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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历程及其启示 | |||||
| 作者：武 力 论文来源：中国文秘网 点击数：2451 更新时间：2006-11-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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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农”问题的重要性 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复兴，没有大多数人的积极主动参与，是不可能成功的。20世纪中国的复兴和强大，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农民作为民主革命的主体，积极参与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争，推翻了三座大山压迫，建立了新中国。1978年开始的改革，也正是由于广大农民首先参与所带来的巨大活力和示范作用，使得中国改革获得了稳定的基础广大的发展空间，避免了重蹈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覆辙。在今天，我们要实现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根本问题是要解决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农村贫困落后问题，因此也同样离不开动员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可以说，“三农”问题作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基本问题，与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成败是密切相关的。 (一)“三农”问题是贯串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基本问题。 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这80年来，“三农”问题成为制约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因素，也是所谓中国国情(特殊性)的重要表现之一。中国的现代化，实质上就是“三农”问题的解决，即实现农业产业化、大量农民向非农产业以及人口城市化；同样的，教育的普及、民主化、法制化等社会的全面发展，也有赖于广大农村和农民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 (二) “三农”问题是在中国共产党革命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在民主革命时期，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力军以及农民占人口的比重，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好如何动员和领导农民的问题，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才能建立自己领导的政权。1945年，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指出：“中国现在的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目前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基本上就是解放中国的农民。”[1]他又说：“伟大的中国农民战争，如果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之下，就与历史上一切农民战争不同，是完全能够胜利的。”[2]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和解决了如何领导农民革命的问题，才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无论是从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和阐述毛泽东思想，还是总结中国现代化的特点和规律，都需要研究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农”问题。 （三）“三农”问题同样又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由于中国面临的国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没有遇见到的，在这样的国家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和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没有现成的答案，甚至遇到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某些论断矛盾的现象，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怎样解决个体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80年里，中国共产党基本理论的发展与“三农”问题的认识变化基本相一致，发生过三次大转折，实现了两次认识上的“飞跃”。第一次大转折发生在1949年前，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由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模式向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转变，实现了第一次认识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第二次大转折发生在50年代前半期，即由新民主主义向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转变，并开始了长达20余年的曲折探索。第三次大转折发生在1978年以后，即由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转变，实现了第二次认识飞跃，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认识，也经历了三次大转折和两次飞跃，第一次转折发生在民主革命时期，由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形成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第二次转折发生于50年代初期，农民由革命的主力军变成被改造的对象，户籍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将农民束缚于土地之上，失去自由，农民的要求被视为“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一再受到压抑。第三次转折发生于1978年以后，党承认了农民的创新行为，特别是当这些创新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发生冲突之时，坚决站到了农民一边，充分肯定了家庭经营和乡镇企业，并推动了整个改革。 （四）“三农”问题是中国未来50年现代化需要完全解决的最大问题。2001年3月，国务院总理朱熔基在关于“十五”计划的报告中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经过50多年的经济发展和20多年的改革开放，虽然我国已经解决温饱问题，综合国力大大提高；但是买方市场的形成、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强调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等因素，将会使得“三农”的核心问题——大量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受到较大制约，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那种低成本、外延型扩张的乡镇企业黄金年代，将不会再现。同时，由于农业人口严重过剩，生产率太低，农民的收入增长将会遇到较大阻碍，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又将进一步影响农村消费和积累。另外，世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冷战格局的解体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中国越来越多地溶入国际经济，既能够获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也将遇到国际资本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尤其是落后的农业和技术落后的乡镇企业。这一切都使得解决“三农”问题的复杂程度和难度，大于前20年，因为前20年我们基本上可以通过对农民“松绑”的办法，依靠计划经济造成的短缺空间，使得农业和农村非农产业获得迅速发展。但是今天“三农”问题的解决，则要在买方市场、产业结构调整、环境保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条件下进行，并且经过20年发展所留下的问题，更多地存在于经济落后地区和农村弱势群体，转移难度也更大。 总之，“三农”问题并不单纯是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它不仅是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还关系到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共同富裕、可持续发展以及以人为本等一系列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可以说，“三农”问题解决之日，就是中国现代化实现之时。 二、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历程 由于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大国，农民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的一个重要的和基本的问题。80年里，随着时代、社会的变迁以及党的任务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三个阶段。第一个时期，也就是第一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即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至1952年民主革命和经济恢复任务基本完成；第二个时期是从1953年国家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至2001年，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第二个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53年至1978年“三中全会前；这个阶段是建立和实行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第二个阶段是从1978年“三中全会”到2001年，这个阶段是建立和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在这漫长的80年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三农”问题的认识实现了两次飞跃。第一次认识飞跃发生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第二次认识飞跃发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经过曲折探索，中国共产党创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市场经济建设道路。 在第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即解决革命的主力军和革命的道路问题。由于中国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下，内忧外患日益深重，资产阶级既无力领导民主革命，城市中的无产阶级力量也很弱小，因此中国共产党要领导民主革命胜利，必须找到庞大的主力军，也必须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而这两个问题，都是在城市里无法解决的。在1921年至1927年间，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建立了统一战线，通过国共合作的方式，迅速扩大了队伍和影响，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力量。但是1927年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必须有自己的庞大主力军，必须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而这一切，在反革命势力强大的城市显然是不存在的。大革命的失败和城市起义的一再失败，迫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一大批过去就非常关注农民问题和熟悉农村的共产党人，如毛泽东、彭湃、邓子恢、方志敏、贺龙等，开始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尽管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干扰，革命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但是中国共产党却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核心，更重要地是毛泽东通过建党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已经找到了如何依靠农民、如何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办法，即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这可以从毛泽东当时所著的《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反映出来。 中国共产党深入农村后，在发动农民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立即遇到了如何发动农民、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问题，也即是如何打倒农村中的反革命势力和从人力、物力上支持革命战争以抗击强大的反革命武装围剿。于是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就自然成为党在农村的三大任务的组成部分（另一个是武装斗争）。因此，从1927年到1949年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前的22年间，中国共产党始终在农村奋斗，在土地改革、农村政权建设、发展农业经济以及动员广大农民参军参战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整套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办法。为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农村来说，除继续完成土地改革和民主建政任务外，党在农村工作的重心已经开始到如何尽快发展农村经济方面来。如何改造落后的小农经济，开始成为土地改革以后的主要问题。首先，党一直认为土地改革只解决了反封建问题，但是没有也不能解决小农经济的落后、分散、生产率低下问题，并且小农经济自发发展的结果，必然是资本主义化：生产资料向少数人集中，大部分农民陷入破产和贫困。因此，如何使广大农民既摆脱资本主义式的发展道路，又能够迅速改变农村经济的落后面貌，就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党考虑“三农”问题的焦点。 1950年党在农村大力发展和整顿供销合作社，1951年积极提倡农业互助合作，1952年农村整党中批判和处理党员中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都反映出党按照七届二中全会的思路，引导土地改革后的农民跟共产党走集体致富的道路。 1953年中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后，由于国家投资增长过快，积累与消费、市场与计划（实质上是个体农民与国家）、农业与工业的矛盾突然以农副产品供应短缺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似乎再次验证了列宁关于小生产者每日每时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论断，验证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小农经济矛盾的论断，于是从理论上和逻辑上来说，改造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都成为当时不容置疑的迫切任务，成为保证工业化任务顺利实现的前提。当年开始实行的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和大张旗鼓地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都表明党对农民的基本而是，已经从民主革命时期的主力军（革命性）转为社会主义的改造对象（小农经济的落后性）。 为了减少“统购统销”的阻力和迅速推行农业合作化，党在民主革命完成以后、农村基本上成为清一色的个体经济的条件下，再次使用了民主革命时期的划分阶级阵线、开展阶级斗争的办法。此时的阵线划分，则是以贫下中农为一方，以富裕中农和富农为另一方，其理由是贫下中农因为经济地位和生产条件不足，依靠个人发家感到困难，因此欢迎互助合作，希望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他们具有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因而属于党在农村中依靠的阶级力量。而富裕中农和富农，由于家庭经营条件较好，认为单干的效益最高，更愿意单干，并且对于国家实行的“统购统销”等不满意，他们希望走自由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他们不仅没有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且代表着农村中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而他们是党农村中需要战胜的阶级力量。 从1953年到1957年，党在农村中一直以这种阶级观点来看待和处理社会主义改造以及改造后产生的问题。在这种认识指导下，单个或追求自己富裕的农民成为被摈弃的对象，而共同富裕的合作社，则不仅不能实现共同富裕，而且矛盾很多，束缚了农民的手脚（典型示范时期除外，因为那时不多的合作社一方面确属自愿互利、进退自由，另一方面得到国家大力援助）。实际上，上述认识往往使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陷入两难选择：自己想选择的单干发家致富的路走不通，而党和政府提倡的合作化道路虽然是阳光大道，但是未必能够给农民带来好处 ，于是只好放弃自己的选择，顺着潮流跟着政府走，去追求理想中的制度，而现实与这种理想的目标总是有很大的差距，于是就陷入无休止的体制变动和政治运动中。可以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一方面解决或缓和了小农经济与社会主义工业化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市场与计划的矛盾），但是另一方面又制造了新的矛盾：集体经济的低效率、城乡隔绝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矛盾。 三年“大跃进”证明了公有化程度并不是越高越好，堵死了自1953年以来形成的企图依靠公有化来解决农村问题的思路。而1961年以后的调整和不间断的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则证明了在人民公社集体生产体制下，无法解决农民积极性不高的问题，甚至无法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这就是1961年到1978年“三中全会”前“三农”问题留给全党的教训。于是从1978年起，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根据过去多年的经验教训，转换思路，开始另一种改革尝试：给农民自主权，尊重农民选择，不再要求以国家的利益而牺牲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利益。 于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改为村民自治，家庭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生产经营责任制取代了集体生产；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取代了单一公有制，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也大为松弛，小城镇化和农民异地流动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 应该说，80年代农村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就和乡镇企业的崛起，为改革开放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最好的证据。就“三农”问题来说，此时的认识基础，已经不是过去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理论，而是以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从农村经济发展方面看，党也改变了过去长期强调的农业为工业、农村为城市提供积累的纯贡献型观点，改变了过去长期强调的农民就地发展、主要依靠农业致富的思想，将农民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城市化作为根本改造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的关键因素。 应该说，经过50多年的探索，特别是最近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使党在“三农”问题的认识上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局限，形成了正确的理论基础，即邓小平理论；在此基础上，又根据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发展不平衡、城市化水平低等特点，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三农”发展思路，这就是农民非农化、农业产业化、农村城市化，至于如何以最低成本、最快速度来实现这个目标，则还需要进一步探索，还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 2001年3月，国务院总理朱熔基在关于“十五”计划的报告中提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要把“全面贯彻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和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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