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月13日，金融危机在巴西登陆，全球股市均大幅下泻，其中以香港股市的跌幅最深。恒生指数狂跌的原因是市场担心人民币在巴西危机的冲击下将难以支撑。1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发表讲话，他说，中国政府领导人多次重申人民币今年不贬值，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人民币没有贬值，现在人民币有坚实的基础，就更不会贬值。人民币汇率贬值，有损外商投资利益，相应也会增加中国的债务，不利于亚洲金融市场稳定，是不可取的政策。目前，中国外汇储备超过全年进口付汇总量，出口产品收购价格稳定，利率较低，对有关产品将扩大出口退税率。根据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分析，人民币也不会贬值。这番讲话不仅给香港，甚至给全球股市吃了定心丸。话音刚落，恒指、道指、日经指数，全球股指普遍上扬。

    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本来是名不见经传的货币，它所代表的经济活动总量仅占全球的2%左右。但是，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金融体系已经屡遭重创，摇摇欲坠，除美国、欧洲之外，中国差不多是唯一没有进入货币恶性贬值循环的重要国家了，因此，人民币就成了维系国际金融体系稳定的一根重要支柱。这意味着，人民币不贬值的压力已经不只来自中国自身，而且更来自国际市场了。如果我们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将人民币贬值的话，完全有可能引起国际金融大厦的坍塌。

    因此，从国内外各方面的压力来看，当前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不贬值只是一种临时性的应对呢？还是长期方针呢？如果是临时性的应对，则选择什么样的时机放弃不贬值承诺呢？如果是长期方针，又将会有哪些深远影响，我们又该如何面对呢？

    从中央领导人一再重申的关于人民币不贬值的理由来看，不贬值的理由更多是临时性的，而维持不贬值的措施也是临时性的。我们说，贬值会增加外债负担，会加深亚洲危机，会使来之不易的政治稳定局面受到损害等。而且我们有巨额外汇储备，也可以做到不贬值。至于不贬值会影响出口的问题，可以通过增加出口退税来解决。一年多来，事实表明，上述决策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1998年出口虽然只增长了0.5%，但对欧美出口仍有较大幅度增长，弥补了对东南亚和日本的出口下降。然而，靠大幅度退税来促进出口的做法恐怕难以持久。今年巴西经济形势的恶化，势必会影响中国对美国和欧洲出口的增加，这一方面是由于巴西工业品对美欧的销售会增加，另一方面由于美欧减少对巴西出口，而影响美欧的需求增长。同时，东南亚、日本、俄罗斯、南朝鲜的经济仍未见好转。此外，还有必要考虑一个重大的不确定因素，即美国的泡沫经济有可能会在今年某个时候突然破灭。在如此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下，靠退税来维持出口的空间将会十分有限。而一旦退税不再能象1998年那样有效地发挥作用，出口进一步下降，那么是否还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呢？这就涉及到长远的经济发展思路问题。

    很显然，有一种意见从一开始就反对人民币不贬值。最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贬值是出口竞争最强有力的武器。以1994年的贬值为起点，中国逐渐夺取了东南亚一带新兴国家的出口份额，战果来之不易。但是东南亚货币大幅度贬值后，将会重新夺回其出口份额。如果中国在1997年10月前后主动将人民币贬值20-30%，再考虑到国外进口商的交易成本，和中国内在廉价劳动力库的存在，至少可以保持现有的市场不被东南亚重新夺回。一旦我们错过了这个时机，则外资和外商将有足够的时间将他们的生产和采购基地移师东南亚，到那时候，我们再要夺回市场份额，中国的牺牲就大了，也许贬值幅度要达到60-70%才行。对于考虑贬值会引发货币贬值恶性循环的看法，这种观点认为，国际竞争就是这么残酷无情，你不加入恶性竞争，就会被淘汰出局。对于考虑货币贬值会使各国进口能力下降，从而出口也不能增长的看法，这种观点认为，虽然总的出口市场会萎缩，但贬值会使我们在萎缩的出口市场中占有更大的份额，在市场竞争中，“宁要份额、不要利润”是至理名言。至于说人民币贬值会增加外债负担，这种观点认为，只有出口强劲才有实力偿还外债，如果由于不贬值使出口下降，甚至出现逆差，那就更无法偿还外债了。况且，人民币贬值还会冲销银行体系的坏账。因此，人民币不贬值意味着把好不容易打开的国际市场拱手让人，意味着放弃多年来形成的出口导向战略，意味着退出国际经济分工体系，意味着重新闭关自守。

    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到中国还是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有出口退税这一绝招对付其他国家的货币贬值。因此，去年中国既没有贬值，又没有放弃出口导向战略。但是，不能不承认，从长远来看，这一观点是有道理的：坚持不贬值最终必然意味着放弃出口导向战略。由于出口导向战略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的发展战略，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开放政策的具体表现，是不可能放弃的。因此，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才都会在中国政府一再重申的情况下，继续预期人民币贬值。

    然而，正如巴西危机时，中国领导人再度面临人民币贬值的压力时发现的那样，贬值仍然是十分危险的选择。在国内，人民币贬值会引发银行和政府信誉的贬值，从而使潜在的社会危机显化；在国际上，有可能加深全球金融动荡，加速美国经济泡沫的破灭，引发新一轮货币贬值连锁反应，并反过来促使人民币进一步贬值。这样，一个幅度并不大的贬值决定可能会成为一场空前激烈的全球金融风暴的起爆器。更令人不安的是，国内、国际这两种风险都不是短期内可以消失的。

    如果人民币贬值在相当长时间里不是一个可行的方案的话，那么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调整出口导向战略。

    二、重新认识出口导向战略的利弊得失

    对于调整出口导向战略的可能性，事实上去年已经有很多经济学家作了探讨，其用语为“扩大内需”,这一用语暗示了另一种不同的战略，即自主增长战略。出口导向战略和自主增长战略既是相互补充的，又是相互矛盾的。从相互补充的方面讲，出口导向会拉动内需增长，内需增长也会增强出口能力。1994年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软着陆，其基本机制就是出口导向拉动了高增长，而内需不足则遏止了高通胀。但正是由于出口的快速增长，使内需也有缓慢增长。一旦1998年出口增长停顿，内需不足的问题就显得十分突出了。反过来，由于自主经济增长必然是以产品升级换代为基础，从而出口产品的附加价值较高，自然会增强出口能力。美国的经济发展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自主增长的道路，至今美国的进出口额仍只占GDP的10%左右，但无论其进出都对世界市场产生着重大影响。从相互矛盾的方面讲，出口导向对内需的增长拉动有限，因为出口导向战略下出口产品的结构以中低挡产品为主，出口优势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基础上。如果在出口拉动下内需增长迅速，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就会消失，出口也就难以为继了。东南亚金融风暴的根源就在于此。反过来，自主增长着眼于国内市场的扩大，既不急于引进外资，又不急于扩大出口，而着重通过国内竞争培育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然后再参与国际竞争。

    由此可见，出口导向战略和自主增长战略是两种不同的发展思路。如果我们只注意两者相互补充的方面，不注意其相互矛盾的方面，那么短期内也许可以有经济增长，长期来看却会由于政策的内在矛盾性，而损害持久的经济增长。目前，经济学界对这两者的区别注意得还不够。在讨论扩大内需的时候，不注意出口导向战略对扩大内需的影响，如由于引进外资挤压国内企业而产生失业等会影响内需的扩大；同样，在讨论增加出口的同时，又忘记了增加内需措施的制约，如人民币不贬值实际上至少是保持内需的做法。这种矛盾在政策上就表现为，一方面要扩大内需，限制过度竞争，限制重复建设；另一方面却又放手吸引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用洋竞争来消灭土竞争，用洋重复来对付土重复，用洋就业来增加土失业。一方面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出口退税、打击走私，抵挡跨国资本的竞争压力；另一方面却又急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降低关税，拥抱全球化。

    政策上的矛盾反应了战略上和心态上的矛盾。出口导向战略实际上是八十年代后期“国际大循环”讨论的产物。当时，这一战略只是在沿海地区得到了推行。1989年西方对我实行制裁后，一度沉默了下来。1992年以后，出口导向战略（或外向型经济）事实上成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其核心理念是以四小龙、四小虎为范例，充分发挥廉价劳动力优势，大力开拓国际市场，并吸引外资将生产加工基地开设到中国来，赚取加工费和地皮费，自觉成为国际经济分工体系的外围，并争取通过这一方式积累外汇逐渐改善产业结构。应该说，这一战略的成效十分明显。国民经济对外贸易依存度由1978年的9．8％上升到1997年的36．1％，其中出口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由4．6％上升到20．3％，进口总值所占比重由5．2％提高到15．8％，比例之高远远超过了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特别是在1994年以后，对外贸易事实上成了GDP增长的发动机，而出口导向战略也就越来越深刻地成为各级领导人的思维定势。

    但是出口导向战略内在的问题并不能因为其取得的辉煌成就而消失。在八十年代的那场大讨论中，香港大学陈文鸿研究员曾对国际大循环构想提出过三个问题：（1）中国未来的出口贸易额能大幅度增长吗？王建提出中国出口贸易每年增长20%，到2000年出口额达到1500亿美元，只是一厢情愿地从中国的需要出发，而没有考虑到国际市场的变化可能。（2）发展外向型经济能否消除二元经济结构？（3）中国沿海经济全面转向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是否风险太大？（《亚太经济时报》，《我国沿海地区发展障碍》，1988年2月28日）今天，这三个问题都一一成为现实。虽然中国的出口额在1998年已经达到1837.6亿美元，提前若干年达到了王建的出口目标，但是早在1996年，东南亚的小虎们已经在大陆的出口攻势下出现了巨额的贸易逆差，为1997年的金融危机奠定了基础，而东南亚经济的萎缩反过来又对中国的出口增长构成明显制约。这一战略对内也引发了许多令人不安的问题，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固然没有解决，更严重的是，由于出口导向战略所内在的大规模引进外资政策――来而不往非礼也，中国的民族企业从国企到乡企都遇到了生存危机，利润率大幅度下降，亏损面大幅度上升，失业率大幅度提高，产业结构非但不能升级，还有被降级的危险。这是目前内需不足的最重要的原因。

    事实上，我们不得不承认，东南亚金融危机实际上是出口导向战略的失败。从本质上说，出口导向战略是发展中国家竞相利用廉价劳动力优势争取被剥削机会的战略，也是西方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的相互竞争压低生产成本的好机会，并且为西方国家打开不发达国家的市场提供了方便。西方国家深深地懂得这个道理，它们的战略家们把采取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树为发展中国家的榜样，诱惑其他国家争先恐后地为跨国资本控制全球市场、获取最高利润敞开大门。跨国资本的运动可以一时提高当地的生活水平，但一旦它们在别处找到了更廉价的劳动力，跨国资本就会纷纷离去，留下只是一个经济废墟。这就是加入经济全球化对不发达国家的意义。

    中国是一个人口和资源的大国，本来可以不采取也不应该采取出口导向战略。由于一时错把西方国家的诡计当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我们落入了这个陷阱。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继续在这个陷阱中挣扎呢？还是果断地调整出口导向战略？持人民币贬值论的人，其基本失误就在于没有跳出出口导向战略的误区。如果我们不得不靠人民币贬值去和东南亚地区竞争，其结果必然是劳动力越来越廉价，人民生活水平不仅难以提高，还会螺旋下降，而且国内产业所受的压力也会进一步增大，直至完全被外资所占领。如果是这样，那么二十一世纪等待我们的将不是生活的小康，而是印尼式的社会动荡。

    由此不难得出结论，调整出口导向战略，改以自主经济增长战略，才是最稳健可行的发展道路。

    三、调整出口导向战略已是水到渠成

    出口导向战略是美国向发达中国家推销的全球化战略的重要构件。全球化不是自然而然的进程，是有意操纵的产物。从七十年代末起，美国政府开始把新自由主义作为战略武器推行全球化，宣扬全球化是历史潮流，是发展中国家乃至人类的福音。但是，全球化的真正含义却是全球国家和民族的解体，是迫使各国政府放弃干预经济的权利，听任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巨头操纵世界经济，听任美国政府和美联储挟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联合国等机构，以美国利益为中心制定影响全球各国的经济政策。这在美国决策圈实际上早就是公开的秘密。1979春天，保罗?沃克在竞选美联储主席时宣称，倘若他就任将采取导致“世界经济的有控制地解体”的政策，是年十月，他即就任此职。此后，在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共同合作下，在全世界掀起了一个保守主义革命，在国内推行私有化，削减社会福利，打击工会势力。对发展中国家，则大力推销出口导向战略，为欧美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顺利将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铺平道路。在国际间，则推动越来越多的政府和议会，签订一个又一个协定，颁布一个又一个法律，以消除了妨碍资本和商品跨越国境流通的障碍。从关贸总协定的一轮轮谈判到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从固定汇率制的取消到衍生金融商品膨胀，从第三世界陷入债务危机到西方国家工人失业率大幅度上升，西方工业国家执政的政治家们逐渐制造出了一个连自己都无法驾驭的全球化浪潮。这个浪潮的核心动力和最大受益者是跨国公司和金融巨头。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协会统计，有将近四万家企业在三个以上国家设有营业点。其中，一百家最大的公司集中控制了将近14000亿美元的年销售额。跨国公司占有了全世界贸易的三分之二，这种交换中差不多有一半是这些公司在它们自己的网络系统内部完成的。在各类全球化组织和协定的帮助下，跨国公司和金融巨头们迫使各主权国家争相为它们提供各种优惠和便利条件，最大限度地攫取着各国的资源和财富。

    但是，如此“造福人类”的全球化进程必然会走到尽头。事实上，到了九十年代，全球化进程的本质已经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而一些国家则已经到了被全球化进程吸尽榨干的地步。俄罗斯、巴西、墨西哥及中南美洲各国、东南亚各国、非洲各国都是“有控制解体”过程的产物。连日本也被全球化所伤，八十年代中期美欧联手迫使日元升值，致使日本经济严重泡沫化，以致整个九十年代，日本经济实际上处于大萧条中，目前还看不到隧道的尽头。纵虎伤人者必为虎伤。去年八月份，美国拥资仅22亿美元的长资基金濒临破产，涉及交易金额高达12,500亿美元，如果对长资基金进行破产清算，整个世界金融体系可能全面崩溃，而美国长达八年的所谓“新经济”也将宣告结束。因此，美联储一反常态，违背它信守的新自由主义教条，出面组织注资抢救。

    抢救长资基金实际上宣告了新自由主义教条的破产和全球化进程的终结。在此前后，国际范围内已经出现了许多反全球化的迹象。早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前后，美国主流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就站出来反对新自由主义掌门人弗里德曼，主张实施资本管制；在欧洲、日本都出现了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声音；1997年日本提出成立亚洲货币基金遭到美国否决后，1998年日本藏相宫泽喜一撇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单独宣布给陷入危机的亚洲国家以300亿美元的援助；1998年8月，香港金管局干预股市，与国际金融炒家直接博杀，击退了后者的进攻；1998年9月1日，马来西亚正式宣布实施严厉的货币管制，而且此举得到了日本的大力支持；1999年1月1日欧元启动，则标志着取代全球化的将是区域化。

    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人民币不贬值这一违反新自由主义教条的举动才博得了国际金融市场的一片赞许，甚至美国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对于阻止金融风暴蔓延的作用。因此可以预料，如果中国趁势调整经济发展战略的话，美国很难找到站得住脚的理由去阻拦。

    在国内，对出口导向战略的调整也将为公众所认同。出口导向战略的问题早就为经济学界很多人所认识，但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前，这些问题尚未显化，其严重性更是直至近来才逐渐展现出来。只要有可能讨论出口导向战略的利弊，则公众将很容易认同中央的决策，这正如人民币不贬值决策得到了绝大多数中国公民支持一样。十分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宏观经济学会’99学术研讨会上，曾提出国际大循环的王建，又提出了扩大内需，特别是加强对重工业投资的建议。

    更重要的是，人民币不贬值还为实行自主增长战略埋下了伏笔。由于不贬值，国内企业普遍感到了提高科技含量、调整产业结构的压力。只有通过这种深刻的外部压力迫使一部分企业淘汰，中国企业的升级换代才有希望。相反，如果人民币贬值，则企业依然可以靠廉价劳动力优势获取利润，从而固化落后。从这个意义上，人民币不贬值就象是市场竞争的一次锻打，只有通过这次锻打，中国经济才能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高，从被动的出口导向战略转向主动的自主增长战略，实现持久发展。

    邻人亡羊我补牢，中国才算是深刻地吸取了东南亚危机的教训。
    四、是否存在自主增长的可能性？

    平心而论，中国之所以选择了出口导向战略，不仅由于西方向我们推销这一战略，还由于我们在西方国家的先进生产技术和覆盖全球的营销网络面前失去了自强自立的信心，看不到向这一体系挑战的可能性，因而被迫臣服，接受为西方国家打工的地位，听任西方国家的摆布。因此，如果的确没有任何可能替代出口导向战略的话，我们只能争取尽可能不象小龙、小虎那么快地被世界体系抛弃。

    但是，事情并没有那么一目了然。对于中国来说，与其说不存在自主增长的可能性，不如说没有认真探索过这种可能性。特别是在今天全球化日益被区域化所替代的时期，在西方世界面临西西矛盾上升、南北矛盾加剧的时期，在一个超级军事大国被西方体系耍弄抛弃的时期，这种可能性已经大大增加了。

    回顾历史，美国、德国甚至包括法国，都是向十九世纪的英国主导的世界体系挑战，通过自主增长战略获得成功的实例。当然，由于资本主义的扩张性，往往是实现了自主增长的国家总是要迫使其他国家接受被动增长。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当美、德、法等大国开始与英国平起平坐时，这些国家就形成了新的世界体系，将世界其他各国都纳入殖民地体系之中。但由于运输及通讯等技术手段的限制，一不小心让日本逃出了被殖民的命运，在远东又多了一个竞争对手。此后的世界舞台主要由这些国家霸占，它们相互争夺殖民地，垄断世界市场，打起了一战、二战。二战以后，美国主导了新的世界体系，而且逐步把这一体系机制化，挑战这一体系的可能性的确小多了。五、六十年代原殖民地国家纷纷获得了政治独立，但经济上仍然无法摆脱这一体系的控制，逐渐又被全球化掉了――这时西方大国已经不再需要殖民地总督或傀儡政府，它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穆迪投资服务公司和各大跨国公司总部就可以对各国发号施令了。因此，萨米尔?阿明在他的名著《不平等的发展》中才会感叹：外围国家寻求独立的每一步，都指向社会主义。

    由此可见，历史既揭示了通过自主增长挑战或闯入这个世界体系的可能性，也提醒我们充分认识这样做的困难程度。目前社会舆论对中国自身位置的认识存在着极大的偏差，一忽儿觉得中国已经强大起来了，下一个世界将是中国的世纪、太平洋的世纪，一忽儿又自轻自贱，觉得什么都不如西方。说中国强大的人（或时候），有一大堆数据，什么GDP上升到多少位，再过若干年就能赶上日本、德国，什么棉花、钢铁、水泥第一等等；说中国什么都不如人的时候，也有一大堆数据，几乎所有的技术都落后于西方，市场份额越来越被外企瓜分，一个接一个行业被挤出市场等等。其实中国当然不强大，因为整个中国越来越成为跨国公司的打工仔，GDP增长说明了打工规模的增长而已。但是中国也并不那么完全不如人，至少中国的航天技术是独创的，中国的核技术是美国无法制裁掉的。而中国庞大的工业产量则说明，一旦中国市场由主要中国企业来占领，那么中国企业完全可以以国内市场为根据地，以强有力的竞争者身份打开国际市场，而不必要那么谦卑地只是充当廉价劳动力。

    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相比，今日中国面临的对手固然更为强大，但我们的起点也更高一些，最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一个完备的教育制度，有一批有一定水平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才，一批懂得国际经济专家，有一支训练有素的技术队伍。就外部环境来看，只要中国看清形势充分利用各国矛盾，则纵横捭阖的空间是很开阔的。更值得重视的是，如果说，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懂得国际国内大势的战略人才还不多，还有很多策略上、政策上的失误；那么今天中国已经有一大批这样的战略人才，完全有能力处理当今世界的复杂局势。

    统一的中央政府、大国优势、较高的技术和经济起点以及历史经验的积淀，这就是自主增长的可能性所在。

    五、自主增长战略中贸易和资本进出口的位置

    自主增长战略和闭关自守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闭关自守是指完全隔绝和外界的往来，使外界根本上从认识图式中消失。而自主增长战略则根本上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是基于对世界和自身的清醒认识而采取的一种竞争性战略。正因为如此，资本和贸易的进出口才在自主增长战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美国是自主增长的典范。它现在虽然高举着自由贸易的大旗，但一旦自由贸易侵犯了国内企业的利益，对经济的自主性构成威胁，美国很快会采取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从特别301条款到假借人权名义，从限制进口配额到逼迫对手开放市场，这些伎俩二十年来我们已经见得多了。目前，美欧香焦大战、美日钢铁大战正在向纵深发展，生动地揭露了美国自由贸易旗手的虚伪性。九十年代以来，在全球经济低速增长甚至危机四起的情况下，美国经济却例外地保持了长达八年的增长，充分地表明了美国经济的自主性。当然，如果没有巨额外资的不断流入，美国新经济是不可设想的。但这至少说明，流入外资所带来的需求大部分被美国企业所吸收。

    但是，美国的领导集团在全力维护经济自主性的同时，也深深懂得资本和贸易的输出对于本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因为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扩张的。而要有输出，则一定会有相应的输入，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使输入和输出都能促进本国经济的增长，保持本国经济的自主地位甚至是――对美国来说――领导地位。如果资本输出带来的好处被相应的输入所抵消，就象八十年代末期日资大肆购买美国公司所引起的反响一样，美国就会大喊大叫，采取措施来赶走资本输入。更不要说出现贸易逆差了。

    按照这一标准，大力促进出口是自主增长战略中的重要一环，但是如果与出口相应的进口伤害到自主增长战略的实现，则相关的出口就得权衡利弊了。日本很幸运，在它大力向世界市场大量出口纺织品的时候，没有象世界贸易组织那样的机构来逼迫它开放奢侈品市场和机械产品市场，它可以只进口原材料和最必要的机械设备，从而为重工业的发展积累起大量资本。如果今天中国要避免外资和进口产品对国内工业的打击，就有可能被迫缩小出口额。而出口额的再度扩大，则必须靠国内工业结构的升级和高附加价值产品出口的增长。目前，由于人民币不贬值，中国已经极大地放慢了出口增长率，并相应地削减了进口，这对国内非出口导向型的工业来说实际上是好消息。即便如此，外资和进口产品对国内工业的打击也已经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了。最近，就有江苏石化工业联名上书国务院要求加大贸易保护力度。可以设想，如果1998年出口额继续大幅增长，相应的进口也大幅度增长的话，国内自主型工业的日子还会更加难过。

    在打击国内自主型工业的意义上，外国直接投资比进口更具有威胁性，又其中跨国公司的投资最为致命。如果说，进口的威胁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调节控制，外资企业的威胁则更难以对付。这实际上是打入我国市场内部的竞争对手，它既具有雄厚资本、先进技术和品牌的优势，又享有了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更享受了中国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还可以利用转移定价最大限度地将利润转移到母公司，与这样的对手相比，中国的大型企业就成了小人国里的大人物了，根本没有任何获胜的希望。可以说，跨国公司及为它服务的各类国际组织是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实行自主增长战略的最大障碍。如果不认清楚跨国公司的威胁，错把跨国公司当成亲善使者来欢迎，以为跨国公司真的是来帮助中国发展，那么很可能中国的前景就是巴西式、俄罗斯式、印尼式困境的混合，而中国老百姓在过了一段好日子后又会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下重新勒紧裤腰带。因此，实行自主增长战略必然要求逐渐加大对外资企业的限制，例如减少对独资企业的审批，要求合资企业中的外方股份减少到49%以下，增加外资企业产品中的国产化程度，限制外资进入某些战略产业等等。

    在限制外资企业和进口产品的同时，只要有可能，就应该鼓励中国企业以国内市场积累的利润为后盾，加大出口力度。出口退税政策的实质就是如此，广义来讲，这也是倾销的一种。但是出口退税是国家行为，国家承受的外交压力较大。为了减轻这种压力，我们有必要学习日本的进出口体制。显然，日本有一套复杂的内外贸体制，这套体制给外国产品穿上了一双透明的小鞋，它表面上与关贸总协定的条款并无违背之处，实际上外国产品却很难在日本打开销路。在纽约买日本汽车比在东京更便宜，但日本汽车厂商仍然可以声称没有倾销。因为汽车厂商给商社的汽车批发价很低，利润都集中到了商社，而商社利润则以高昂地价等方式返还给汽车厂商所从属的大财团。这样，日本汽车厂商不需要国家的过多帮助就可以具备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当然，我们不必照搬日本的体制，而完全可以结合中国国情设计出具有相似功能的保护层。

    自主增长战略的基本轮廓，可以概括为“三道防线，一面出击”。第一道防线是坚决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加大关税、非关税壁垒的力度，在跨国公司时代则要限制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量和领域；第二道防线是加强对重要产业的政策协调和倾斜，利用后发优势缩短甚至跳过某些产业升级阶段，防止重要产业被外资直接占领或通过市场竞争挤垮；第三道防线是加强自主型技术开发和创新的力度，建设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一面出击，则是在站稳国内市场的前提下，以内养外，进占国际市场。

    六、关键在于形成强大的技术创新力量

    在很大程度上，公众对于自主增长战略的怀疑将来自于对美国技术优势的崇拜。这是很有道理的。很多参观过日本丰田汽车开发中心或西雅图航空城的中国企业家或领导人都被现代技术的高度复杂性所震慑，一些人与其说被超级市场的琳琅满目所吸引，毋宁说拜倒在西方的尖端技术脚下。但是，工程经历很深的领导人则能在赞叹西方技术的先进性的同时，估量中国工业存在的差距。实际上，差距并不是大得不可企及。从中国前三十年国防工业的技术进展速度看，从苏联空间技术的发展速度看，如果我们再有一代中国智力精英的全身心投入，大幅度缩短差距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这里的要害是智力精英的全身心投入。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教育十分强调爱国主义，在每一个细节中浸透着自觉服从国家利益的精神，使日本的智力精英可以狂热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为日本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1949年以来的情况也很相似，由于新中国激发了全体中国人强烈的尊严和自豪，一大批海外留学人才纷纷归国，无论在高校、科研院所还是工厂，智力精英们都心不旁骛，夜以继日地学习、思考、集体攻关，这才有了一系列震憾世界的重大科研成果的诞生。遗憾的是，对白专道路的批判使这批一心报国的智力精英的心情受到了一定打击。而改革以后，金钱崇拜倾向又从另一个角度涣散了智力精英们的创造激情。到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老一代科技精英渐渐退出舞台，新生代知识分子却深受民族虚无主义影响，整个科学技术队伍形存神散，不要说承担起复兴民族大业的使命了，就连维持自身的生存都成了问题。

    如果说这二十年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么科学技术队伍的溃散和大学教学的过度外向化或许是最大的问题。更遗憾的是，有关的部门领导并没有真正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是把科技人才的流失、科研水平的下降简单地归结为待遇不够。如果这样来看待问题的话，那么中国就不可能留住科研精英，不可能进行自主的科技创新，因为中国无法将待遇提高到与美国相提并论的水平。可笑的是，最近教育部真的将“待遇不够”的思路付诸实施了，即所谓设立“特聘教授制度”，每名特聘教授在工资外每年享受10万的岗位津贴，计划岗位总数约为300-500个。10万元，在中国人看来也许不少，但与美国同等人才的收入水平相比，还不一定能到十分之一。如果没有一种强烈的爱国精神，想凭区区10万元网罗一流人才，恐怕只是一厢情愿，而希望这一流人才能象钱学森当年那样全身心地投入，也很难现实。然而，最糟糕的事情正在这里，10万元象征的决不是爱国精神，而是金钱崇拜。它在激励了少数特聘教授的同时，却沉重地打击了中国数以万计的教授、研究员和高级工程师乃至整个知识界已经少得可怜的国家意识。一个大国的科学技术的崛起，决非仅靠少到如此可怜的几位智力精英的、有合同期限的（五年）、有限度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再过若干年回头看此举，这将是教育部无法培养出为国服务的智力精英的绝望之举，也是应付肤浅舆论的哗众取宠之举，对于中国的教育事业和科技事业都将遗患无穷。据说，特聘基金是李嘉诚先生出的，不花财政部的钱，不会影响其他教授的待遇，何乐而不受呢？此言差矣。李先生的好意我们固可钦佩，但论者以夫妻店的狭隘眼光来看待国家科技事业的大局，怎能不误国呢？

    在今日世界技术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形下，真正要使中国成为科技大国，除了调动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别无良方。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谈得上适当改善知识分子工作和生活待遇。离开这个前提，甚至损害这个前提，靠某位老板的善心来突出少数人的地位，只能是饮鸩止渴，自寻绝路。

    当然，从事科研创新，单纯增强民族凝聚力，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也还不够。由于先进技术是西方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本，是它们赚取高附加价值的法宝，任何对它们的先进技术构成真正威胁的努力都将受到敌视和打击。其中最高明的策略是利用先发优势廉价销售高技术产品，使落后国家的新生高技术无法在规模生产中得到检验和提高，也无法通过市场来积累进一步研究的资金，从而被扼杀在摇篮里。这就是说，中国如果要形成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的话，必须保护高新技术产业的市场。在这方面，航空工业的失败教训最为典型。为了快速发展民航运输业，我们大量购买波音、空中客车公司的飞机，终于使民航飞机国产化之梦成为泡影。今后如果没有坚决的国家意志，恐怕要不了多久，航空工业就会从中国产业目录中消失，而一代航空技术精英的心血也将付诸东流。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给我们以丰富的启示。前三十年，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是却在技术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例如原子弹、氢弹爆炸，卫星上天，飞机不断提高改进，人工胰岛素合成，杂交水稻品系改良等，船舶、钢铁、石油化工、交通、通讯领域也都有巨大进步。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前三十年的独立自主的探索实践，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才，是后二十年引进、吸收外国技术、提高国产化率的骨干力量。这一段历史表明，今天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不是复杂到无法赶超，以致我们只有俯首称臣。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有一段不长的时间，达到日本目前的技术水平还是完全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