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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学术界30-40年代对乡村工业化道路的探索（一） | |||||
| 作者：李培林 论文来源：中国文秘网 点击数：3284 更新时间：2006-11-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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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乡村工业化，发展类型，村落变迁。 一、 农村人口过密化逼迫的工业化 二、 乡村建设引发的工业化 三、 关于对“定县主义”和“村治派”的批判 四、 农村社会的性质的论战与工业化道路 五、 乡村工业化的不同型式 参考文献 中国学术界早期对工业化问题的探讨，基本上是从四个视角提出的，即农村人口过密化的视角、重新构建乡村基础的视角、农村经济融入资本主义体系的视角和改变农村土地关系的视角。这四个视角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取向和理论上的激烈争论，并对中国乡村工业化的实际道路产生重大的影响。 一、农村人口过密化逼迫的工业化 在社会学中，工业化问题的提出，来自对现实生活的调查。在社会学传入中国的初期，主要是从事西方社会学的译介和讲授，但到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社会学得到切实的发展和进步，这主要是由于实地调查工作的广泛开展，使中国的社会学家们从这些丰富的调查资料中提出了属于中国的“中国问题”，而不再仅仅是解释由西方学者提出的“中国问题”或把西方的“问题”中国化。 孙本文在1948年曾撰文，概况当时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趋向，概括的第一个趋向就是注重实地调查研究，他认为中国当时的一些调查研究已经可以与西方的经典调查相媲美：如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年），可比之美国匹兹堡调查（The Pittsburgh Survey）和春田调查（The Springfield Survey）；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1930年），可比之美国劳工统计局的生计调查；陈达的云南呈贡县、昆阳县户籍与人事登记报告（1946年），可比之美国或英国的经常户籍报告；许士廉、杨开道等人的清河调查（1930年），可比之美国嘉尔宾的农村社会解剖；另外还有吴文藻等人的炉山黑苗的生活调查（1940年），费孝通的禄村农田调查（1943年），柯象峰的西康社会调查（1940年），徐益棠的雷波小凉山罗民调查（1944年），吴景超的劫后灾黎调查（1947年）等等（孙本文，1948：46-47）。这些调查的研究成果，初看起来并没有任何的理论假设，不象如今写学术文章，开始必须有一种基于前人研究成果的理论假设，提出一个有意义的需要论证的问题，这已成为学术界共同遵循的学术规范，那时从事实地调查和社区研究的社会学家，似乎有意地防止先入为主的假设，基于实地调查的研究文章，几乎都是尽可能客观而详尽地描述实际情况而已。当然这种情况也可能有另外两个原因：一是当时关于中国农村性质的学术争论已经发展成一种“思想斗争”，这些潜心学术研究的社会学家，为了逃避思想斗争的漩涡，抱着让资料和事实说话的价值中立思想；二是当时相当一部分调查，是受国外基金会的资助，对于资助者和国外的学者来说，中国实际资料的价值显然是第一位的，而在理论上，中国社会学界当时似乎还不具备国际对话的能力。这种“初看起来”形成的结论，尽管可以说是“有理由的”，但今天看来显然是很不全面的，因为即便是那些“无假设”的实地调查，提出的问题在学术上其实是很前沿的。 美国学者黄宗智，在本世纪80年代，为了说明长江三角洲和华北小农经济的运行逻辑，提出了农村“过密化”或“内卷化”（involution[1]）的命题，来解释农村“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悖论现象：由于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和耕地的缩减，使农民趋于过密化，即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单位面积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农业生产越是过密化，就越是难于把劳动力抽出，走通过资本化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道路。要改变这种过密化的增长逻辑，就要使被替代的劳动力寻求另外的就业机会，改革以后长江三角洲的农村，正是通过发展乡镇企业才改变了这一运行了几百年的逻辑。（黄宗智，1986；1991；1993）黄宗智提出的这个学术命题，实际上在30年代一些社会学家已经开始广泛注意到。 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工业化问题是从农村生活实地调查入手，在探讨如何改造农村社会结构和农民生活的过程中提出来的。最早对中国农民生活进行社会学调查的可能是一个外国学者，即清华大学的社会学教授狄特谟（C.G.Dittmer）,他可能是第一个系统调查中国农民生活水平的人，他于1917年对北平西郊195户居民的生活费进行了的调查。到1923年，清华大学的教授陈达博士，对该校附近的成府村的91家农户和安徽休宁县56家农户的生活费进行了调查。不过当时的多数调查，都是对某个地区的个别村庄的调查，而中国幅员广阔，千差万别，以此代表中国农民的生活，其代表性是有限的。当时的金陵大学农林科的农业经济和乡村社会学系，看到了这种局限性，于是在1922-1925年开展了一次对全国6省11县区13个调查点2370家普通农户的调查[2]。调查主要在华北地区、华中地区和华东地区选点，调查点包括江苏省的江宁（淳化镇、太平门）、武进，福建省的连江，安徽省的来安、怀远、宿县，河南省的新郑、开封，山西的武乡，河北的平乡、盐山（1922年、1923年）。根据这次调查的资料，乔启明写了《中国农民生活程度之研究》一文[3]，这是一篇在问题意识、研究深度和学术规范等方面在今天看来甚可称赞的论文。乔启明在这篇文章的结论中指出，中国农民的生活程度事实上已低到极限，其原因概况起来有四点：第一，农村人口过多，家庭过大，生产者少而消费者多；第二，农场面积过狭[4]，总产量和收入自然就低，中国当时农家平均拥有约18华亩，南部种稻区域每户农家平均10华亩，北部种杂粮区域每户农家平均约20华亩，而美国当时平均每农户拥有342华亩，是中国农户的19倍；第三，生产效力低，净利收入少，因为农场狭小不能利用机器，只能多用人力，如当时美国生产1公亩（约合16华亩）的棉花，从种到收需要人工289点钟，而中国需要1620点钟，甘薯美国只需203点钟，中国需1184点钟，玉蜀黍美国只需47点钟，中国需663点钟，小麦美国只需26点钟，中国需600点钟，黄豆美国只需86点钟，中国需610点钟，所以中国人工虽比美国低廉的多，但人工费用反而高，美国的农产品可以进入中国市场竞争；第四，交通不便，影响了农产物的销售，“谷贱伤农”的事就在所难免。农民要提高生活程度，非先排除这些障碍。为此乔启明提出了四项改进方法：一是实行移民殖边，发展实业，由工场吸收部分农场人口，节制生育，使人口不至过密；二是通过降低人口密度，扩大农场面积，增加农户产量和收入；三是扩大农场面积后，利用机器提高劳动效率，降低生产费用，使获利丰厚；四是发展交通，使农产物销路畅通。（乔启明，1930:1-7,40-43）这样，工业化的问题就作为解决农村人口过密化问题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措施之一提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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