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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学术界30-40年代对乡村工业化道路的探索（二） | |||||
| 作者：李培林 论文来源：中国文秘网 点击数：2016 更新时间：2006-11-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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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化问题上，大部分学院派的学者，都试图避开政治主张上的争论，他们想用“科学的方法”进行一些切实的调查研究，认为这才是拯救中国的正途。1932年陶孟和在为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写的序中说：“在中国，采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状况，只不过是近十年的事。从前我国的士大夫，向来抱着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态度，对于现实的社会状况，毫不注意，只以模仿古人为能事。等到西洋的炮火警醒了这迷梦，又完全拜倒在西洋文明之下。每每不顾国情，盲目的整个的把西洋的各种主义和制度，介绍到中国来。以为只要学得维妙维肖，便是社会的福利。那知道主义和制度，介绍的越多，中国的社会，反到越发紊乱越发黑暗了。于是一部分有识之士，看出这种只模仿他人而不认识自己的流弊，便起而提倡社会调查运动。主张用科学的精密的方法，研究我们自己的现实社会。我们必须先认识自己的社会，然后才可以根据这认识，规定改进社会的计划。”（李景汉，1933:陶序）但是，他们由农业的改进引发工业化的基本主张，必然与在农村缓慢地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联系在一起，并进而与中国不可能走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的革命主张相冲突，从而引发在发展道路上的革命派与改良派之争。争论的主题表面上是关于“中国农村社会的性质”，但核心问题是：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初期阶段，挽救农村经济破产的办法是发展农村生产力还是改革农村社会关系，中国社会的出路是解决愚穷弱私的问题还是反帝反封建。然而，在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问题上，更激烈的争论似乎还不是在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而是在土地革命派与托洛斯基革命派之间，争论的焦点问题首先是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还是资本主义的，中国的革命是民主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 还在本世纪30 年代初“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任曙的《中国经济研究》和严灵峰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两书就遭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激烈批判。任曙认为，“全部中国农村生活是千真万确的资本主义关系占着极强度的优势”，“资本主义日益向上增涨，取得支配的地位”，中国贸易“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资本主义还在继续发展中。它不因内战，灾荒，革命，以及所谓封建剥削的阻碍，而致停止其前进”。任曙引用了大量调查和统计资料来证明他的结论，如1922-1925年江苏、山西等省区2000余农户的调查所显示的平均每户由市场购买各种物品的较高的百分比，“宣告了中国农村经济完全不是自然的封建经济而是处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支配之下”；1875-1926年中国海关轮船和帆船进出的吨位百分比变化，说明代表资本主义时代交通工具的轮船的吨位比重从1875年的85％上升到1926年的98％；1912-1920年钱庄和银行的兴替，也“可以相当地看出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例如在此期间中国金融业投资的比重，钱庄从68％下降到37％，银行从32％上升到63％；此外，土地的集中趋势，中农的丧失土地和贫农与富农地主的对立，都是由于封建生产的破坏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形成，而且“土地愈集中的地方，资本主义愈发达”，反之亦然。严灵峰也力图证明，“占有中国广大土地的，已不是维持旧时代残余下来的贵族、宗室，而是资本主义化的地主，或地主化的资本家”。（刘梦飞，1933:498-499;张闻天，1931:247-260） 张闻天的批判亦引用了大量的有关进出口商品、制丝业、纺织业、土地分配、棉花销售、农产品价格等方面的统计和调查数据，说明数字是死的而解释是活的。如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增加只说明商品经济的增加而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输出的主要是原料而不是工业品说明了中国社会是农业社会而非工业社会，输入的工业品表明的是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展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等等。最后批判的落脚点是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任曙强调中国的土地革命是反对资本主义的，而不是“促进”资本主义的，是非资本主义的前途，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前途；张闻天则批判道，“中国的土地革命一直到平均分配一切没收的土地，一直到土地国有，是民主资产阶级性质的。他不但不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给资本主义的发展肃清道路。这土地革命是反对大资产阶级的，但对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却是有利的”；“然而这土地革命成功后，并不将在中国开辟一个资本主义急速发展的前途，而是将开辟一个非资本主义的前途。因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是无产阶级。它在革命中，终不停止于工农民主专政，而将进一步的实行无产阶级的专政。那时要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而不是什么‘非资本主义’的前途”。（张闻天，1931:266-267）这里实际上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者内部列宁主义派和托洛斯基派的理论争论，亦即“革命阶段论”与“不断革命论”的争论。 到1935年，这种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又掀起一场大风波，并集中到对农村社会的讨论，这就是著名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论战以《中国经济》杂志和《中国农村》月刊为对抗的两个单位，前者称为“中国经济派”，主要有王宜昌、张志诚、王毓铨、王景波、张志敏等；后者称为“中国农村派”，主要有钱俊瑞、陶直夫、薛暮桥、孙冶方、周彬、余霖[11]、赵呆？僧等；他们论战的代表作均收入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12]一书，于1936年出版。在一些学者看来，在这次论战中，王宜昌、张志诚等复活了任曙、严灵峰的见解，而钱俊瑞、薛暮桥也把问题提到一个新的阶段（何干之，1937:615）。 这次论战的导火索，是王宜昌在1935年1月26日天津《益世报》的第48期“农村周刊”上发表的一篇短文《农村经济统计应有的方向》，这篇文章对1934年10月《中国农村》创刊号上薛暮桥《怎样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一文的观点进行了批评，提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要进行三个“方向转换”：“第一方向转换，便是在人和人的关系底注意之外，更要充分注意人和自然的关系”；“第二方向转换，便是注意到农业生产内部的分析，从技术上来决定生产经营规模的大小，从农业生产劳动上来决定雇农底质与量，从而决定区别出农村的阶级及其社会属性”；“第三方向转换，是在注意农业经营收支的情形，资本运营的情形，和其利润分剖的情形。这里不仅要注意到农业的主要业务，而又要注意到副业的作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1936:100－101）这篇文章引起《中国农村》月刊的执笔者薛暮桥写了一篇《答复王宜昌先生》，此后韩德章写了《研究农业经济所遇到的技术问题》一文发表在《益世报》第49期“农村周刊”，呼应王宜昌的文章，王宜昌也在《中国经济》月刊1935年2月号又发表了《从农业看农村经济》，于是《中国农村》另一主要执笔者钱俊瑞写了一篇《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兼论王宜昌韩德章两先生农村经济研究的“转向”》，王宜昌又回敬《论现阶段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答复并批评薛暮桥钱俊瑞两先生》一文，而薛暮桥亦再次回敬以《研究中国农村的方法问题：答复王宜昌王毓铨张志诚先生》一文，论战的范围逐渐扩大，参加的人员也愈来愈多。但这种论战，似乎是在熟悉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学者之间的论战，与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的论战是两条不同的论理方式。不过，这次论战的起因却涉及到对改良派的批判。 薛暮桥在发表于《中国农村》创刊号的《怎样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一文中，批评了农村经济研究对象问题上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批评把自然条件当作主要研究对象的观点，如古煤？把“人口过剩”和“耕地不足”作为中国农村破产的根本原因，薛暮桥认为这是马尔萨斯的庸俗人口论，因为西欧人口密于中国，可都市工业吸收了乡村中的过剩人口，“人口过剩”实际上是由于“大批劳力和大批土地因受现存生产关系阻碍无法配合起来”，“我们所要研究的是为什么在同样的土地和其它自然条件底影响之下，有时会产生封建制的小农经营，有时会产生资本主义的农业公司，有时又会产生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场”。二是批评把生产技术当作主要研究对象，如卜凯教授[13]通过中美农业人工成本的比较，认为中国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和缺乏竞争力是中国农村破产的主要原因，薛暮桥批评道，“他们仅仅看到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技术关系，根本忽视了人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殊不知技术底进步，只有在社会关系容许着的限度以内才有可能；过此以上，除非根本改革社会关系，生产技术决难继续前进”。例如现有生产关系下，劳力太不值钱，使用机器反不合算，这是古老的生产关系阻止了使用机器。三是批评把封建剥削当作主要研究对象，如乔元良先生认为“高度地租”、“买卖不公”和“高利借贷”是中国农民贫困的三个主要动因，薛暮桥批评说，在中国，地主、商人、高利贷者的剥削农民，已有二千多年悠久的历史，但现阶段的农村破产绝然不同，决非“自古已然于今为甚”，因为封建剥削已成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工具之一。四是批评把农产商品化程度当作主要研究对象，如认为中国农业中间商品生产已经相当普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在中国农业中间占有支配地位，现阶段的农村破产，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恐慌是一回事，都是世界经济恐慌中的一角，薛暮桥批评说，这种观点忽视了中国农村内部的封建残余，正象上述封建剥削论者忽视从外侵入的帝国主义势力，结果陷入同样的错误，商品生产的发展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这是一般而论，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下，商品生产“伴随着的不是资本主义的经营，而是千万小农底无望的挣扎”。（薛暮桥，1934:1-6） 薛暮桥对农村经济社会研究中几种观点的批评，显然是要划清他们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学者与其他学派的界限，在《中国农村》创刊号上为该刊树立鲜明的旗帜。他的批评没有受到力图避开政治争论的改良主义学院派的回应，却受到他们称之为“托派”的、实际上持第四种观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反击，这就是王宜昌强调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要进行“方向转换”的文章的由来。 “中国农村派”和“中国经济派”的争论文章，实际上都大量引用了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14]，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中争论问题。“中国经济派”的理论逻辑线索是：生产技术是生产力的主要代表，生产力使生产关系进步，土地分配问题在1927年大革命以后就过去了，中国现阶段的农村经济的核心问题是资本问题，现在中国农村“已是商品经济，而且资本主义已占优势”，所以核心问题“并不再是土地所有形态，地权，租佃关系等等，而是资本制的农业生产过程分析”，“要以资本的大小来划分社会阶级，从而说明其中残存的封建等级”（王宜昌，《论现阶段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载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1936:99-110）。“中国农村派”的理论逻辑是，生产关系的演变“规定一种新的能使生产力更进一步发展的社会形态”，现阶段农村的核心问题是土地分配问题，以及它所隐蔽着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所以应从土地所有形态和性质、地权在各阶级之间的分配、农业经营、租佃关系四个方面来研究土地分配问题，并从农村市场、农业成本和雇佣劳动方面研究农业经营（钱俊瑞，《现阶段中国农村阶级研究的任务》[15]，载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1936:73-88）、这种理论争论的背后，实质上是关于走依靠农民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还是走依靠无产者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争论，即仍然是“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的争论，不过更学术化了。但是，争论之中也仍然伴有尖锐的指责，“中国经济派”强调，他们的观点是针对1930年以来农村经济研究中单注意人与人的关系的倾向，并指责“中国农村派”是“中国的民粹派，中国的农民思想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修正派”[16]。而“中国农村派”则指责“中国经济派”是落后因素在“蠢蠢欲动”，是“风烛残年”式的挣扎和“大开倒车”，后来则概括为“反托派的论战”[17]。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早期农村工业化问题的提出，实际上是从两大视角（改良和革命）沿着四条路径提出来的。 在改良的视角下，有两条路径：一条是从生产要素的路径提出工业化的问题，包括认为在资源短缺、人口过密化、农业人工成本过高、生产效率过低的情况下，要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必须走劳动力转移的工业化道路的各种思路。沿这条路径提出问题的人，多是学院派的，包括在华从事中国农村调查和研究的外国学者和在平教会旗帜下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大的学者。另一条是从传统文化的路径提出工业化问题，认为要重塑伦理社会的乡村基础，并在合作的基础上走由农业引发工业的为了消费的所谓第三条道路，杜绝走商业资本为了营利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和苏联强制集团化的工业化道路。沿这条路径的学者，旨在复兴传统文化的“精粹”。这也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说的“新派”和“旧派”，或“定县主义”派和“村治派”。 在革命的视角下，也有两条路径：一条是从农业生产技术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出发，认为中国已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乡村，因此要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系统来观察农业从工业的分离、都市与乡村的联系、以及工人与农村无产者的天然结合，通过推翻外国资本的支配争取民族经济的自由发展。沿这条路径的学者，深受当时苏联的革命理论影响。另一条道路是从生产关系以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出发，强调必须从改造农村土地关系入手，走通过反帝反封建来发展农村生产力并与工业相结合的道路。 这四条路径的学者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复杂的基本取向，可用下表来表示： 不同工业化路径的政治、研究和学术取向 ===================================================================================== 学派 革命改良取向 生产力生产关系取向 中外学说取向 理论和调查取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新派” 改良 生产力 美欧 调查 “旧派” 改良 生产关系 中国 理论 “中国经济派” 革命 生产力 苏联 理论 “中国农村派” 革命 生产关系 苏联 调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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