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对远东地区而言，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巴尔干科沃战事刚落下帷幕,台湾海峡上空就飘浮起战云。

    5月17日，李登辉发表《台湾的主张》，提出分裂中国的“七块论”；7月9日，李又借《德国之声》采访之际，抛出“特殊的两国论”；7月14日,台《联合报》报道：“相关部门已就李总统提出的‘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外文翻译进入最后定稿，原则上是‘(special)state to state relatonship’,但如提及‘two states in one nation’也将不译成‘一中两国’而是‘一个民族，两个国家’”。一时间，两岸关系骤然紧张。台湾当局无视大陆中央政府的再三警告，在台独的道路上愈陷愈深。7月25日，国民党投资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泰英公开表示：一旦大陆武力攻台，台将发导弹袭击香港和上海。8月11日，台“行政院”快速通过《海域及海岸巡防法》。8月18日，李登辉称建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更符合台湾的“长远利益”；并指示台“行政院”着手研究其间的军队转型、心理建设及经费等问题。8月，连战表示：“台湾必须保留加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权利。”19日，台“行政院”开会通过一项有关台需要建立一个导弹防御系统的报告，“行政院长”萧万长表示：行政院9月份将公布这项报告，并呈交“立法会”，“国防部”将可能从明年起为此筹资。法新社说，这是台“在李登辉以‘两国论’挑战中国(大陆)之际迈出的又一个关键步骤，那就是谋求美国的导弹盾牌。”8月29日，台国民党十五届全会正式将李登辉“特殊的两国论”载入政策文件，决定以“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定位两岸关系。

    至此，李登辉“特殊的两国论”已从《台湾的主张》一书中表达出来的个人认识，转变成了国民党大陆政策的指导原则、台湾当局的施政基调和具体政策，这表明台湾已经实际上从行政、疆界及军事上正式向大陆及国际社会打出“台独”牌(“修宪”问题充其量也只有形式上的意义)；这使得中国大陆“和平统一”的对台政策已被逼到死角。8月1日，大陆《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指出：“世界并不太平，战争并不遥远。李登辉玩火进一步表明，台湾岛内的分裂势力值得严重关注，祖国统一的斗争尖锐、复杂。”8月31日，中央中央对台办负责人表示：李登辉和国民党的作法，是将台湾人民推向战争的深渊。

    二?李登辉还有更大的政治目标

    研究台湾历史，我们会发现台湾没有政治独立的历史，这是因为台湾没有实现独立国家的地缘政治条件：一方面，台湾为中国东进太平洋、日本南下中太平洋、美国遏制中国和日本乃至东盟的重要的海上战略基地。正因如此，在近现代亚太发生的历次重大事变中，比如1895年甲午战争、1950年朝鲜战争及70年代苏联全球扩张和中美合作,台湾都是牺牲品。另一方面，台湾由于地理空间狭小、缺乏战略纵深的地缘政治条件所限，在历史上根本没有能力抵御大国的强力进入。作为政客，李登辉不可能不知道台湾地缘政治的上述特点。因此，李登辉在向大陆打出“台独”牌之前，考虑最多的并不是台湾如何独立的策略，而更多的是台湾独立后如何进一步坐大(所谓“发展”)的政治战略。关于这一点，李于8月10日在台“行政院”的一次演讲中说得明确：“要了解国家策略研究，最重要的就是要确立的定位、国家发展的目标。简单来说，就是中华民国在台湾要如何生存发展下去，我们必须坚定国家的定位、我们的生存及后续的发展。我们强调的是要如何演变中国大陆，将中华民国所得到的成果带到大陆，这也是中国统一的最重要的目标。”

    李登辉很清楚，只要大陆存在着一个统一和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仅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台湾就没有独立的任何可能。李登辉在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考虑后，通过《台湾的主张》一书向日本、美国及其国际反华势力兜售他关于“如何演变中国大陆”和“改变中国大陆的政治态势”的谋略。他写道：“我曾向某位美国政要坦率地说：‘你们倡议要对中共采行交往政策，但‘交往’(engagement)一词颇为不当。美国并不需要涉足中国大陆，而是要将中国大陆拉到文明世界来。’中共领导人对于戈巴契夫使得旧苏联崩溃的原因，了然于胸。中共绝不可能在‘交往’的引诱之下，毫无防备地踏进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政治舞台。但是，如果亚洲想要摆脱霸权主义的威胁，想要享有长远的和平安定，就必须设法使中国大陆破除“封闭”心态，加入国际社会，并接受现行的国际政治与经济体制的规范，才能使亚洲重现希望的曙光。因此，目前亚洲、甚至全世界的重要课题，是尽速改变中国大陆，使其霸权主义、专制政体及失衡的经济结构，转变成符合文明发展趋向的现代化体制。”

    1999年9月5日，李进一步用煽动的语气写道：“兼具霸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大中华主义，对其他亚洲国家而言，仍然极具威胁性。俄罗斯或许没有感受到中国大陆的压力,但印度则因深感威胁而与中国大陆对峙，其他国家也都对中国大陆多少存有恐惧之心。倘此情形继续存在，亚洲将永远不会有安定之日。”

    按李登辉说法，“亚洲将不会有安定之日”的原因，是由于“兼具霸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大中华主义”的存在，由此推出的必然结论当然就是：消灭“霸权主义”的关键就是瓦解统一的中华民族。具体怎么做呢？李登辉提出自己的方案：“最理想的状况，是中国大陆摆脱大中华主义的束缚，让文化与发展程度各不同的地区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如台湾、西藏、新疆、蒙古、东北等，大约分成七个区域，相互竞争，追求进步，亚洲或许会更安定。”

    李登辉明白，台湾政治独立面临的最大的历史难题，是中国大陆的地缘和政治优势。因此，李登辉选择了用否定中国和中华民族存在的办法来确定台湾和所谓“台湾人”的“存在”(实际就是“独立”的代词)，用肢解中国版图的办法来解决台湾“存在和发展”所面临的最大地缘障碍，用肢解中华民族的办法来消除台湾“存在和发展”所面临的最大的政治障碍。

    现在看来，李登辉的上述设计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它只不过是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提出的“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方案的新翻版。李登辉在20世纪末给美国与日本的反华政客们提出新“奏折”的要义是：欲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肢解中国。与20年代不同的并令人费解的是，20世纪末再次打起这面破旗的不是当年的日本人，而是自已都说不清国藉的李登辉!李登辉深知，在地缘政治上没有战略纵深的地区和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是绝对扮演不了大国角色的(为此，日本曾以日本为核心，在30年代将整个东北亚及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肢解为数个护卫日本的卫星“国”)。李登辉认为，台湾与日本有许多“相似之处”，李对日本早期政治家的战略思想表示赞赏，对当今日本没有“政治家的大局观”提出批评，同时提出他的为台湾“营造国家发展的宏大格局”的主张：“我在1995年特别提出‘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的主张：在多元文化长期而充分的辐辏整合下，使台湾在整个中国文明的总体发展趋势中，跃居为最先进的新生力量，成为中国文化的‘新中原’。今天，正是我们走出历史悲情，携手同心，彻底融合族群，凝聚全民共识，为‘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而开启新机运的空前良机。……这里所谓的‘新中原’是指所谓多元文化重新融合，绽放新文明之地。其中，和政治攸关的，应属民主文化。这是居住在台湾的全体人民，以‘我们都是台湾人’的认同为基础，共同参与、营造出来的成果。……不可讳言，目前台湾岛内存有本省人、外省人与原有住民等不同族群，使认同备增困难。但也正因为如此，而使台湾可以融合不同历史背景的族群文化，形成一个和大陆完全不同的新族群。这才是‘大台湾’与‘新中原’的意义所在。”这就是说，未来不再需要被李登辉认为是“兼具霸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以中国大陆为主体的中华文化，代之而起的是以“跃居为最先进的”“大台湾”(而不再是中国河南)为轴心、以中原为腹地的新的中原文化圈。在这个文化圈中，已不再有“中华民族”，而只有“新台湾人”、“新浙江人”、“新广州人”、“新香港人”等“彻底融合”出的新“族群”存在。如果再考虑到李登辉“七块论”的设计，那么，未来被肢解的中国将以“居为最先进的”台湾为“新文明之地”，联手日本，形成一个新的“大东亚共荣圈”：其政治，将是以美国政治为“最隹蓝本”；其文化，将是没有中华民族而只有区域“新”人种的“新中原”文化；其“最重要的目标”，是将“中华民国所得到的成果带到大陆”。

    可见，隐含在李登辉“特殊的两国论”背后的政治目标决非被动意义上的自限一隅，而是一种具有攻势的新战略，即用肢解中国和毁灭中华民族的方式，与中国共产党再次逐鹿中原。

    三?李登辉赌注何在？

    李登辉之所以敢于与大陆中央政权进行如此冒险的政治较量，认为理由有四：1、自信台湾占具美国和日本不可不看重的地缘和政治条件；2、自信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3、确信日台可以依托美国建立反华战略轴心；4、认为大陆政治经济未来走势具有不确定性。

    李在《台湾的主张》中首先从地理上分析，台湾对美国和日本的意义：“台湾海峡的海路、空路是西太平洋不可或缺的国际贸易航线，因此，台湾海峡的和平安全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财产。即使美国和日本有部分亚洲专家及战略专家主张‘台湾问题是中国人之间的问题’，但如果以台湾海峡的和平安全问题为代价，向中共作出让步，则美国与日本亚太事务的领导地位势将弱化，对攸关自身的重大利害与生存问题，也将失去发言权。这是中共为确立其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图谋弱化美国、日本的策略。”“从地理位置来看，台湾的存在如果出现危机，甚至为中共吞并，台湾周边海域将会陷入危险，使日本在经济与军事上遭受孤立，而致威胁日本的‘存在’。因此，从战略上来看，台湾的存在具有重要的意义，可惜多数的日本人都未能充分理解此事。……台湾对日本而言，并不只是浮在南方的一座岛屿，更不仅是出口产品的对象而已，它同时也是攸关日本生存命脉的重要屏障。”继而，李登辉从政治上指出“台湾的存在”对美国和日本的意义：“台湾的存在不只是台湾本身的问题而已，而且也对中国大陆、亚洲及全世界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果台湾能建设自由、民主、繁荣且和平的社会，则中国大陆不可能永远维持不变。在台湾经验的启发之下，全中国将可能台湾化。而若台湾不存在，为大陆所制了，则中国将沦为霸权主义横行的地区，对亚洲及全世界造成严重的威胁。”台湾与美国、日本关系的加深，对于亚洲有诸多的正面效益。不仅是在经济领域，在政治领域也有深远的影响。我一再重申，台湾的未来系于台湾的存在，而亚洲的未来亦系于台湾的存在。台湾的存在开展了台湾的未来，台湾的存在也支撑着亚洲的未来，这种说法并不为过。”据此，李表示：“我对美国这个国家是具有信心的。美国不仅支持台湾的历任领导人，也把台湾的存在，视为一项重大的政治问题，这是不争的事实。……虽然美国在1979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终止与台湾之间的外交关系。但是美国也制定了《台湾关系法》，提供台湾维持现状与增进安全之充分保障。《台湾关系法》中明文规定：台海一旦发生事端，美国必须维护台湾的安全。”“美国政府的各个部会，则基于立场的不同，各有考量。有的部会向来对台湾采取疏远的态度，台湾也很难与之提升关系。但另一方面，有的部会在全球战略的考量下，却很重视台湾的战略地位，在他们的眼中，中国大陆绝对不是个可以握手言欢的对象。”李强调：“考量全球的战略情势，绝不能忽视台湾的战略地位。例如美方提出的‘战区飞弹防御系统’(TMD)构想，如果没有美、日、台三方的合作，再加上南韩积极参与的话，此一建置终难成功。……我对美国的态度与政策，具有相当信心。只要美国内部不陷入混乱，政策不脱离现实，或是台湾的全球战略价值不急剧降低，相信美国仍然会继续支持台湾。”

    当然，根据历史经验，特别是1949年和1972年的经验，李登辉自然十分清楚，不能把台独的赌注全压在美国的承诺上。为确保胜算，李登辉又设计一条背靠美国，鼓动日本右翼，建立依托美国的日-台反华轴心的战略。为此，李在《台湾的主张》一书中，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竭尽鼓动之能事。他在第一章“日本对我的思想影响”中写道：“唯心论深植日本人心中，后来也以各种型态影响日本军人的精神。至今我仍然认为，没有必要完全否定唯心论。”这种“影响日本军人的精神”的“唯心论”，实际上就是本世纪初日本军人的武士道精神。李登辉明了，要想让日本恢复军国主义，首先是要帮助日本开脱历史责任。他写道：“我曾多次提到，自己受到日本的影响很多。而台湾在发展的历程中，也自日本获益良多。……很多日本人对于台湾曾是日本殖民地的事实，表现得很敏感和困惑。以他国为殖民地，绝非良策，就国际道义而言，更非光采之事。但若一直耿耿于怀，不愿向前看，对日本既无益处，对台湾也无帮助。……战前的日本固然存在很多问题，但仍有独立自主的政策。在东亚地区，日本是最早与西欧列强并驾其驱的国家。但是，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挫败之后，日本在对外政策上一直摆脱不了过度软弱的形象。”“依我之见，日本人过于丧失信心，以致具有举世稀有的优越条件而不自知。如果能稍加冷静地环顾周围环境，然后重新评估自己的实力，相信必将对自己有更正确的认识。如此不但是日本之福，对亚洲、甚至世界各国也都有益。”“日本在亚洲经济合作体制方面，也应该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如果日本不积极争取领导地位，可能就会让中共有机可乘。虽然东协(即‘东盟’，笔者)各国绝不希望中共赢得领导权，但中共或许会利用此一机会，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一席之地。”李登辉埋怨日本政治家对细节问题过于在意，鼓励日本建立“政治家的‘大局观’”。那么，什么是日本政治家“大局观”呢？

    第一、希望日本与台湾建立依托美国的反华战略轴心联盟。李说：“展望21世纪的亚洲发展，首先要考虑的，是台湾与美国、日本的互动关系。在经济方面如此，在政治方面亦复如此。”第二、李登辉认为中国大陆的存在威胁亚洲和平，因而必须予以彻底肢解。他写道：“不可讳言的，中共的态度是各国考虑与台湾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我们要指出，中共的霸权主义心态如果持续不变，不但台湾会受影响，亚洲的和平恐怕也将遥不可及。遗憾的是，面对中国大陆，立场最软弱的，竟是日本。”为此，李登辉道出“日本政治家需要的‘大局观’”的具体内容：“最理想的状况，是中国大陆摆脱大中华主义的束缚，让文化与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区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如台湾、西藏、新疆、蒙古、东北等，大约分成七个区域，相互竞争，追求进步，亚洲或许更安定。”在李登辉的政治逻辑中，中国大陆解体是台湾“存在”和“发展”前提。中国解体后，台湾将与日本形成依托美国的轴心关系，并以其强大的经济力量在21世纪重现新的以台日为轴心、以美国为依托的新的“大东亚共荣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