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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18世纪江南农村:理论与实践——黄宗智内卷论与彭慕兰分岔论之争述评 | |||||
作者:张家炎 论文来源:中国文秘网 点击数:2149 更新时间:2006-11-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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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几点评论 交流的目的是为了求同存异,加深理解。但此次论争双方并未形成多少共识,反而是更加强化了各自的观点,也就是各自观点的分歧更鲜明、对立。产生分歧的有不同的史实(如黄认为彭根本误解了江南纺织业生产的劳动时间分配),也有对同一历史现象的不同理解(如针对中国人口婚内出生率低的现象,李中清等人的解释是存在人为控制,而武雅士则认为是受制于以贫穷为主的其它社会经济原因)。双方均力图从实证、理论两方面证明对方观点之不成立。胜负对错读者自有明鉴,但就讨论会本身而言,则存在避实就虚不直接回答问题的毛病,有的被批评者并不认真对待批评者提出的问题,反而是王顾左右而言它,强调自己被批评者批评的观点。听众在更多时候觉得大家在各说各话,并未形成对实质性问题的讨论,更谈不上形成什么共识。这是非常令人失望的。 这场争论不仅仅是不同理解间的争论,更是两种研究学风的较量。虽然都力图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但各有侧重。其中如黄宗智曾多次赴长江三角洲实地调查,并特别重视发掘、谨慎地使用原始中文资料;而武雅士更不断强调他曾从南到北走访过数百位中国妇女(没有谁比他访问得更多),他们在结合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形成自己对中国历史的解释。李中清等也作了长期的实地调查并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因此黄宗智对这些资料本身并无异议,他批评的是李中清等人对这些资料的使用与解释)。但彭慕兰对江南的理解主要是建立在二手文献的基础之上,因而出现被黄宗智认为属于无稽的硬伤,这些错误本不该出现。至于戈德斯通根本就对江南农村缺乏感性认识。他在唯理论上也表现得最明显最突出,他的目的是建立一套反西方中心论的学说,彭慕兰等人有同样性质的研究无疑给他极大的支持,于是曲解加误解演绎出一段并不存在的江南农业史。 这一特点说到底是对具体生产条件的不同态度。黄宗智对彭慕兰的批评主要即是认为彭忽视了具体的生产条件,而对生产条件的重视则是黄一以贯之的特点。因为在他看来,农业史研究脱离了生产条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经典马克思主义比较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黄则进一步强调生产条件(conditional production),这可以认为是对马克思经典经济学的一种重要修正。所谓生产条件就是在有限条件下的农业生产。在黄看来,农业生产在很多情况下是不能用价值、价格等东西来度量的。而这种偏重理论与数据、轻视具体生产状况的知识的作法正是西方学术界的时髦。他认为国内经济史研究也受此影响而有忽视生产实际研究的趋势,他呼吁国内研究者要重视自己的传统,尤其是农业史研究与农学史研究的传统,亦即生产实践研究的传统[3] 。所以黄的长篇书评所强调的主要是经验论证问题——这既是立论之基,也是彭书的核心。黄讨论的重点即是具体的生产条件,如农场大小、劳动投入、作物组合、肥料使用、技术、产量等,而较少讨论价格等其它因素。另外,大量研究已经表明,中国农民的经济行为不能盲目套用西方经济理论进行解释,如果过于拘泥所谓经济学“常识”认为边际报酬太低时农民就不会投资(劳力资金),则中国农民恐怕都要在家里喝西北风了。 对不熟悉江南农业史的读者来说,这场争论引发出来的问题之一则是谁更接近18世纪江南(中国)农村的真实。虽然双方都有各自认为可靠的材料以为经验认证的基础,但却存在谁的事实更客观的问题。绝对复原“客观”的历史是不可能的,对历史事实的了解也随材料的不断发掘而深化,但历史也不能是随意的想象(为符合某种理论而度身量做、曲解史料等)。一户18世纪江南农户(5口之家)每年消耗50磅糖、用掉50匹布、10匹绸?且其中女的因纺织收入还比男的高出许多倍?任何一个有过在中国农村生活经历的人一定会纳闷二、三百年前这种农家存在的可能性。难道江南农民也在茶里放糖吗?或者每年都换一床新棉絮、做一套新棉衣——否则那么多的棉布如何消耗得了?如果妇女单纺织其收入就是男人的许多倍,为什么(正如讨论会中一位听众提问的那样)男子不去纺织?他们都蠢笨至极? 产生这种虚幻的境象涉及到如何解释中国历史(符合中国经济发展)及美国学界提倡标新立异的研究作风(力求与以往研究不同)。中国经济近年来的高速增长激发学者们去寻找其根源,而东亚研究又与其经济发展有微妙的关系,上世纪中后期当日本经济已走向世界前列时,有学者开始认为日本19世纪甚至更早就与西方一样了,所以它能成为非西方社会中唯一成功西化的国家。现在中国经济地位日益强大,也有人开始认为中国与西方原来其实也没有大差别。而标新立异、以提出新的理论为胜更是典型的美国学风,正是在这一风气的影响下,美国中国学(至少在解释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方面)新人辈出、新说纷呈,从冲击说到内卷化到分岔论代表了不同的阶段,然而越来越偏向理论的趋势却未能与重视生产条件更好地结合,所以引发大量对基本史实及由此派生出的解释的质疑。就学术发展而言,质疑、争论是好事。这也是保持学术活力的重要前提。 彭慕兰此作是弗兰克《白银资本》等类著作的延续,他们的总基调是18世纪前中国(江南)与西欧(英国)经济并无大的不同。但农业在1850年以前的西欧及20世纪以前的中国基本上是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因此比较两者的经济不能不提农业。然而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完全没有涉及农业,该书虽曾喧嚣一时,但推波助澜的并非经济史学者,因为中国的经济史学者对他的观点毫无兴趣。他们认为弗兰克认证的不过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4] 。但彭慕兰的《分岔论》则以农业为重点,且比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具体得多,他不仅利用了不少有根据的材料,而且直接挑战不少中国学者普遍认同的见解。但如果说江南农业并不比英格兰农业更劳力集约,则等于是否认中国学者的既有研究成果,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就要改写。这与接受李中清等人的观点等于要改写中国人口史乃至中国史一样。对李中清等人的观点,国内人口史学者如曹树基已先期作出了的回应[5] ,有关彭慕兰等对中国农业史的理解,国内的经济史界尤其是农史界应该对此作出积极的回应,毕竟他们是最应该提出自己看法的人。国外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不可避免地牵涉到中国本土学者的研究,此次争论双方莫不如此。这又涉及到如何对待中国本土学者研究成果的问题。有的人大量引用中国不同学者的研究并表现出相当的尊重;有的人则仅有选择性地采用个别人的研究而置其它多数人的研究于不顾,或认为这些研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既然大家的比较以相当篇幅涉及农业问题,各位就应注意农业生产的有关知识,这并不需要历史学者一定也得接受农学知识的培训,但参考农学界、农史界已有的成果并非难事。如果参考了这些著作,有些所谓的争论可能根本就不成立。比方说有关肥效递减的问题,这早已不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又如豆饼的施用,并不是想当然的直接扔在田间,因其系高效有机肥,未腐熟前不能直接施用,否则作物非但不能吸收反而会因在田间腐熟而烧坏作物。因此施用前先须将豆饼打碎,然后堆起来发酵,并里外翻动多次,过几天等充分发酵后方可施入田间。考虑这些工序后对施用豆饼的用工显然与直接施用有不同的理解。在此方面,黄宗智对中国农史学界的研究成果表示出充分的尊重。他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及《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都特别倚重国内农史研究的成果。 不过,彭慕兰其实是将中国史放在世界史视野中进行考察,进行这种欧亚大陆的大跨度比较也许只能主要依赖二手文献,或者因为研究者的某些个人原因而难以进行必要的一手调查而不得不选择依赖二手文献,所以彭慕兰与杰克·戈德斯通大量依赖李中清等人的清代人口史研究与李伯重的清代江南农业史研究成果。只是引证者可能因此忽视了被引证者想要强调的主题。如李中清等人要证明的是中国、西欧人口行为如何的不同,他们的目的是要提出自己的一套对中国人口史的解释。而彭以他们的研究为基础要证明的却是18世纪两者经济如何的相同。如果说不同的人口行为与相同的经济结果并不一定矛盾的话,在农业方面即中西比较的核心方面出现的不同就令人困惑了。在杰克·戈德斯通看来,李伯重无疑是清代江南农业史的唯一权威;彭慕兰虽然引用了更多的二手研究,但在他看来,任何人的研究差不多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唯有李伯重的研究几乎无可挑剔(这一点恐怕李伯重自己也不敢首肯)。而且,在《江南农业发展1620—1850》一书中李伯重所要竭力证明的是中国与西欧如何地不同,他以此想要表达的概念也是不能用西方的一套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可彭以他的研究为基础却拼命证明1800年以前中国与西欧并无不同。是不是说李伯重所强调的不同只是1800至1850年所发生的事呢?不能否认50年可以有很大的变化,但这并不是李伯重的本意,他要强调的是中国明清以来的持续发展(而非如西方学者认为的长期停滞)及中国与西欧的不同,他提倡的是要用不同的理念来理解中国。因此他甚至批评黄宗智的研究(其研究被公认为是最“中国式”的研究即用中国的资料解释中国历史,提出符合中国的模式解释)也是西方中心论的产物。反倒是彭慕兰、杰克·戈德斯通等人大量利用他的研究成果却得出了中国与西欧在1800年前并无大差别的结论。这多少有点讽刺的味道。 此次论争文章还有一个特点即是双方在行文中有不少简单但量大的演算(虽然不是经济学上的复杂数学运算),这种量化无疑可以提高表述精度、增强说服力,这也是国内学者要加强的地方。但唯数字是否走向另一个极端?尤其是当这些数字掺入太多的不确定成分时(即一个又一个的假设)?比如经计算得出中英劳动回报率相同且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时就反而令人有不精确之感。如果大量貌似精确的计算所得出的总的结果乃虚幻的境象,这种计算又有多少意义?另外,历史研究有时并不能全靠数字统计,而且并非什么都是可以量化的,当一般说中国历史上因生态变迁而导致老虎大象等动物分布范围不断缩小、数目不断减少时,人们并不能提供每年减少多少头、只的数字。这一结论主要来自相关文献的文字描述,但谁又能否认此种描述的真实性?如果某人碰巧得到一份皇家狩猎园的记载说明其中的老虎数量其实是在不断增长,这一准确的局部数字记载能推翻上述靠文字描述得出的总的结论吗? 这同时也牵涉到局部与整体的比较。为什么某些单个例证就可以用来表示一个时代或甚至几百年间全江南或甚至全中国的情况?今日上海的发达可以代表全中国的水平吗?如果一则研究指的是上海如何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另一则研究说(包括全体农民在内的)中国仍处在较穷的欠发达阶段,为什么一定要用一则研究的结果去否认另一则研究的结果?因为两者说的都是实情。还有比较的标准或一致性问题,象杰克·戈德斯通那样把不同时段发生的事拉在一起比较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 各方在挑战对方时另一较普遍的现象是指责对方对原材料的误解、曲解或遗漏。作为历史研究对原材料的理解是最基本的方面,如果在这方面出现硬伤肯定要严重影响其研究质量。另外彭等人选择自己中意的二手资料时往往指责别人使用的成果是旧的,但历史研究并不表示新的就是对的、好的。而要看这一研究所依赖的材料的可信度及其结论的可信度。 最后,此次争论也引发对研究方法的思考,究竟是凭想象的纸面推论还是从实地考查中得出的结论更有说服力、更是研究者应该努力的方向?争论中有些非常实质性的质问并没有得到回答,答辩者反而是回避问题而从别的方面来反复强调自己受到批评的观点而不是力图拿出更多的实证来。究竟是需要无视实际、惊世骇俗的理论,还是提倡没有理论光环但材料详实的实证研究? 这是一个看起来答案简单但实际上见仁见智的问题,争论双方的文章本身对此已经表现出各自的偏好。所以讨论会虽然结束了,争论绝对没有终止,论战双方及其支持者之间的争论肯定还会以不同方式在不同场合继续下去。从大的方面看,此次争论也不过是长期以来有关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争论的延续,只是进入了新的阶段而已,并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这一争论不仅引起了中国研究学者的兴趣,而且引起欧洲史学者、世界史学者的兴趣,从而有助于扩大中国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这对整个西方中国经济史研究乃至中国学来说都是好事(而国内学界同仁肯定也能从中学到不少东西),它将推动该领域学术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 注释 [1] 该文已译成中文,中译文全文发表于《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2] 此段中武雅士与黄宗智的观点系讨论会上的口头反驳。 [3] 此系笔者与黄宗智先生的个人交流。 [4] 秦晖:《谁,面向哪个东方?——评弗兰克:〈重新面向东方〉,兼论所谓“西方中心论”问题》(未刊稿) [5] 曹树基、陈意新:《马尔萨斯理论和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评美国学者近年来的相关研究》,《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转贴于 中国文秘网 http://www.zgwmw.com 《如何理解18世纪江南农村:理论与实践——黄宗智内卷论与彭慕兰分岔论之争述评》来源于中国文秘网,中国最专业的文秘网站,欢迎阅读如何理解18世纪江南农村:理论与实践——黄宗智内卷论与彭慕兰分岔论之争述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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