对抗强国的战术。作者之一的乔良说，经过第一次台海危机，“我们意识到，如果中国军队和美军兵戎相见，我们的军力不足，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战术，帮助我军取得力量均势。”这种新战术就叫“超限战”。它指的是一种超越一切界限，不受任何限制的作战形式，既可以是军事的，如恐怖活动，也可以是非军事的，如贩毒、破坏环境、传播电脑病毒，等等。另一位作者王湘穗说，打仗讲规矩，但那些规矩都是西方定的，弱国遵守这些规矩就没有赢的机会。但如果不按常规作战，弱国就可能赢。911期间为恐怖主义的辩词，诸如弱者没有遵守规则的义务、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等等，实际上都出自《超限战》。

    《超限战》集中体现了“刚愤的极端的民族主义”以国为本、以人为器的思想特征。对此，著名政治学者刘军宁有过如下一段评说－－

    “圣战式的超限战理论中所包含的价值体系与文明的价值体系是完全颠倒的。在超限战的价值体系中，生命的价值无足轻重；在文明价值体系中，生命的价值至高无上。不仅如此，超限战正是利用了文明如此敬重生命的特性，来作出那些残害生命的事情。恐怖份子超限战的另外一种直截了当的表述就是，无所顾忌地牺牲自己的生命，践踏他人的生命，想文明的人不敢想，做文明的人不敢为、不齿为的事情。超限战表面上是最先进的战争理论，其实是最原始、最野蛮的战争理论，充其量不过是墨索里尼的总体战的新翻版。”1

    刘军宁用辞或许过激，但确实说中了要害，超限战鼓吹者确实欠缺对生命的敬畏之心。在网上鼓吹“超限战”最力的强国论坛网友“数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曾经有网友指出，“数学”对生命价值的漠视令人悲哀。“数学先生很推崇希特勒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战法，用己方战斗人员的生命换取敌方战斗人员的生命，正说明数学先生虽然生活在现代，但是其思想意识还停留在中世纪的野蛮蒙昧状态。”“在数学先生眼里，人的生命最不值钱。”2 而“数学”竟不以为谬，在一篇文章中坦承：“我这个人就是不那么太关注什么人命，你再关注，每个人绕地球无非就飞上那么几十圈就完蛋，关注了就能够长生不老么？既然不能，那么在死得其所的时候献出生命也就没有什么。美国人一死人就大呼小叫实在是美国文化的一个非常差的东西。”
    一位叫“资产重组”的新左网友，与“数学”所见略同。他公开质疑生命本位－－“自由派里比较激烈的一派，措辞一般带有刺激性和挑衅性的一派，他们最大的感情和理论根据是人权的绝对性：个人生命的地位在所有价值中居于最高的位置，不但不可谈判不容置疑，而且不可替代无法计算。谁要对此直接或者间接进行了冒犯，随时都可能遇到最恶毒的咒骂。”也就是说，个人生命的地位未必在所有价值中居于最高的位置。但“重组”同时又回避在这个问题上跟自由派交锋，说，“既然人家以为这是最高的价值，重组也不想去做无益的争论。”而只是从生命本位理论出发，贬斥自由派的人格，认为生命本位理论不过反映了自由派的怯懦：

    “1。这些极端激烈的，看起来英勇异常的言辞后面，是对生命（确切的说，是对自己的生命）的一种极端留恋，是对失去生命的极端恐惧。

    2。不少这些人相信上帝。这说明他们身上有自己最讨厌的那种‘奴才’气。既然上帝无所不能，掌握着人的生命，那么这个上帝就是最大最可怕最可恶的暴君：他毫无例外的剥夺所有人的生命，而不是象恐怖主义者或者专制者仅仅剥夺一部分人的生命。那么对上帝的顶礼膜拜，其实是对最大的暴力的一种屈服。仰仗上帝而蔑视尘世的暴君，也无非是傍了一个更厉害的暴君而蔑视一个比较小的暴君而已，这种行为并不象他们自以为的那样英勇。”4

    很明显，“资产重组”实际上是偷换概念，即把博爱意义上的生命本位，偷换为自私意义上的生命本位。这反映了他的尴尬心态。一方面，他不认可生命本位，因为他眼里的生命，主要是生物角度的，而不是文化角度的，所以生命的神圣性在他看来是一个问题，所以他很难相信生命价值是最高价值。但另一方面，毕竟他的观点惊世骇俗，只会招致普遍的反感，所以他不好直接陈述、正面陈述，不好从“立”的角度来阐述他的观点。而只能从“破”的角度，即肢解、曲解对方观点，来曲折隐晦地表达他的立场。

    不过，“数学”们实际上并不孤单。他们的观点，跟中国高层某些人的见解不谋而合。纯粹官方内刊的《学习研究参考》曾发表文章：《新世纪美国推行霸权主义的新动向》，就把“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输出”称作美国推行霸权主义的新动向之一：

    “首先，这种新的霸权是对过去殖民帝国老霸权的一种改变。过去殖民帝国乃至冷战时期美苏搞霸权搞扩张，是通过消灭敌对国的有生力量，达到获取物质利益的目的，即‘毁人夺财’；而美国搞霸权搞扩张是反其道而行之，即‘毁财夺人’。美国是最重视意识形态的国家。它向敌对国发动的军事打击，服从和服务于价值观念的输出，是美国发动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侵略的辅助手段，是以改变敌对国的人的思想观念为核心的。通过向敌对国的民众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改变他们的思想意识，达到使他们向往和追求西方世界、影响本国政治制度和价值取向的目的……。

    其次，美国的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输出是全方位、多层次、大纵深的，贯穿于美国外交的始终，包含于美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等所有涉外领域和活动中。这种价值观念的输出是一种无时空限制、永不停息的‘文化侵略’。科索沃战争揭开了美国在新世纪‘以人为本’的‘为价值观念而战’的序幕。亨廷顿曾把冷战结束以来的世界冲突归结为‘文明的冲突’。实质上美国正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文明的侵略’。”

    “以人为本”被划归敌对意识形态，被当作敌对国“文化侵略”、“文明侵略”的主要手段。那么作者要固守的、要捍卫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价值观，什么样的文明，就不难想象了。出自在朝者手笔的这篇文章，与在野的“数学”、“资产重组”的观点，恰成呼应。

    “叫好派”跟自由派分歧多多。对生命价值的不同认识，则是他们的根本分歧，其他一切分歧均由此派生。

    “只有永恒的利益，绝无普世的人道”

    既然不承认生命的价值最高，当然不可能认同以生命价值为核心价值的现代文明体系，当然不可能认同人道主义。在“叫好派”看来，“人道主义者”无非两种，一种是“伪人道主义者”，再一种就是“宋襄公”一类愚蠢的“人道主义者”。两者均不可取，真正的“人道主义”根本就行不通。用华岳论坛“方恨少”的话来说，“人道算个球”。

    人道算个球，那什么才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呢？他们的回答是：利益。“没有什么道德的底线，也没有什么自由和民主，主宰这个世界的，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不过一样东西：利益。5”资源总量有限，而人的利益需求无限。所以，人与人之间，种群与种群之间，根本不可能有互助、有双赢。利益此消彼长，此长彼消。人与人之间，种群与种群之间因此只能是彼此争夺，你死我活。一部人类史就是一部利益争斗史，以至这个星球自有历史记载以来完全和平的日子不超过500年，而其余的日子则充斥着铁与血。什么自由民主，什么道德正义，其实全是幌子，全是为利益服务的。为911“叫好”辩护的“简直”就忠告国人要看破红尘：“作为国际竞争背后的支持力量，正义只是幌子，利益是最根本的因素。中华上国，五千年文明，留下来的四书五经这些经典之中充满了与事实相反的想当然的描述。在这种文明积淀之上，我们当然无法接受丛林法则其实是最大法则这一事实。而当我们处于主流的‘文明世界’之对立面，再持这一立场，无疑更给手扶文明棍的各类人士以斜睥的理由。但我还是要强调，在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对立的表相之下，其实还是利益冲突，将发挥恒久的作用－－只要地球资源是有限的，而这一点已无需证明。”6由此必然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在对待一个失去的生命的态度方面，我们不止一次地发现，人道主义并不是唯一的表态标准。在人道主义之上，我们看到的是人类利己、利自己所属的群体的本性。”7

    利益的价值才是终极价值，利益的价值压倒生命的价值。一位“叫好派”就沿用这种“利益分析法”，回应网络名家方舟子对911“叫好”的批评－－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永恒的利益，绝无普世的人道。中国和美国大多数人的感受之所以不一样，是因为我们并不是处在同一种利益体系下面，我们虽然同呼吸，但是确实不可能共命运！西方国家之所以同悲伤，是因为他们不仅同呼吸，而且共命运！中国如果被美国（西方国家）遏制成功，不能够发展起来或者陷于分裂，美国（西方国家）人民的长远根本利益里一定是得到了保护的；同样，如果美国横遭飞祸，经济大受打击，中国人民的长远根本利益才会得到保护的。仅此而已，没有别的原因可以解释中美两国人民在同一件事情上的不同态度，“唯利而已”，这一点好像是西方的利己主义宣扬的，这也是我们学习西方的成功的一点，很好！中国人民终于学会了“唯利而已”的思维模式，这该受到指责吗？

    拿“唯利而已”这一点来分析旅美的华人精英们的态度也是一个准，他们之所以与美国白种人一样悲伤，还不是因为他们的永恒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他们之所以要求中国人民怎么样，有一位在加拿大的华人分析的结论与我的结论是一致的，那就是：那些“兴灾乐祸”中国人的言论有可能激怒美国人，惹怒生活在他们身边的美国人，恶化他们的生存环境，从而打碎他们处心积虑打入美国主流社会的梦想……

    所以，如果我们承认“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合理性，我们就不应该指责国内的民众的反应。当然我也不会去指责美国精英们在中国人民蒙羞的时候的言论了。如果你们要从道德和人道主义的高度来指责中国人民，请先批判美国的主流媒体精英的不同道德嘴脸！至于我，我想说，中国人民终于抛开了儒家的道德枷锁，是很有希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当然，这一点确实是跟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人民学的，中国人民感谢你们的政府和人民的表演教会了我们能够拨开云雾见太阳：自由、民主之后隐藏着的利益要求。中国人民需要与美国人民友好，前提是中美两国人民必须有共同的根本利益，所以，如果你们一定要找原因，那也很简单，请转告美国政府，请她珍惜中国和美国人民目前的贸易、学术、人员往来，也请她不要继续打压中国人民的生存空间，如果还是死死地坚持这一点，那么结果就是制造敌人，而中国毕竟是有核力量和远程打击力量的国家！8

    这就是说，不能以生命第一的价值观来评判“叫好”，而只能从利益第一的角度来考察“叫好”。从利益第一的角度来考察，就必须承认，“叫好”基于国家利益，“叫好”因此是爱国的，因此是崇高的、不可指责的。那么人道置于何地？正义置于何地？“叫好派”对类似这样的问题颇为不屑。亿家家论坛的“不平家”就说：“：道德自古以来就是个最虚伪的词。”一位网民感叹：“这世界，善恶全是谎言，强弱才是真理。”更有“叫好派”在北大新青年网站声称：“正义本来就是婊子，什么客都接”。

    可见，相当一部分“叫好派”所信奉的，是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把人类的利益冲突极端化、绝对化，以致视人类社会为丛林世界，而禀持丛林法则，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从这样的理念出发，他们当然不可能接受现代文明体系；现代文明体系所设定的各种规则的限制，在他们只是一种束缚，他们当然要求“超限”。刘军宁先生断言：

    “恐怖份子以圣战的名义提出的超限战逻辑与中国人熟悉的逻辑何其相似：为了神圣的理想必须不择手段地消灭一切敌人，必须调动人性中最恶劣的东西：如仇恨、残忍；圣战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雅致，不能自我设限。圣战是超限战，是消灭敌人的暴烈行动，为了‘神圣的理想’，必须泯灭人性中最可贵的东西：如对生命的敬重，对他人的同情心和人的起码良知。忘掉仁慈，拆除一切道德防线，牢记仇恨，或是阶级仇恨，或是种族仇恨，对知识份子的仇恨，对商人的仇恨，对不同政见者或异教徒的仇恨。”9

    刘军宁先生说的固然精辟，但也还是有些不周之处。他说的那种“中国人熟悉的逻辑”是原教旨社会主义时代的逻辑。到了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今天，那种逻辑已经有了微妙变化：必须调动人性中最恶劣的东西：如仇恨、残忍；必须泯灭人性中最可贵的东西：如对生命的敬重，对他人的同情心和人的起码良知。忘掉仁慈，拆除一切道德防线，牢记仇恨。所有这些，一仍其旧。但它们指向的目标则已经变质：“神圣的理想”退居次要地位，占主导地位的只是“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等等。在“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旗帜下无恶不作，这就是超限战理论的全部精义。

    真正的“圣战”

    如前所述，把《超限战》称做“圣战式的超限战理论”，有些牵强。因为，《超限战》作者代表的民族主义精英是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只追求利益，而对所谓道义没有兴致。“圣战”不“圣”。王小东、房宁等《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的作者代表的另一批民族主义精英则不然。他们的追求不象《超限战》作者那么单一，他们同样以国为本，但他们所说的国家不单是世俗国家；他们同样以利益为最高追求，但他们所说的利益不单是世俗利益。他们还有所谓人文关怀，他们还有一种圣洁感、崇高感。他们所主张的“超限战”理论，因此不同于前一种“超限战”理论：第一，他们的“超限战”理论不是单纯军事角度的“超限战”理论，而是关乎人类文明整体走向的“超限战”理论；第二，他们的“超限战”理论不是单纯世俗角度的“超限战”理论，而是真正“圣战式的超限战理论”－－具有“神圣的理想”的“超限战”理论。

    正因为如此，虽然同样是宣扬恐怖主义，王小东们的恐怖主义，却不象《超限战》那样徒有血腥气，而是罗曼蒂克、富有美学意义的恐怖主义－－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
    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
    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
    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
    千秋二壮士，煊赫大梁城。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
    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这是出自王小东手笔的《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后记的开篇－－李白《侠客行》。王小东断言：“很有可能，在新的极权主义（即美国霸权主义－－引者注）统治这个世界后，李白诗中的那种侠客精神，乃是未来人类的惟一拯救。”因为，“侠客一道，是中国文化自远古遗留下来的宝贵的文化基因。这个文化基因的作用是，对于体制的强权保持一种个人的挑战，无论是真正武力上的，还是思想上的，使得体制的强权无法控制一切，使得这个文化不会完全丧失活力。”是故，设若新的极权世界果真降临，“我们恐怕就更需要唤醒远古的基因了。”

    伊斯兰革命－－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腹心

    以恐怖主义对抗“新的极权主义”，这是王小东们的一个基本思路。但远古的基因其实渺不可及，只能就近取材，就有了对于“伊斯兰革命”的神往。

    在中国知识界，王小东们是最早发现“伊斯兰革命”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的一批人。他们很早就断言：“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的“南方革命”已经开始。这个“南方革命”以两种方式展开，一种是消极的，即在非洲特别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非洲发生的一切－－“在那里无数深受新殖民主义涂炭的人民，正以饥饿、流离失所和死亡摆脱企图在那里建立起的西方式的文明；在那里众多的国家，正以经济崩溃的方式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脱轨，以堕入深渊的方式冲出国际资本的循环圈。总之，在那里南方革命表现为贫困和死亡，由资本主义导致的死亡将导致死亡的资本主义。”另一种则是积极、主动的，那便是所谓“伊斯兰革命”－－在王小东们看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腹心正在于此。这首先是由于国际资本给伊斯兰世界带来的贫困、痛苦和压迫，“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弥散在亿万穆斯林心底里的、对他们不幸的遭遇的激愤心情”。其次，“还在于它是一种与西方的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念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伊斯兰教义在近代以来，经过穆斯林的卓越的思想家阿富汗尼、莫杜迪、班纳等人的释义、阐发，终于成为一种真正的意识形态，一种价值观念、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追求完美和理想主义的战斗伊斯兰精神同西方崇尚物质享受的意识形态是截然对立的。”再次，则由于伊斯兰世界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目前全世界有10亿多穆斯林人口，分布在80多个国家，而在穆斯林最集中的西亚、北非，是地球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蕴藏最丰富的地区。事实上伊斯兰的影响是世界性的，甚至在欧洲，伊斯兰已成为第二大宗教，英国有近200万穆斯林，同基督教一样，伊斯兰也是世界范围的信仰。”这种种优势注定了伊斯兰世界有足够的实力与美国“新的极权主义”展开真正的较量。而所谓“伊斯兰革命”一旦成功，装上美国油轮的中东廉价的石油肯定会日益减少。积极的、主动的“伊斯兰革命”与消极的黑非洲革命相汇合，将对后殖民主义或称美国“新的极权主义”构成致命打击－－切断西方的经济命脉，中断国际化和国际大循环的资本运动，从而使第三世界完全与国际资本脱钩。

    既有对“侠客行”的怀念，又有对“伊斯兰革命”的神往，这种背景下，王小东们不假思索地为911击节叫好，无疑是一种本能反应。

    不敬上帝敬真主

    王小东们的“超限战”理论有着“神圣的理想”。这种“神圣的理想”一方面表现为政治情结即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热烈追求，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人文情结即对现代文明的拒绝。实际上，王小东们之说“不”并非仅仅对外，或者说主要不是对外，而是主要针对现代文明“说不”，尤其针对中国现代化的整体走向“说不”。对外“说不”，不过是他们的一个突破口。

    这仍然反映于他们对中东问题的观察。

    中东冲突不只是政治冲突，更是文明冲突－－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尤其是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冲突。王小东们在这场冲突中旗帜鲜明地站在美国对立的一方，则不只基于政治理由，同时也基于他们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反感。
   这一点，王小东们在《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表述的非常清楚。他们毫不置疑地引用穆斯林思想家班纳关于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两者之间区别与优劣的比较：“班纳认为：西方文明赖以建立的社会原则已经遭遇了破产，‘西方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建立在实用与技能的知识上，在发现、发明以及机械产品充斥的世界市场上，它始终未能对人类的思想提供一丝光明、一线希望、一点信仰，或者给焦虑不安的人提供哪怕是最为狭窄的通往安宁与平静之途。’与西方的享乐主义的困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尽善尽美的伊斯兰。班纳继续指出：伊斯兰能为人的精神提供完美的境界，这是西方文化不能望其项背的。班纳主张在社会实际生活中，伊斯兰国家摆脱西方大国的控制，确保国家财富的增长，扩大社会服务，建立一个平等的、公正的、道德高尚的社会。”王小东们由此感叹：“在一个个被西方新殖民主义的压榨和西方精神污染，搞得穷困不堪、乌烟瘴气的伊斯兰国家中，原教旨主义的说教实在是太有说服力了。战斗伊斯兰给了穆斯林们新的光明和希望。”一方面，对“追求完美和理想主义的战斗伊斯兰精神”即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充分肯定，而完全回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中世纪蒙昧特色，完全回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对人的全面禁锢、对现代化的全面反动这一现实。另一方面，对背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西式的现代化道路”，如伊朗巴列维王朝的“白色革命”，王小东们无一字正面评价，基本认可霍梅尼对“白色革命”的审判－－“这个被如此美妙地称为‘白色革命’的东西，不外乎是一项美国的计划，其用心良苦，旨在毁灭我们的农业，把我们整个国家变成倾销美国生活用品和消费品的市场，并把我们的农民变成廉价劳动力。”“巴列维王朝是殖民主义者强加给伊朗人民的。这个王朝掠夺我国的自然资源和财富，并向外国人开放。它破坏了我国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设施的基础。五十多年来，它一直压迫着伊朗人民。”如果说这些转述尚不足以说明他们本身的立场，那么，他们的如下评述，其取舍褒贬的主观倾向就昭然可见了－－

    伊斯兰世界不仅忍受着西方的经济剥削和掠夺，而更难以忍受的是西方丑恶文化的侵蚀。西方人很难理解，当西方的肮脏的色情文艺、堕落的生活方式、疯狂的流行歌曲，随着西方的资本、技术设备一同进入古朴的穆斯林社会时，给那些真正信仰者的心灵上造成了怎样的创伤，以及他们那种难以名状的反感和仇恨的心情。在这种社会的物质关系和心理状态的基础上，伊斯兰很自然地与民族利益融为一体；在这些国家中，当人们对西式的现代化道路进行重新思考的时候，伊斯兰化显然就成为对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的一种新的选择和尝试。

    当王小东们这样高谈阔论的时候，塔里班已经以对自己的人民的残忍向世界展示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本质。居然可以从这种纯粹中世纪的神权统治中生长出“对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的一种新的选择和尝试”，真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判断。同样是新左派的张广天却承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统治下的阿富汗是“一个生活在中世纪黑暗中的国家”，批评塔里班是“无视民生、草菅人命的宗族集团”。看来，本来只会煽情的艺术家张广天在这个问题上倒是比本应擅长实证分析的学者王小东们清醒的多。

    对西方文明的否定和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推崇，说明王小东们对现代化的一种抗拒意识。当然他们不承认这个结论，他们会说，他们抗拒的仅仅是西方化－－但问题在于，现代化固然不等于西方化。但现代化生长于西方，现代化与西方化因此本来就是水乳交融，不可剥离。所以，套用一个流行句式来说，对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西方化不是万能的，但没有西方化是万万不能的。完全拒绝西方化的现代化只是空想；其次，西方化与本土化并不总是东风西风的关系，不总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日本最终不是把西方文明与“和魂”结合的很好吗？新加坡最终不是把西方文明与儒教文明结合的很好吗？台湾最终不也把西方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很好吗？可见，西方化之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不仅必需，而且可行。就历史和现实来说，凡是成功的现代化，莫不在相当程度上汲纳了西方文明，排除西方化的现代化，从来没有成功的先例。拒绝西方文明、拒绝西方化，与拒绝现代文明、拒绝现代化并无实质差异。王小东们对西方化抱持极端对立的态度，这种态度与现代化当然是不相容的。

    无根飘荡的民族主义

    王小东们对现代化的抗拒，不仅表现于逻辑，更表现于事实。他们反感西方文明，而且对包括自己祖国的文明在内的任何其他形态的文明不感兴趣，而惟独对与西方文明不共戴天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情有独钟。这就不能不让人注意到王小东们潜在的宗教情结－－他们向往精神上的至纯至美，即所谓“神性”。而以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为主要特色的西方文明，即世俗化的西方文明，则是这种“神性”的最大敌人。西方文明所到之处，“神性”统统被肢解被玷污。王小东们之反感西方文明，这是一个极重要的因素。而无论是日本的“大和魂”，还是中国的儒教文明，也带有浓厚的世俗化特征，因此极容易跟西方文明妥协，极容易成为西方文明的同谋，根本不可能具备抵抗西方文明所必需的“战斗性”。在王小东们眼里，儒教文明“从来不具备神性的感召力，从来就是一种极为世俗的文明”。何况“在今天的信息时代，儒教文明圈的文化特性将迅速地消融于西方文明之中。因为这一文化圈中的绝大多数人既没有保卫自己的文化遗产的热忱，也没有抵抗西方文化侵蚀的意愿，无论是中国、日本还是韩国都一样……。就可预见的将来而言，儒教文明已经产生不出具有独特性的哲学思想，甚至产生不出独具风格的艺术形式，更不用说具有一种活的文明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了。抛开其他因素不谈，儒教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只能越来越模糊，而究其内容，则是越来越西方化。”

    这其实也正是王小东们的尴尬。他们极力排拒世俗的或者毋宁说是粗俗的西方文明，他们向往一种雅致的、绝对清洁的、带有神性之美的文明形态。但他们竟无法从本土找寻到他们所向往的那种文明的哪怕是一丁点点残片，以此来开掘“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同时以此为武器来抵抗来势汹汹的西方文明。王小东们主张的“刚愤的极端的民族主义”，因此只能是一种失根的民族主义。在对本土的绝望中接触到伊斯兰文明尤其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他们当然有“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阑珊处”的惊喜之感。也就是说，王小东们排拒西方文明，但本土文明无从寄托，他们只能向外寻求自己急需的思想资源。伊斯兰文明尤其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正好迎合他们：“惟有伊斯兰才是能够感召人们，特别是青年们为之献身的较大的文明，也惟有伊斯兰才具有与西方文明相抗衡的哲学思想、价值观。无论是好是坏，儒教文明是绝对不具备这种精神力量的。”伊斯兰文明尤其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当然要被他们当作抵抗西方文明、抵抗美国“新极权主义”的生力军，当然成了他们希望的天空中最后的一颗星星：这就注定了王小东们对伊斯兰文明尤其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认同不只是政治上的认同，更是文化气质上的、精神意义上的认同。而对伊斯兰文明尤其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文化气质上、精神意义上的认同，则无疑构成对于现代化的反动。

    可见，在文化气质上、精神意义上，王小东们早就和宗教极端恐怖主义有了亲缘关系。这一点，也从王小东为恐怖分子辩护的一段说词中看得出来。王小东痛斥了布什对恐怖分子的“懦夫”的指控之后，提醒公众：

    据10月1日的美国《新闻周刊》介绍：这次的恐怖分子“素质之高，令人不安”，他们不再是过去媒体塑造的那种“没有工作、没有教育、没有前途、没有希望”，以为自己一拉响绑在腰间的炸弹，就可以进入天堂之门，和处女们睡觉的年轻人。列为头号嫌疑犯的Atta，出身于埃及一个极为富有的律师家庭，在地中海岸有度假别墅，在开罗有豪宅，两个姐姐都是大学教授，自己在德国读研究生，按《新闻周刊》的话说，他是“西方式现代化的宠儿”。他的德国导师在911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他为“一个可爱的人”。他为什么会走上这条道路？光骂几句“愚昧”、“残忍”、“流氓”就能解决问题了？美国人痛定思痛，都在认真思考，而我们的“文化精英”们却在那里一味叫骂，骂恐怖分子，骂“幸灾乐祸”的中国民众。暂且停一停叫骂，好好想一想吧。
    “西方式现代化的宠儿”，为什么竟成了“西方式现代化”的死敌，王小东提出的这个问题本身，并非没有思考价值。其实无论是穆斯林思想家，还是王小东等民族主义精英，他们对西方式现代化的批评，本来是有思想含量的。以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为主要特征的西方式现代化，的确存在弊端：在消灭传统社会对人的异化的同时，又制造了对人的新的异化。这一点，就连许多西方的思想家也不否认。但如果以此为理由，而借恐怖主义颠覆“西方式现代化”，则任何类型的现代化都可以同样对待－－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让所有人满意的现代化，任何类型的现代化都有弊端。不满意就借恐怖主义颠覆之，任何类型的现代化都难以为继，人类只好退到中世纪，而且必然退到中世纪－－恐怖主义只能破坏一种新文明，而不可能创造一种新文明；它对新文明的破坏，因此必然造成文明的真空，从而为旧文明的复辟拓出广大的空间，客观上是为旧文明清道。

    “先知”迭出只是乱世之兆

    王小东们的尴尬，其实不只是他们在鄙弃西方文明的同时，却无法找到抵抗西方文明的本土资源。更在于他们所欣赏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根本不适合他们所处的那片国土，根本就没法在他们所处的那片国土播种。既不能从本土发掘，又不能从外面拿来。他们自己呢，又根本不具备思想上的原创能力－－泰戈尔和甘地不认可西方文明，但泰戈尔和甘地有自己民族的文明发展思路；托尔斯泰不认可西方文明，但托尔斯泰有自己民族的文明发展思路；梁漱溟、张君劢也莫不如此。但王小东们有什么呢？他们的著述中，第一是破，第二是破，第三还是破。寒窗十年，一直不能提出自己的关于人类文明走向尤其是中国现代化走向的建设性理论。那他们拿什么来和他们所敌视的“西方式的现代化”抗衡？他们根本就拿不出来。他们之所以呼唤恐怖主义，这或许是一个因素吧－－他们拿不出任何具有建设性的实体理论，又无法忍受“西方式的现代化”的步步进逼，情急之下，无奈之中，或者说是绝望之中，他们只好求助于恐怖主义，希望借恐怖主义来遏制“西方式的现代化”的蔓延。

    如果仅仅是王小东们情急、无奈和绝望，倒也无碍大局－－毕竟“书生造反，十年难成”。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简单。王小东们的绝望和躁动不只是王小东们仅有，而是普罗大众共有的。89年之后，非理性的国际政治观即阶级斗争为纲的国际政治观大面积回潮，客观上制造了“受虐型民族主义”。中国民众对国际事务的判断因此丧失八十年代的那种理智、宽宏和从容，而是极敏感，极狭隘，极好斗。但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这一套非理性的国际政治观又不能运用于具体的外交实践，政府处理中外关系往往比较务实。这样，常常是自相矛盾－－对内的高调宣传煽起强烈的仇外情绪，强硬外交乃至不惜一战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但高调又无法兑现，而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再三再四地妥协、退让。另一方面，89年之后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确实处境艰难，频频受挫，银河号事件、五八事件、南海撞机事件，中国政府都忍声吞气。日本拒绝就战争罪行道歉，且公然修改教科书；韩国、新加坡均予激烈抨击，惟独中国政府态度暧昧……。中国民众遭受双重羞辱，感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沮丧和屈辱。他们痛恨外族尤其是美国的“霸道”，同时也抱怨自己政府的“软弱”。而他们的失望、屈辱又不可能有发泄空间，满腔怒火只能积郁在胸。“受虐型民族主义”因此如野草疯长。对内，政治体制改革一直不能实质性启动，以致形成权贵资本主义，贫富矛盾、官民矛盾愈来愈尖锐，中国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沮丧和屈辱更普遍也更严重。

    可见，无论外交还是内政，中国民众都处于绝对弱势，都深感“受虐”。长期处在混沌之中，找不到方向，看不到希望，他们的理智正逐渐磨蚀，绝望和躁动正与日俱增。“超限”在他们来说就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换言之，自相矛盾的外交理论和实践，对内的政治腐败，正在制造着规模庞大的暴民。

    草根心理的暴民化，与民族主义精英集团的情急、无奈和绝望，何其相似乃尔！这两种心理如果汇合，则等于干柴碰着了火星，局面彻底失控将指日可待。暴民政治和民族主义极权政治相结合的新型的全能政治，一种绝对恐怖的“超限”政治，将从燎原烈焰中诞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民主化进程，都会毁于一旦。而这对中国、对世界，无疑都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不能排除，已经有极个别民族主义精英看到了这个并非危言耸听的结局，而期待着火中取粟，于是竭力宣扬“超限”思维、竭力助长草根心理的暴民化。如果笔者的这个猜测能够成立，则当下中国实际上已处于纳粹时代的前夜。当下的中国民众和那时的德国民众一样对内对外都深感“受虐”和无助、无望，当下的中国政府和那时的魏玛政府一样软弱无能，当下的中国精英阶层和那时德国的精英阶层一样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可疑的“先知”。对照一下著名政治学家拉斯基几十年前给德国和意大利的那两位“先知”的画像，或许对认识当下中国的某些“先知”有所裨益－－

    “。。。。。。这位强有力者说，旧制度已经陈腐。他坚决认定反对原则是彻底的全面改革的障碍。只要人们允许他去清除奥其王的牛棚，他便对每一个人作出任何诺言。他利用每一种可以觉察到的不满情绪而使其号召具有吸引力。他说：这是职业不稳定的问题，利息限制的问题，外国人的问题，大商店的问题，布尔什维克煽动者的问题等等。由于大多数人都是世故不深，他们只模糊地有些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他们开始注意他所许诺的新秩序。这般人到一个相当时期，便被说服，相信现状已坏到无可再坏的地步，在新政权下，情况或许要好得多。这时，便像卢梭所谓，他们奔去迎接他们的锁链。等到他们看出所许诺的自由原是一种更恶劣的旧的束缚的变种，那时已经太迟了。

    任何考查过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崛起的经过的人，都能自行证实这一个诊断。他在整个过程的背后，都会发现一种不变的式样。那就是：独裁者在利用人们的不安、愤慨、冷淡和失望的感觉。他许诺一个新的天和新的地；他将新天地不能来临的原因归咎于几种容易鉴定的敌人身上，不论是人或是原则。他这样描写他的改革方案，使得普通人至少能认识其中观念的语言，而这些观念则是他们被教去赞赏的。普通人谛听这位煽动家的仁慈的话；目击他的戏剧性的示威游行；读他的愤慨地痛骂他们自己也憎恨的种种罪恶的文章。农民则深信可以免缴什一税的诺言。小商店主则给一个没有连锁商店和合作社的新世界的前景迷住了。工人们也欣赏他所说的禁止外货进口便能免于失业恐慌的话。除了这一切之外，还有全面的谩骂、激动情感的戏剧演出、很好地组织的殉难、高压力的感情表现，造成了一种印象：这是一个受着”老的一代“的迫害、代表不顾既得利益的权力、设法冲破旧制度的青年活力的、伟大的、行动家的运动。一再成功的复述，它开始成为对多数怀有不满情绪、但又感觉模糊、不懂得用合理的议论去作表达的人们来说是一种象是很有理的简要的表达。谩骂重复到相当充分的地步，就容易令人觉得‘老的一代’的确有些可疑。青年被吸引到这种运动中去是因为这种运动看来有供他们活动的余地，也因为这种运动的新奇性，好像参加了便能从他们所痛恨的长辈的权威下解救出来。对于迷惘失意的人来说，法西斯主义提供了宗教复兴运动所常常带给人们的那种麻醉剂。它是一种对于思想上的腐蚀性的癌症的无上的轻释剂。

    他们不知道－－他们被小心地蒙蔽－－：煽动家向寻常人呼吁的幕后把他们拴在反动利益上的细密组织的线索。这些戏是需要钱来演的，但账单通常是不公开的，契约也是秘密的。不论希特勒或墨索里尼，都不容许人们穿过他们和反动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其中共同决定真实意图的昏暗。这些是担负费用的人，他们在一般受骗的附从者没有把煽动家安置于当权的地位之前，是不出面的。只在到了那个时候，法西斯的假面具才揭开。自由工会不见了；社会主义政党被镇压了；合作化运动被‘接收’了。自由的报纸不再存在了。罢工成为非法的行动了。批评者总是失踪到牢狱或集中营里去。‘革命’被宣告完成了。但旧有的利益集团，在‘革命’后和革命前一样继续当权，真正有效地受到改变的只是普通公民使自己的意志与政府命令对抗的能力。他已不再是一个自由的公民了。不论他的思想怎样，随着新秩序的巩固，他只有向那班为铸造锁链的人喝彩的权利了。”11

    这样的历史，百年中国重演了好几遍，难道还要再来一遍么？

    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承认，的确，中国的现状不合理，中国需要革命。但很少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会赞成那样一种“先知”主导的那样一种完全“超限”的“革命”。中国在那种“超限”的“革命”中蹉跎了整整一个世纪，创巨痛深，不能再蹉跎。必须以和平的、主动的革命，来取代、来消除那种“超限”的革命。

    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承认，的确，中国需要思想家。但中国需要的只是理性的思想家，而不是非理性的“先知”。非理性的“先知”迭出，这不是福音，只是乱世之兆。但愿我们能够警惕起来，不给非理性的“先知”们上下其手的空间。但愿我们能够及早疏解民怨，以最小的痛苦，实现社会的转轨。

    天佑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