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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2002年6月3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社会理论与比较史中心就此组织了一次争论双方参与的讨论会，参加者包括黄宗智、罗伯特·布伦纳、武雅士、艾仁民、彭慕兰、李中清、王丰、康文林及杰克·戈德斯通。下面即简要综述各人的主要观点，然后是笔者的几点评论。
一、 讨论会主要观点综述
此次讨论会虽然是围绕18世纪中（江南）西（英格兰）是内卷还是发展的分歧展开，但会上双方争论的实际是两个分开的议题，即一、从总体上综合讨论18世纪英格兰（欧洲）与江南（中国）两个经济体之间究竟是否存在分岔，亦即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还是在劳动生产率、人均产量、劳动分工、收入与消费等方面均基本相似或甚至江南更为领先？黄宗智、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彭慕兰与杰克·戈德斯通重点讨论的即是此一议题；二、中（江南）西（欧洲）人口行为的差别。前一议题的作者在各自的研究与评论中分别引用了不同学者对此的看法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这些学者包括武雅士（黄宗智、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等引证其观点）与李中清、王丰和康文林（彭慕兰、杰克·戈德斯通引证其观点）。
(一)两个经济体的比较
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18世纪英国与中国: 评彭慕兰〈大分岔：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认为，为了认证18世纪中国与欧洲的相似，彭慕兰没有认真对待近20年来西方研究18世纪英国的主要学术成就，即对可以简称为“五大变化”（农业革命、原始工业化、城镇发展、人口行为转型以及消费变迁）的证实。他把这些革命性的变化尽量写成是内卷型（即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演变，同时又把长江三角洲经历的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尽量写成是发展性（即劳动边际报酬递增）的变化，由此求得他希望的中英、中西等同。其实，英国的工业革命起源于上列五大趋势以及它们和英国煤矿业特早发展的巧合交叉，而18世纪长江三角洲则不见其中任何一个条件。它呈现的不是19世纪工业革命的起源，而是19世纪巨大社会危机的形成（其中症候之一即是穷人在生存压力下溺杀女婴）。中国后来进入现代经济发展的道路和英国完全不同：是通过社会革命来进行资本积累，而后通过农村的现代工业化来减低农村（部分地区）的人口压力。在与中国有关的实证上，彭书则存在一些比较严重的经验研究错误。譬如，他以为一匹棉布的生产过程中，要用3天来织布（并因此估计一个从事棉布生产的农妇收入会高于一个男雇工）。其实，织布一般只花1天，4天纺纱，余下来的是弹花、上浆等工作的时间。又譬如，他想象江南农民每人每年消费10匹棉布和2匹丝绸，甚是无稽。国外经济史研究倾向于轻视关于具体生产状况的知识而偏重时髦理论和书面数字，彭书正犯了那种错误[1] 。
针对黄的批评，彭慕兰《超越东西二元论：重新定位十八世纪的世界发展途径》多未正面回答，相反，他主要是对黄宗智的内卷化理论从实证到概念进行全面的否定，以进一步强调中（江南）欧（英格兰）18世纪的相似性及美洲原料与国内煤对英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彭认为在比较劳力集约时应比较单位总产而非每亩劳力投入（他认为如果在一亩土地上比别人多干一倍时间但多一倍收入，这不是内卷），在总计劳力时应将成年男女与儿童予以区分（他们的生产力不同），同时还应考虑确保食物的生产占全年劳动的时间（江南比英格兰少）。彭又认为植棉并纺织的日收入并没有黄所认为的那么低，且在前现代条件下，农业中平均劳动生产率总是极大地高于家庭纺织业，这与内卷没有关系。彭还认为黄的内卷定义“劳力边际报酬递减”对所有生产都适用（一位精心播种第一块地而粗心播种第二块地的农民并未陷入内卷化生产），并非中国经济的特别现象；内卷应该表示每天实际工资的长期下降，而这在中国不曾出现，却在早期欧洲有。他不认为18世纪江南存在人口压力。
针对黄就彭某些硬伤的批评，彭回答：其一，他对纺织工序中时间安排的误解并不影响其总的观点，即纺织收入高（经重新计算他认为织一天布的收入可抵够一人20或30甚至40天消费的大米）。其二，他认为不是江南所有人都是穷农民，布也不只是用来做衣服，而黄所依赖的徐新吾的资料大成问题。因此彭不仅坚持江南棉布消费与英格兰相似、糖也消耗相当（江南人均年消费10磅糖），且认为江南一般人吃得比一般英国人好。
最后，彭不认为易于得到煤与美洲原料乃大分岔的全部，但中／欧与江南／英格兰的比较表明此二因子被低估了，他认为是煤与蒸汽机的结合诞生了新世纪。煤在英国缓解了燃料危机，而江南仍靠植物燃料。总之，彭坚信18世纪后期欧亚大陆两端的经济有很多相似之处，不能把中国、欧洲纳回到完全分开的“发展的”、“内卷的”只存在对立的范畴。
但黄宗智《回到实质性问题：对彭慕兰就我的评论所作的回应的反驳》认为，彭与黄在18世纪长江三角洲内卷的事实上并没有真正的不同意见。因为在纺织业收入与种稻收入的比较中，彭把儿童劳力转换为成年劳力后得出的结论（1比2或3）其实是强调棉纺织业代表的是比农业低的劳动回报——而这正是黄的主要观点。小麦生产也是。但黄认为彭通过转移注意力的换算来掩盖他其实同意黄的方面，比如彭指责黄把总劳动投入与总产弄混，但黄认为他说的只是劳动投入的差别，没有说回报也有同样的差别；又如彭没有注意到人均消费（含小孩）（2石）与成人平均消费（3石）的差别及粮食消费与维生所需（含粮食及其它）的差别。
从实际生产条件出发，黄认为要比较江南水稻生产与英国小麦生产就得比较稻与麦或米与面粉，要比较两者农业就得考虑英国的动物产品（折算成谷物当量）而不能只将英国谷物生产与江南粮食生产相比（江南乃谷物农业），比较两者还得考虑农场规模的巨大差别（江南农场只及英国的1%）。黄认为彭无视差别而强求两者相似的作法也表现在处理英国的种种巨大变化上，包括农业革命（18世纪英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翻番，江南则下降）、新城市化（英国中小城市增加）、原始工业的革命（英国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江南仍留在农家且为农业的辅助性生产）、消费革命（英国出现更多的农产品及农村对城市产品需求扩大）等。黄因此质问：如果18世纪长江三角洲劳动生产率真的下降且贫穷压力明显（溺杀女婴、售妻女等），而英格兰却有大量长江三角洲没有的变化，包括农业劳动生产率翻番、城市人口增加（三倍于江南）、原始工业增加（江南仍留在农户内）、急剧的消费变化、煤的极早发展……彭对所有这些并不反对——那么如何使人相信这两个经济体保持大致相等？黄强调指出这种只注重数字运算而忽略当地情况（生产与生活条件）的研究方法会导致大量严重的错误；他的比较也因此注重的是农场大小、劳动投入、作物组合、肥料使用、技术、产量等实际生产条件，而不是其它。
上述比较侧重中国史方面，罗伯特·布伦纳与艾仁民《英格兰与中国长江三角洲的分岔：财产关系、微观经济学与发展型式》则侧重从欧洲史角度出发进行比较。他们认为英格兰与江南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体（英格兰本身的社会经济制度从早期近代之初就已与中世纪不同）。两者面临完全不同的限制与机会，因而各自采取不同的经济策略或经济再生产方式而导致不同的发展型式。1500—1750年间英格兰农民为竞争租佃而作出其生产决定，由此而迫使利润最大化。农民被迫寻找增加总产同时降低劳动投入的途径。农民视大农场为更有效而不愿通过使用更多的劳力而降低利润。农民经济条件差时晚婚、独身多；田块日益集中，劳动生产率提高；英格兰农村农工结合是为谋利，等等。表明它所经历的是斯密式经济演化。
而同期江南农民往往拥有部分或全部的产权（永佃权、田面权等），缺乏真正的租佃市场，地租由政治、非由市场竞争决定。地主攫走约30—40％的收成却无意投资农业。佃农不追求利润最大化。农民为续香火而早婚、求多子，但田产多子均分。人口压力日增而田产日小，结果只有投入更多的劳动以求最大的毛收入，劳力集约。糊口的同时每日劳动力产出下降，剩余积累少。长江三角洲农工结合是为了生存，等等。它所经历的是马尔萨斯式经济演化。他们认为在1500—1750年间，两个经济体的发展途径已经分岔。从1750年至1850年则是此前发展路径的延长。按世界史标准衡量，18世纪后期英格兰已是发达国家（1800年时英国已不再是农业国），而长江三角洲变得更穷。作者还指出英国可以从欧洲大陆获得其所需要的原材料，而国内也不存在燃料危机。从而从根本上否认彭所谓英格兰与长江三角洲约1800年之前没有分岔，而约1800年的决定性分岔来自于英国得到了美洲的原料与英国国内的煤供应的观点。
对于罗伯特·布伦纳与艾仁民的批评，彭慕兰《对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的批评的回应》几乎予以全面否认，首先，他否认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有关英格兰与江南经济体差别的某些陈述，如他否认英国有市场竞争的租佃市场，否认英格兰低生育率与社会产权系统之间的联系，否认英国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之间的必然联系等。他认为是总人口的增长而不是农业中分流出的人口为新工业提供了人力，而且这种“释放”量也比江南强不了多少；英格兰地主从农业中获得的利润并没有都投资在工业上；江南也有非常活跃的土地市场；1500—1750年间英国土地所有权比江南更集中；等等。其次，彭也反对江南在人多地少压力下为糊口而投入劳力更集约的纺织业生产的说法，他认为即使那些要把稻谷收成的1/2交租的佃农，其剩余（1800年时5口之家人均4石米当量）仍超过最低生存所需（人均2石）；且从纺织中所得不比农业中所得低。江南纺织扩展的原因与在几乎任何地方一样，是比较优势使得江南能进口长江上中游的米而生产其它东西。第三、彭从根本上否认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以农业产权关系解释江南、英格兰经济1750年时巨大差别的观点。他认为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的指数只能比较趋势，不能比较某一特定时间的生产力水平。相反他反复强调以人均农业产出与单位劳动产出而言，18世纪的英国农业无甚优势，不少方面反而是江南占先：人均农业产出——1700年江南人均产出为1409磅小麦当量、英格兰为1260磅小麦；1800年江南为987磅小麦当量、18世纪末英格兰为1121磅小麦。单位劳动产出——1800年英国农民每天产出是0.21石小麦、江南农民是0.20米（谷？）当量。每劳动力产出——明末至清中期江南每劳动力产出增加30％，而英格兰1600—1850年增加为43％，大致接近。因此彭认为1750年两地劳动生产率的大分岔不存在，考虑到江南的高土地生产力，说江南农业在总体上占优势仍是合理的。总之彭认为迟至1750年，英格兰尚不如江南。真正的大分岔始于1750年，更多的是在1800年后，且来自于农业之外。
杰克·戈德斯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黄宗智、彭慕兰、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争论的评论》以貌似第三者的角度提倡各种社会之间、长时段的比较，他的主要观点是认为英国并没有农业革命，但长江三角洲有，或至少存在农业生产的“繁盛”。他认为长江三角洲的农业生产水平在1800年前从各个方面衡量都比英国强：1750年长江三角洲农业人口人均主粮产出（6.32石小麦当量）高于1700年的英国（4.62石小麦）；1750年长江三角洲总人口人均主粮产出（3.53石小麦当量）高于1700年的英国（2.36石小麦当量？）。亦即1750年长江三角洲劳动生产率比1700年英格兰高50％。1750年长江三角洲只有极小部分农田弃稻植棉，绝大多数农家仍以产稻麦为主，且仅靠此即可维持高于糊口水平以上多得多的生活水准；1750年长江三角洲只用了38％的务农人口就可以养活全部人口（如加上交租量、第二季作物、豆油菜等消费），劳动生产率比英格兰高。此水平英国1800年才达到。他重点指出在户均耕地减少的情况下，长江三角洲这些成绩的取得主要是扩展双季栽培、使用牛耕、大量施用肥料（特别是饼肥）的结果。1750年时江南农业生产有极大剩余。这有助于支撑此期内长江三角洲迅速增长的人口。但1750年到顶点后即急剧下降（因没有新的技术改进）。工业化之前英国、中国不存在大分岔的发展途径。但他反对彭有关美洲原料与英国国内煤对英格兰经济发展作用巨大的看法，他认为是科学技术（特别是蒸汽能源作用）而不是其它（农业、可利用资源等）促进了英格兰与世界其它农业经济的分岔。
黄宗智《十八世纪长江三角洲有农业革命而英格兰没有？》主要针对杰克·戈德斯通涉及中国方面的问题，亦即他认为有革命性变化的地方（牛耕、肥料、双季栽培）及妇女参与农业生产的变化作出回应，说明杰克·戈德斯通认为英国没有农业革命而长江三角洲有（或至少存在农业生产的“繁盛”）的观点之不成立。首先，杰克·戈德斯通认为晚明江南农业中没有用牛而清中期用牛普遍。黄认为他的这一错误主要在于依赖李伯重著作所引《天工开物》的孤例。其实宋应星讲的是太湖盆地中央桑稻农作区，土壤湿润、人口密度又高，因此牛耕不普遍；但其它地区在明清时期牛耕其实一直很普遍。他是把两种不同局部地区间一直存在的差异转化为整个地区不同时间的对立比较。其次，杰克·戈德斯通认为江南从1600年双季栽培很少到1750年无处不在，耕作制度发生急剧变化。黄认为他在此是把明末140％的复种指数说成双季栽培“很少”，而清初170％的复种指数被说成双季栽培“无处不在”。再次，杰克·戈德斯通认为增施肥料（饼肥）主要是为了补充双季栽培条件下土壤养分的损失（而不在于将已有的产量提高多少，即没有认同李伯重饼肥施用带来了肥料革命的观点），否则在同一块土地上一年收获两季会很困难。黄对此表示认同。最后，杰克·戈德斯通认为江南发生了妇女参与农业生产的剧变：明代妇女分担所有农活，而清中期性别分工明显——男人干重农活、女人纺织。黄认为他所依赖的仍是李伯重的书，但李并没有这么提。妇女实际是一直参加各种劳动的，即使是以后纺织的兴盛也没有出现如此明显的性别分工变化。在黄看来，杰克·戈德斯通所谓1750年长江三角洲农业生产有极大剩余的说法显然不存在，他想象中的江南农业（除了肥料部分之外）要么夸大其辞、要么不存在、要么误解，他对农业的理解完全不能令人相信。
(二)中西人口行为的比较
武雅士《晚期中华帝国存在生育控制的证据吗？》表示，他虽然接受李中清、王丰、康文林等人对中国人口行为基本特征的表述，但对他们的证据及对低婚内生育率的解释有不同看法：武认为他们的资料贫乏（主要材料为清皇室户口册薄、清辽宁道义屯户藉及1982年对3万妇女进行的1％人口生育率调查），低估出生率，其结论对中国没有代表性（如清皇室成员是城里人、不从事生产、满族，而绝大多数中国人住在农村、为生计辛劳、汉族；又道义农民为汉人旗民，系国家仆役，且存在资料不全的问题）等。武全面否认李中清等人的主要观点，即大多数中国夫妻采用晚生、早停生育与生育间隔长等方法（均相对欧洲而言）来有意控制生育。他认为中国家庭绝对不会限制而是力求多子（如通过早婚）。20世纪初调查表明中国的生育率至少是每妇女生7.5人，而大量以族谱为基础的研究表明1900年前中国生育率变幅为6.77—9.19人。武认为中国婚内生育率低于西欧部分地区的主要原因是贫穷：营养不良、没钱治病、干重体力活及因经济原因而异地分居等。最重要的经验证据包括作者在1980—1981年亲自对中国8省582位育龄妇女的访谈。作者反对中国夫妻比欧洲夫妻晚生（头胎迟）是刻意的推迟，相反中国夫妻总是想早生孩子。他对头胎迟的解释是早婚、晚潮、及未成年母亲小产率高等；早停（停止生育）的主要原因则是贫穷导致的营养不良。作者同意中国夫妻生育间隔比欧洲夫妻长，但没有那么长，而原因仍是穷而非有意减少同房次数（有意控制）。总之，他认为中国夫妻有意控制生育率之说根本不成立。
李中清、康文林、王丰《现实性抑制还是中国式抑制？》通过计算机模拟的方式认为如果武雅士中国妇女生育率为7.5的观点（黄宗智引用）成立，则中国人口在1700年至1900年的200年间会从2亿飙升为近100亿。这没有发生，也不可能发生。因此武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就黄认为18世纪中国的社会危机及普遍的溺杀女婴对中国人口增长的负面影响的说法，他们反对死亡危机特别是饥馑在抑制中国人口增长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的观点。他们认为这些危机既不是人口过剩的产物，也对长期人口增长没有影响。相反他们的研究表明，长时期内中国死亡率是相对稳定的。至于溺杀女婴，他们认为他们并未否认穷人及灾时更趋向溺女婴，但他们强调的是不光是穷人、也不仅是在危机时才溺女婴，而溺女婴对中国人口规模长期波动的影响则有待更多资料的证实。在他们看来，对长期人口规模调节起最重要作用的可能是有意调节婚内生育率。因为大量研究表明中国历史上总和已婚生育率（从清室的5.3到20世纪台湾的6.5不等）均比欧洲历史上的婚内生育率（8—9）低。新马尔萨斯主义认为中、欧婚内生育率类似及中国人口系统由死亡率内卷变化决定的观点站不住脚。而且近300年虽然是中国历史上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但却慢于世界人口增长，因此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渐降。这也是老马尔萨斯主义难以解释的。中国人口发展的独特轨迹最可能是个人和家庭有意识的行为积累的结果。对此，武雅士认为：第一、李中清等人在进行计算机模拟测算时误解了他的数字的意义，他讲的是总和生育率，不是总和已婚生育率，两者当然有差别；第二、针对他们对其样本过小（主要是他本人的实地调查）的批评，他提出了别的地区的例子进行回应比较。黄宗智则认为，李中清等人的计算机模拟测算中没有考虑溺杀女婴，这被当作“产后堕胎”处理而被排斥在生育率与死亡率的计算之外，如果算入的话，结果完全不同。不能仅凭数字游戏反驳别人通过实地调查得出的结论[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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