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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剩余价值——哈贝马斯的大众文化批判 | |||||
作者:佚名 论文来源:中国文秘网 点击数:1601 更新时间:2006-4-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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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具体阐明大众文化批判在哈贝马斯文化现代性建构过程中的地位,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我们将阐明哈贝马斯对从马克思、卢卡奇到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的工具理性批判传统的批判、继承和发展(1);接着,讨论哈贝马斯对于文化消费主义历史形成的追溯(2);最后,具体分析哈贝马斯对于广告和公众舆论的理解(3)。 1、 工具理性批判的批判 哈贝马斯从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范畴出发,把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卢卡奇的物化学说以及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的工具理性批判(启蒙的批判)贯穿起来进行分析,认为它们共同的贡献在于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的两大根本问题: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而在这当中,卢卡奇的物化学说又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在法西斯主义制度里),合理性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它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简单地压制自然;合理性现在是在敲诈自然,为此他吸收了自然的造反力量,用以充实自身。纳粹操纵了德国人民被压制的愿望。当纳粹及其在产业界和军界的走狗们兴风作浪时,他们一定会赢得大众的,尽管他们并不代表大众的利益。他们向社会下层发出号召,而这些阶层已经被工业的发展抛弃了,也就是说,他们成为了大众生产的剥削对象。这些阶层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家庭妇女以及小业主等,在被压制的自然中,他们首当其冲,他们是工具理性的牺牲品。没有这些群体的积极支持,纳粹根本就不可能上台掌权"【4】。 这段话不仅阐明了纳粹上台的历史背景,也澄清了纳粹统治的阶级基础(社会下层),更说明了纳粹统治的历史作用:加速"迟到的民族"的现代化,用以补偿广大社会反抗阶层的心理要求。这样,内在自然的造反在纳粹的操纵下就变成了内在自然所反对的强制力量,实际上也就走向了其对立面。 当然,在文化物品范围内,交换价值表现的比较特殊。因为这个范围在商品世界里似乎不受交换权力的支配……而这一表象正是文化物品具有交换价值的原因所在……如果商品总是把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集合在一起,那么,纯粹的交换价值就会取代纯粹的使用价值,因为纯粹使用价值的幻象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文化物品所必须具有的,纯粹的交换价值正是作为交换价值才通过欺骗的手段承担起了使用价值的功能。音乐的拜物教特征就表现在这样一种quid pro quo里面:交换价值制造的效果提供了直接的表象,而与客体的无关同时又打破了这种表象……人们追问了商品社会究竟靠什么得以维持的。在一种总体性的观念中,把消费品的使用价值转换成交换价值,这将有助于澄清原因。而在总体性的观念中,任何一种摆脱了交换价值的享受都具有颠覆性质。交换价值在商品中的表现承担了特殊的社会凝聚功能" 【5】。 哈贝马斯认为,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的创新之处在于具备了一种文化批判的视角,并且修正了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对于大众文化的乐观主义立场,批判了洛文塔尔(Leo Loewenthal)对于大众文化的肯定主义立场,而对大众文化保持了一种的怀疑,进而发展出了一种建立在其否定辩证法基础上的否定主义大众文化观。但哈贝马斯同时又指出,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的大众文化理论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主要在于,他们对大众传媒的社会控制力量的模糊性缺乏明确的把握。 2、 从文化批判到文化消费 哈贝马斯一边充分肯定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把大众文化作为社会批判范畴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效果,一边又从规范的角度对他们的大众文化理论提出了尖锐批判,这和他对待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一贯立场无疑是一脉相承的。但是,这里值得留神的是,哈贝马斯在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之间还是有所区别的,并没有把他们简单地一概而论。比如,在大众文化这个问题上,哈贝马斯一方面批判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的主张缺乏规范性,另一方面却悄悄地接受了洛文塔尔对于大众文化历史功能的分析,尽管有着相当的保留。 家庭的功能转变之后,与之相关的一切社交场合不是消失不见了(俱乐部),就是彻底变调了(沙龙)。总之,一句话,资产阶级的社交形式有了新的替代物,虽然形态不同,但它们的性质是一致的:都禁止文学批判、社会批判和政治批判,需要承担社会责任的社交批判活动,变成了无须担负任何社会责任的集体娱乐活动。 讨论进入了交易领域,具有固定的形式;正方和反方受到事先制定的某些游戏规则的约束;在这样的过程中,共识成为多余之物。提问成了成规;原本在公共辩论中解决的争执挤入了个人摩擦层面。如此组织起来的批判讨论当然也具有重要的社会心理学功能,尤其是作为行动替代品的绥靖功能"【11】。 哈贝马斯认为,文化商品的商业化一直都是批判的前提,现在却成了追求的目标。作为武器的批判本身,也落入了交换关系的魔爪。从此,大众文化的批判功能和否定功能消失殆尽,它迎合的是教育水平很低的消费群体的娱乐需求和消闲需求,追求的再也不是知识或社会责任,而是剩余价值。文化不是被导向大众,而是自身俯就大众。 或者,市场首先创造条件使公众有能力获得文化商品,然后,通过降低产品价格,从经济上增强更多公众的获取能力。或者,市场根据自己的需求,调整文化商品的内容,从而从心理上增强各个阶层民众的获取能力"【12】。 文化商业市场的这两种功能在书业协会(Buchgesellschaft)那里有着集中的体现。但哈贝马斯认为,最能反映文化商业化的机制还不是书业协会,而是报刊和影视传媒。就拿报刊来说,19世纪30年代,出现了最早的商业大众报刊,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减轻大众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以便他们更好地进入公共领域。但到了19世纪末,所谓"黄色办报作风"(报刊图片化),大大推动了报刊的大众化。报刊大众化的直接结果是"惟利是图":获得的是销售量,牺牲掉的是社会批判和政治批判:"(所有报刊都)取消有关道德话题的政治新闻和政治社论,诸如禁酒问题和赌博问题等"【13】。 阅读公众的批判逐渐让位于消费者交换彼此品位和爱好。甚至于,有关消费品的交谈,即有关品位认识的测验,也成了消费行为本身的一部分"【14】。 一句话,批判主义黯然失色了,消费主义粉目登场了,并且还唱起了主角。在滚滚而来的消费主义浪潮中,"大众传媒塑造起来的世界所具有的仅仅是公共领域的假象。即便是它对消费者所保障的完整的私人领地,也同样是幻象"【15】。而在消费主义的支配下,公众的个体认同和集体认同发生了分裂:他们不是作为缺乏批判意识的专家(知识分子),就是作为根本没有批判意识的消费大众。公众在一片喧嚣声中重新拣起了商品拜物教的残羹冷炙,社会则在一片欢歌笑语声中丧失了交往方式和文化共识,回归到了昔日一盘散沙的原子状态。 3、 从新闻写作到广告和宣传 如果说哈贝马斯对大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历史的追溯可以看作是对大众文化社会功能演变的阐述的话,那么,哈贝马斯对广告和宣传(舆论)的分析,则既是对大众文化的个案解读,更是对大众文化的政治功能演变的揭示。按照哈贝马斯的解释,新闻写作看似私人的,实际是公共的,它担负着公共批判的职责;而广告宣传则截然相反,表面上是公共的,其实是私人的,因为它追逐的是纯粹私人或某个集体的经济利益。从新闻写作到广告宣传的转变,反映了理想型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衰弱,也折射出大众文化在政治领域中的消极影响。 在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取得永久地位之前,政治报纸的出现和生存,就和争取公共舆论的自由空间的斗争、争取公共性原则的斗争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传播信念的报刊是公众的一个讨论机制,它首先关注的是确立公众的批判功能;因此在投入经营企业的资本时,如果考虑回报的话,那也是第二位的"【17】。 遗憾的是,随着资产阶级法治国家的建立和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在法律上得到认可,特别是,随着广告行业的独立和迅速发展,报刊进入了新的阶段: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报刊"抛弃了论战立场,而真正从事商业活动,争取赢利"【18】。至此,报刊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不但回到了它的起点,甚至还有了倒退: 如果说过去报刊业只是传播和扩散私人公众的批判的媒介,那么现在这种批判反过来从一开始就是大众传媒的产物。随着个人的新闻写作向大众传媒的转变,公共领域因私人利益的注入而发生了改变。……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报刊业的商业化迎合了公共领域向广告传媒的转变。反过来,报刊业的商业化受到了纯粹经济领域中的商业广告需求的推动"【19】。 哈贝马斯批判广告的基本出发点就是破除了一个被广泛认可的的看法,即:广告与资本主义之间有着密切的因果联系。哈贝马斯认为,广告虽然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要素,但和资本主义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或者说,并没有逻辑上的关系。归根结底,广告只是发达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一种特殊现象。 在19世纪中期,在阶级对立多少公开化的阶段,公共领域本身被……一分为二,因此,私人利益的公开展示本身完全具有一种政治意义。在这个领域里,大规模的商业广告也几乎总是具有并非单纯商业广告的性质。……但是,只有在公关实践中,经济广告才能意识到自己的政治性质"【21】。 广告政治化或政治广告化,实际上就是舆论宣传和舆论管理了。哈贝马斯根据美国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政治动员,分析了宣传(舆论)对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主宰。他认为,宣传(舆论)与广告之间的区分就在于: 私人广告总是针对其他的私人消费者;公共关系则是针对公众舆论或作为公众的私人,而不是直接针对消费者。信息的发出者把自己的商业意图隐藏在一种关于公众福利的角色肥厚。这种对消费者施加影响的方式是借鉴了经典的公众批判形象的内涵,使自己合法化:公共领域的公认功能和有组织的私人领域之间的竞争被统一了起来" 【22】。 广告政治化之后,提供给我们的实际是一种公众舆论。"取得共识"是其中心任务。因为只有打着这样的共识幌子,资产阶级统治者才能说服公众接受它们所兜售的个人、产品、组织和意识形态。作为消费者的公众则处于一种被动的迎合状态,没有自己的主体立场。哈贝马斯强调指出,这种人为的公众舆论所提供的共识和通过长期的启蒙和话语而最终达成的共识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在公众舆论的操纵下,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被重新封建化了,"公共性仿造了过去那种代表型公共领域赋予个人魅力和超自然权威的神圣光环"【23】。 4、 结语 以上我们讨论了哈贝马斯对于大众文化的批判思路。哈贝马斯继承了从马克思到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传统,根据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这个理想型,从规范的角度,对大众文化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一方面充分肯定,大众文化在形成之初是有着历史贡献的,主要表现在对公共性和公众批判意识的培养上面。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显然是接受了洛文塔尔和本雅明的观点。但同时,他也指出,本雅明把大众文化的解放功能宗教化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大众文化的社会功能应当还是在于启蒙和教化。 注释: 【1】 G. Lukacs,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Werke,第2卷,Neuwied,1968,第276页。 转贴于 中国文秘网 http://www.zgwmw.com 《文化的剩余价值——哈贝马斯的大众文化批判》来源于中国文秘网,中国最专业的文秘网站,欢迎阅读文化的剩余价值——哈贝马斯的大众文化批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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