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亚奇迹遭受金融危机的重创之后，人们开始重新反思所谓“东亚模式”，激烈批评者称此模式不过是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的拙劣复制品，热烈鼓吹者则坚持“东亚奇迹既非虚构，亦未终结”，在亚洲仍为自身的成就和挫败颇感茫茫然之际，美国“新经济”已经缔造了惊人景气，欧盟11国也进行了人类有史以来发行区域货币的尝试，所谓“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这样的论断再度显得遥不可及。一种称之为“日本病”的东西正使得亚洲经济黯淡起来。 

    日本病给我们的启示，也许在于作为“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如果政府以为其有能力看到，并且试图“驾驭市场”，“增强市场”，就可能遭受市场的嘲弄；如果后来者只是看到可以模仿可以引进的“后发优势”，忽视了重模仿轻创新而隐含的“后发劣势”，甚至忽视了民众进行创新的深厚力量，就可能陷入集体的失败；如果把一切可能付出深刻代价的改革回避掉，甚至进而将这种回避上升到“特殊论”、“特色论”的高度，那么市场可能将不是特色的特色冲刷干净，毕竟市场机制有其内在的逻辑统一性，而不是任由政府打扮的小姑娘。

    也许，身患“日本病”的不仅仅是日本……

    一、 深陷泥淖的日本经济：百年赶超似终结 十年未曾磨一剑

    从平庸到精彩而复归平庸的日本经济。从战后至今，日本经济增长大致可以分为3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70年以前，为腾飞时期；第二阶段是1970年到1990年，为快速增长时期；第三阶段是1990年以后，为明显衰退时期。前两个阶段是让日本感到非常自豪的阶段，而后一阶段则是使其非常沮丧的阶段。从这三个阶段看，表现出明显新生、成熟和衰败的生命周期特征。有生则有死，有兴必有衰，本来万事万物皆如此，也没有什么好稀奇的，但是由于日本经济在每个发展阶段的特征都表现得非常突出，前后差别形成鲜明对比，这就使得日本经济的发展历史显得不寻常了。

    在二战之后，出于围攻红色世界的需要，日本受到了与同为战败国德国不一样的待遇，美国不仅让日本政府继续留任，而且在经济上对其大力扶植。一方面，允许日本隔离于世界市场之外，通产省可以像在保育箱中一样扶持日本工业企业，先是通过数以亿计的贷款和税收优惠政策促进重工业，如钢铁、造船和汽车制造业的发展，后来又把范围扩展到计算机和生物技术领域。另一方面，西方向日本提供大量的技术援助。从1951年到1984年，日本公司签署了约4．2万项引进西方技术的协议。日本仅花了170亿美元的微小代价就买到了通过高科技时代的通行证。在这样有利的条件下，日本经济出现腾飞之势。1960年，日本政府曾提出要在十年间让GDP翻一番，而到70年实际上增长了2倍。

    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增长，日本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趋势似乎不可阻挡，日本人对自己的信心也空前高涨。当时，有个在金融和商业圈人士里很流行的笑话。一架飞机在中途发动机出了问题，上面有三名乘客。飞行员最后对乘客说：“对不起，发动机故障严重我们已不能继续飞了。请写遗嘱吧。”三位乘客分别是一个法国人、一个美国人和一个日本人。法国人说：“我想唱马赛曲”。日本乘客是位商人，说：“我想教你们一堂日本管理课。”那美国人说：“我在听他讲课前就想死掉。”

    从泡沫破裂到“失落的十年”的日本经济。进入90年代以后，日本人的信心似乎没法太充足了。如果从1992算起，日本经济在增长率为0.5%以下的低增长区间运行已经超过8个年头，甚至有人把整个90年代称为日本“失落的十年”。尽管1996财年，日本经济略有好转，但进入1997年后，日本反而陷入更深的经济衰退，实际GDP连续三年下降，产出周期、收入和支出都进入下降轨道，产出缺口不断扩大。针对经济持续下滑的困难局面，日本管理当局祭出了以财政投入拉动经济的着数。最近几年，日本不断出台大型“景气对策”，加大财政投入。仅以1998年一年为例，日本政府就两度出台财政刺激计划，金额合计达40万亿日元，约为GDP的8%，致使政府赤字将扩大到GDP的10%，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比率超过100%。几乎每个新的景气对策都只是一只强心剂，推动日本经济出现短暂的景气恢复，效力十分有限，无法从本质上扭转日本经济的颓势。1999年到2000年上半年，日本经济出现了小幅上升的良好趋势，曾使人们对日本经济的复苏产生了较大的期望。但从最近的数据看，这种期望看来又要落空。

    表1、90年代以来世界、美国和日本经济的增长

    项目/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世界GDP
    2.2
    1.8
    2.7
    2.7
    4
    3.7
    4.3
    4.2
    2.5
    3
    3.5
    
    美国GDP
    1.8
    -0.5
    3
    2.7
    4
    2.7
    3.6
    4.4
    4.4
    4.2
    5.2
    
    日本GDP
    5.1
    3.8
    1
    0.3
    0.6
    1.5
    5.1
    1.6
    -2.5
    0.2
    1.4
    

    资料来源：国家信息中心

    据统计，2000年第三季度日本GDP增长按可比方法计算较上季度下降了0.3%，年率下降1.1%，这是三个季度以来的首次负增长；10月份工业总产值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5%，比一致预期数要低1个百分点；11月份东京消费者价格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1%，创下了连续第15个月走低的新纪录；12月企业景气季报"短观"又显示，大型制造业企业景气判断指数为正10，与9月报告持平，低于分析师预期的正11。面对这些数据，日本央行总裁速水优12月15日表示，日本经济复苏已经停滞。受其影响，美元对日元汇率在年低创出全年新高。

    沉疴难起和欲进趑趄的日本经济。由于日本经济新病旧伤一起迸发，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几乎进入长期的休克状态。惯于制订产业政策的日本政府，由于再也制定不出新的、有前景的产业政策，迫不得已，只好放弃以产业发展为主导的调控政策，自1998年开始改用财政、货币政策来刺激国内需求。从财政政策看，日本政府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实施包括削减税收、加大公共工程投入、实施信贷保证等一揽子振兴经济的计划。但这些措施却没能刺激消费的增长，反而使预算赤字和公共债务加大。日本目前国债高达5.5万亿美元，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3倍。从货币政策看，日本出台了“零利率政策”，并且持续多年，直到去年才被取消。但在投资乏力、居民收入增幅下降、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的情况下，其效果也一直不明显，除了形成一种所谓的新型“流动资金陷井”（即，有钱人更多地以现金的方式保存他们的钱，并放在保险柜里而不是银行账户里。据一个研究所估计，这部分钱总计有13万亿日元（1250亿美元）之多）和造成M1增多之外，其他方面并没有任何显著影响。现在日本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几乎都用到了极限，真不知道下一步日本政府还能有什么招？！

    如果从明治维新算起，日本在赶超西方列强方面已经付出了超过百年的努力，而在80年的几乎成功的事后重新急剧滑落；自泡沫经济破裂以来，日本为摆脱不景气的尴尬更是十多年来殚精竭虑，而至今似乎仍欲进而趑趄。目前国际经济界正在丧失对日本经济复苏的期待和耐心。经济悲观主义四处弥漫。据悉，美国中央情报局在2000年底的预测报告中曾经指出，日本在２０１５年将失去亚洲经济大国地位。日本经济似乎已经身染沉疾，欲振乏力。

    二、“骑驭市场”的日本病：集体的失败 精神的荒芜

    我们已经熟知多种经济发展病症，例如“英国病”、“荷兰病”等待，折射出不思设备和技术更新、躺在资本输出的好处以及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对一国经济所可能带来的伤害。而日本病，则似乎是鲜为人知的疑难杂症，但却来势汹汹，并可能使亚洲经济的前景变得黯淡起来。 日本病的病症之一是过度重视后发优势（Backwardness Advantages）。在西欧产生现代工业文明以来的几个世纪中，亚洲一直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半边缘状态，因此亚洲国家和地区几乎毫无例外地有一种紧迫感，即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试图通过植入西方市场经济的架构来促进本国经济的现代化。这种思使得亚洲国家不必要象欧美先行者那样，经过无数次市场的起落和崩溃、无数尔虞我诈的案例及其处理中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场运作框架，通过“后发优势”亚洲国家可以迅速追赶上先行者。充分利用“后发优势”，迅速赶上先行者，本身无可厚非，但如果这种赶超变成了急功近利，那么就必将是充满崎岖坎坷的道路。1801－1851年，当英国从简?奥斯汀笔下的农业国转变为查尔斯?狄更斯笔下的工业国时，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3％，英国完成人类近代史上的工业化花费了一个世纪的时间。1870－1913年，美国实现类似的转变时，其人均GDP年增长率为2.2％。而美国从“爆发户”真正成为一流强国也经历了百年沧桑。1953－1973年，日本创造出人均GDP8％的年增长率，号称为“阳光下的新事物”，因为在此之前没有一个经济曾经达到过如此高的增长率，但至今仍难说日本和美国等已经并肩前行。可见赶超的艰辛。欧美国家花费了数个世纪才使得人均收入超过了2000美元，而很多亚洲国家用了不足50年时间就达到了。

    从另一个角度观察，这种思路也有致命缺陷：1、“拿来”会产生排异反应，西方市场架构中的契约、信用和个人负责精神碰到“亚洲价值观”就变形，从而导致淮橘北枳，例如西方商业银行制蜕变为日本银企勾结的主银行制；西方股份制蜕变为日本法人交叉持股制等等，这些变形都被掩盖在“具有本国特色”的借口之下。2、“拿来”会使亚洲缺乏创意，模仿和学习西方较之独立摸索当然省事，但习惯于此则可能产生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等方面的贫乏，换言之，因为你有了游泳教练并学会了游泳，反倒使得你根本就没有留意原本可以乘舟而渡的便捷了！3、赶超到接近先行者时，作为后来者突然会陷入到“无航标”的茫然之中。这在80年代的日本尤为突出，当年美、欧、日几成三足鼎立之势时，日本迅速地迷失在无榜样的困惑中。亚洲国家在看到所谓“后发优势”的同时，是否可以时刻提醒自己这其实就隐含着“后发劣势”(Backwardness Disadvantages)呢？

    日本病的病症之二是突出产业政策。欧美市场经济的制度架构有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两方面，宏观层面大致是政府对有关竞争、行业准入等法律框架的完善，提供适当的公共产品以弥补市场失灵（Market Externality）；微观层面则是私人部门进行交易的秩序。但日本在两者间插入了一个中观的东西：产业政策，即政府可以引导资源注入特定的产业部门，迅速造就所谓的“支柱产业”。尽管产业政策（Industry Policy）已经被视为20世纪经济学的十大误区之一，但日本等亚洲国家至今仍对此津津乐道。产业政策在亚洲垂而不死折射出市场机制始终在亚洲得不到根本尊重。1、如果产业政策是成功的，那么也就是说政府有预见未来新兴产业的方向，此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严格优于市场机制，市场经济就是多余的，如果产业政策是失败的，那么政府就没有任何必要搞产业政策。2、市场经济在全球的扩展本身就表明，市场机制是“看不见的手”。我们似乎始终不能理解风险的本质乃是事先的不确定性。曾有这样的笑话，说既然股票等证券资产的总体收益率比银行贷款还高3个百分点，那么只要从银行贷款炒股票不就可以进行套利了吗？这种说法显然忽视了这3个点的利差是高风险下集体理性的事后结果，作为个体投资者的投资既可能获利颇丰也可能倾家荡产。产业政策的荒谬性也恰恰在于政府忽视了新兴产业的涌现，是私人部门在所有可能的方向进行各种形式创新后，在市场机制的大潮撇去失败者足迹的“事后”结果。凡患此病症的亚洲国家，在有迹可循的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时往往是比较成功的，但再迈向技术或知识密集型产业时便手足无措。政府制订产业政策要获得成功必须存在一批已被证明是成功、而且还大有发展前途的产业。也就是说，在这些产业中已有了成功的先行者，并通过他们的实践证明了这些产业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产业政策所起的作用就是缩小后行者与先行者的差距。一旦这些产业走向了生命的终点，则对应的产业政策也就不起任何作用了。因而，依靠产业政策来发展经济无法超越产业的生命周期规律。由此看来，产业政策只能中短期暂用，而不可做为长期的立国之本。

    当一个故事尚未开始时，谁知道其结局？当一种产业政策被执行时，却谁都不为其失败负责，至今没有谁为日本80年代中后期大力扶持模拟技术、忽视即将到来的数字时代的失败负责，更没有谁为缔造了当年韩国经济奇迹的、而今资不抵债的超级财阀的崩溃负责。

    日本病的病症之三是政府隐含担保和企业预算软约束。所谓隐含担保（Implicit Governmental Guarantee）是指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放贷损失提供不言自明的担保，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金融机构大量的资金扶持，至今一些日本的金融元老，不仅没有考虑政府指定银行向某些产业优先贷款的作法本身，使得银行业几乎沦为“第二财政”，并导致银行贷款质量的持续恶化。反而认为，低利率有助于银行缓解其支付存款利息的压力；甚或认为如果日本政府当年如果能拿出10万亿日元来借助银行，就不会象今天这样需要至少支付50万亿日元来实施“金融大爆炸法案”（The Big Bang）了。所谓预算软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按照短缺经济学之父科尔奈的总结，大体含有两个特点，一是事后政企间可就财务状况重新协商，就是企业赔了挣了都可以和政府再商量；二是政企之间有密切的行政联系，就是企业领导阶层兼有行政领导色彩。既然大藏省的官员退休后到企业人职被称为“神仙下凡”，既然部分企业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主银行的融资，既然银行也在政府隐含担保下不担心死无葬身之地，那么非常自然地，政府、银行和企业通过隐含担保和预算软约束被捆绑在一起，俱荣俱损。 目前，日本金融系统不良贷款已超过全部银行贷款总额的5%，无抵押物清偿的不良贷款估计达20万亿日元。日本政府曾提出60万亿日元（GDP的12%）拯救银行计划，其中，17万亿日元用于保护存款人，18万亿日元用于接管和使无清偿力的银行国有化，25万亿日元用于有清偿力的银行的注资。其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而曾经显赫的日本公司则利润连续下降。很多公司面临压缩开支和根据终身就业体制保障劳动力利益的两难境地。尽管法定就业合同通常是一年期，但传统的年功序列制使得多数雇员无合同或假定为终身雇佣，这样企业很难在经济衰退时期解雇其雇员；交叉持股更使得日本企业破产而死比半死不活地生存更为困难！类似的现象在东亚其它国家乃至中国难道不存在？由是观之，亚洲金融危机暴露的并不是金融问题，而是政府管理的问题；反观两年来险象环生的亚洲经济，危机给我们的最大教训恰恰是我们也许根本没有从中得到教训！ 日本病的病症之四是“驾驭市场”的偏颇。“日本病”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是政府对“看不见的手”和对个人创新的怀疑，是借用传统文化和道德回避市场机制可能带来的深层次微观基础的演化。对待市场机制，无非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较为放任的市场，政府只是弥补市场的外部性；一种是较为自负的态度，相信政府的自觉决策能够较之市场的自发演进更为有效，而日本乃至亚洲恰恰就是后者。我们倾向于相信，政府有能力预见市场的意愿和方向，政府可以在配置资源（如果不是在企业层面，至少是在产业层面）发挥主角的作用。即利用人类已有的经济学知识，政府可以“驾驭市场”或者“增进市场”（Market-enhancing）。换言之，我们希望免费享用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的好处，但不想付出交织的繁荣（投资加速或曰重复投资）和衰退（企业的兼并和重组）的代价。我们希望亚洲经济可以和欧美媲美，但却生怕淹没在金钱的汪洋之中，这一切如日本金融学家竹内宏所声称的那样：老一代精英以其勤勉、集体至上和抛弃个人私利造就了战后的新日本，而现在的精英们却深信新古典经济学，毫无羞耻感，为了私利私欲而葬送了整个国家。不幸的是亚洲的竹内宏们没有看到：纯柏拉图式的集体模仿、集体创新制在造就日本奇迹的同时也将“日本病”深植其中。最悲剧性的现象并不是新精英们的个人主义，而是没有政府官员、银行或企业，必须为10年之久的泡沫经济负责，似乎也没有亚洲各国政府官员为本国遭受的危机负责；而是裙带风盛行、贪污腐化惊人幕布后的精神荒芜。日本病使得我再度想起这样一句话：如果你让它负起各种各样的全部责任，那么结果恰恰是完全不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