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几近萧条时，中国经济能逆风飞扬吗？环视周边国家，其经济成长颇多沧桑，亚洲危机爆发时跌入深渊，却又随美国新经济的强劲而急剧反弹，其颠簸之剧烈如承冰火。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曾在外贸零增长和人民币不贬值的背景下创造了1998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奇迹。同样，今年上半年我国7.9%的GDP增速尽管与去年同期进行纵向比较，应该说还有所不如，增幅约低0.3个百分点；但如果与世界上其它国家进行横向比较，则用“一枝独秀”来描述，也毫不为过！在不同的国际环境下，我国经济却保持了与去年同期基本相等的增长速度，这表明经济增长格局早潜移默化中发生着巨大变化。

    1、更宽裕的小康诱致“自主性”经济增长引擎隐现，这样的亮点可望得以中期性维持。我们一度认为，我国经济的战略困局在于：拉动经济增长的“自主性”经济引擎已经从视野中消逝。但现在已出现了某种转机，这就是更宽裕的小康所导致的一系列投资和消费，尤其是房地产投资的再度活跃引人注目。

    2001年上半年我国外贸的失色大致为消费和投资的增色所抵销，外需黯然失色，内需稳健爬升。甚至国家统计局得出了今年经济增长93%靠内需，7%靠外需这样令人咂舌的结论来！（1）、就消费而言，1-6月份消费品零售总额17915亿元，同比增长10.3%，比上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其中，城市消费品零售总额11209亿元，增长11.6%；农村消费品零售总额6706亿元，增长 8.1%。可见我国居民的日常生活，并没有感受到多少新经济光环破裂后的寒意。（2）就投资而言，上半年全社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1899亿元，同比增长15.1%，比上年同期加快4.1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8928亿元, 同比增长17.9%，集体和个体投资增长7.5%；基本建设投资4685亿元，增长11.8%，更新改造投资1776亿元，增长26.9%，房地产开发投资2123亿元，增长28.2%。和意料之中的国有经济投资的异乎寻常的增长，和同样并不奇怪的欲振乏力的民间投资相比，房地产投资的急速增长显然是一匹引人注目的“黑马”。

    鉴于房地产投资升势强劲，我们不能不细探究竟。在2001年5月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因住宅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的强力拉动而增长了17.6%，增速比去年同期平均加快了8.1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投资的增长尤其引人注目，2000年我国完成房地产投资4902亿元，增长19.5%，比基建、更改和其他投资增幅分别高13.4、6.3和12.5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20.2%。今年上半年，房地产业继续保持着繁荣势头。2001年1-5月，全国房地产开发到位资金2300亿元，增长幅度比去年同期高出20个百分点。1-5月份，全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1535亿元，增长幅度比去年同期提高3.7个百分点。其中，完成商品住宅投资1057亿元，同比增长30.7%；商业营业用房投资164亿元，同比增长38.5%；而办公楼投资则继续保持负增长，同比下降4.3%。可见此次房地产创1998年以来景气的最高点，和1992年以后那一波的房地产狂热有根本区别。区别一在于当年房地产泡沫的吹大和开发商获得银行大量融资有关，而此次则是最终消费者获得银行消费信贷扶持有关。更可贵的是：早在央行禁止“零首付”之前，各商业银行的住房信贷部已警觉地将个人住房按揭从8成降至7成。二是当年房地产泡沫和写字楼、楼堂馆所的无序膨胀有关，而此次则是和住宅业的异军突起有关。不仅85%的住宅为个人购买，中国人的消费习惯也决定了买了新房就意味着装修，意味着家用电器等等的更新换代。回顾我国消费，不难发现明显的轮次更迭性，20世纪80年代以后每个十年的“大三件”都有不同的内涵；回顾亚洲金融危机时，美国人曾经说“亚洲人的财富都挂在身上”，戴着劳力士，喝着XO，坐着奔驰，却住得局促不安，这样的炫耀性赶超性生活方式显然面对经济危机时将脆弱不堪。也许我国住宅业的崛起不仅仅是一个新经济增长点的形成，而表明国民正形成新一轮的，和“后短缺经济”的轻工制品消费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追求，此需求的启动可望得到中期性维持。

    2、国际经济乱局难以扰动我国公众的乐观预期心态，这样的情绪因为申奥成功和入世在即也可得以中期性维持。在世界经济增长失速时，我国政府、企业和居民对未来乐观预期基本稳定，这对上半年经济增长平稳也功不可没。美国新经济之所以突然褪色，和其消费和投资信心从季度乐观到悲观的突然逆转有关。反观我国，企业和居民预期不仅没有逆转，反而随着即将到来的7年的“奥运经济”和“入世振荡”而得以强化。

    外国人对我国公众乐观预期如是看：万事达卡亚太区消费者信心指数的调查显示出，中国大陆消费者对未来的信心处于持续增高的状态，其79.1的信心指数成为自1997年万事达卡在全球举办调查以来的最高记录，列亚太区第一位。在亚太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日本等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低迷到低于50的焦灼不安的悲歌中，中国大陆消费者的信心指数却继续攀升并在亚太区独占鳌头。不仅如此，和2000年12月的那次条长相比，我国大多数大陆消费者对生活质量、经济状况和固定收入等项的反映尤其良好，这几项的指数分别达到90.9、88.2和83.4，此外，就业情况方面的指数也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点61.1，而去年12月，这个数字是54.8。上述调查显示出：我国经济成长既和众多小型开放经济体高度依赖外部需求的历史轨迹并不雷同，也和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不完全同步，从从1997年来，我国已经悄然步入培育内需之路并渐收成效。

    国家统计局对我国公众乐观预期如是看：2001年5月，我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在4月份97.5的基础上，微降0.3点；同期全国企业家信心指数为120.7点，比一季度降低了1.3点。这使得我国内部需求中的投资在快速增长的同时，消费也保持相对平稳。6月份，上述两个指数双双平稳攀升。不仅如此，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健也鼓励了境外投资者的信心，据美国全球商业政策委员会2001年4月的调查，外商直接投资中国的信心指数为1.69，居世界第二位，是世界上最具投资吸引力的地区之一。我们的结论是：外部需求中，外资流入的增加，内部需求中，房地产投资的增加和公众预期的平稳乐观，构成了2001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的新“三驾马车”。如果我们比照周边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指标，我们很难说中国经济在衰退中，因为7%以上的数字已经十分骄人；如果我们比照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的“井喷式”膨胀，则这种增长速率似乎低于公众所预期的。加上中国经济处于“过大关”的“尖峰时刻”，不能不依赖快速增长靠新成果化解旧问题。无论是上坡路还是下坡路，度是中国经济成长的同一条路，中国经济正拖曳着渐进体制改革的沉重包袱，艰难地爬坡，期待着击水三千里的驰骋，但路虽清晰行进却难，致使人们感觉到了“蓝灯区”的寒意。

    四、中国经济何去何从？狭路相逢智者胜

    预测之一：中国经济体制处于微妙的深层变革时期，2001年下半年宏观经济将“微妙地”平稳。从根本上说，世界经济陷入大乱局，使得我国面临自1997年以来最为严峻的外部局势，但应该看到，中国经济的深层调整也从1997年开始就悄然展开。大国经济的现代化，不可能完全沿袭小型开放经济体高度依赖外部需求的旧巢穴。故世界经济动荡不休对中国经济的直接损害程度还是相对有限的。（1）、“微妙”一词，于外部局势来说，是下半年世界经济能够多大程度上收拾乱局很微妙。据美国总统首席经济顾问林赛预测，今年二季度美国经济成长将趋近于零，三季度可能到达1%，四季度则有望进一步扬升至2%。另据联合国、OECD等预测，美国今年GDP增长约在1.7%-2%之间，稍高于上半年。而近日欧盟财长会议上，各国财长们也对欧盟在下半年出现复苏充满信心，这也许是哀兵鼓勇之辞，但毕竟，世界经济增长陡然失速后，可能于下半年有所回稳，舒缓我国的外需氛围。（2）、“微妙”一词，于内部局势来说，是我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化解“热宏观”上的“冷微观”十分微妙。高通货膨胀和双位数的增长，和基本无通货胀威胁的适度增长之间孰优孰劣还难下定论。总体分析，今年下半年对我国经济发展不利因素的影响要略大于有利因素的影响，预计下半年我国GDP增长幅度约在7.3%左右，比上半年约低0.6个百分点，全年增幅约为7.6%。全年出口增长维持在约6%左右，外资流入约450亿美元，国际储备可能突破2000亿美元！为什么公众和企业却普遍感觉中国经济在蓝灯区运行？甚至这种“冷”感觉让政府决策部门也产生了寒意？这显示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处于关键性的阶段，从中期角度看，我国经济体制潜伏已久的战略性问题几乎已经开始要进行总决算了。

    预测之二：和上半年的经济增长相比，下半年经济增长的稳中滑落为体制改革提供了恰当背景。2001年下半年的经济增长仍然会平稳但稍有滑落。理由如下：一是下半年国际经济格局仍将基本维持旧观或回稳，但此轮美国经济的调整将是和10年来新经济的超长景气相对应的中期性调整，因此不能期望外部环境会出现一个意外的外部需求来刺激我国经济。去年我国外贸快速增长对GDP的拉动作用为0.47个百分点，而2001年我国利用外资的急剧上升可能使GDP多增长0.3-0.5个百分点，因此资本内流的急增大致可以抵销外贸滑坡的影响。二是中国经济增长中，显性的不稳定因素基本消除，甚至到2003年以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外部显性不确定因素，例如加大对外开放，国有企业改制、社会阶层稳定等，均已无大碍。而隐性的问题则又属于“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三是公众预期平稳依旧，而房地产的投资和消费尽管繁荣，但却是市场自主性的内需启动，中期内不会大起大落，就算十五计划末，我国以住房消费贷款为龙头的消费信贷达到2万亿，在整个贷款中的比重也不过10％。四是一些不确定性因素，例如全年粮食种植面积的减少，城镇就业状况的加速恶化和农民总体收入增长的持续下降等等，对GDP增长的负面扰动冲击不大。因此，有理由相信，2001年下半年，甚至在中期角度，中国经济都有可能在7%-8%的箱体内宽松运行，而不是紧运行。这恰恰是中国经济体制进行重大变迁时比较恰当的战略背景。

    预测之三：和难以量化入世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响一样，至今我们也并不确知所谓“奥运经济”对我国经济的拉动力度，对此宜冷静不宜热衷。这样的否定式预测也许经典预测相去最为遥远，但却值得警惕。下半年的两个外部提材，一是入世在即；二是申奥成功。入世冲击之所以量化，就在于其不仅可能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体制提出了新范式，更在于也许政府不能不经历痛苦的涅磐，形成以权力制衡为基础的“政府内部治理结构”。同样地，目前包括高盛、摩根斯坦利、国家统计统计局到经济专家们对“奥运”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预测也是千奇百怪，从拉动GDP的0.3%-1.0%等各种说法都有，这提醒我们对“奥运经济”需要保持清醒和理智。

    我们不妨简单剖析一下一则被知名或者不知名的大小媒体，国内外众多网站争相传抄洋洋洒洒三万余言的所谓“奥运经济研究”，看看这种“奥运经济”类的研究东西是如何接近荒谬的。彼“专家”将“奥运经济”之显赫效果列项分析，我们也就不妨挑出若干显示“奥运经济”已有白热化趋势。（1）、所谓奥运会的“直接收入”，据说包括：电视转播权；国际奥委会的合作伙伴计划；中央和北京政府补贴；组委会赞助商等等。更据说国际奥委会与各大公司的签约已经到了2008年，（PTO）计划4年的合同金额为5～6 亿美元，北京将得到10亿美元左右的分成。按照1997－2000年奥林匹克运动各项收入比例计算一下北京举办奥运的收入，大约30亿美元。直接收入竟然包括了中央政府的补贴，既如此，岂非政府补贴越多，“奥运经济”就越富强？除了北京得到的10亿美元之外，另外20亿是天上掉下的馅饼？（2）、所谓奥运会的“间接收入”，据说参考汉城1988年奥运会收入比例，北京此项电视转播权总收入为54亿美元，450亿人民币。而此项“间接收入”岂非是所谓“直接收入”已经计算过？（3）所谓奥运会的“举办城市及全国的派生收入”，据说包括了食宿、特种服务（指如饭店的总统包间，特种参观游览等）、旅游观光等。据说估计在奥运会准备期7年当中，每年旅游者可以增加20％，旅游收入每年增加2 0亿美元，7年140亿美元左右，接近1300亿人民币。奥运会期间再增加100万人，50亿美元，相当于400亿人民币，仅仅由于奥运会增加的旅游需求为1 700亿人民币！且不说特种服务按此种估算已经被包括在食宿和旅游观光中，也且不说对运动员和辅助人员的食宿是支出而不是收入，竟然“奥运会期间再增加100万人旅游，50亿美元”？一般奥运会的运动员加辅助人员加记者充其量也就4-5万人，另外97万从何而来？住在何处（北京奥申委承诺了2万多个房间）？难道为其增设一次性宾馆？这97万又为什么将在北京化掉人均5000美元？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其结论是几成经典的“奥运会在某些小国创造的收入可以超过国民生产总值，但在中国每年只能够提高0.5～0.6个百分点。这是由于中国经济总量巨大。奥运会对于北京经济的拉动非常大，但平均到全国就不大。”这样狂热的结论，其实是说北京将有1/4的就业人口在以后7年为奥运而服务，其实是说中国GDP增长可能跳跃到8。4%以上，而“奥运会在某些小国创造的收入可以超过国民生产总值”其实也就是说，我一顿饭吃得如此之多，以至于这顿饭超过了我的体重！不可否认，“奥运经济”将极大地改观北京的环境和基础设施，也将极大地振奋民族精神，但目前“奥运经济”的泡沫化，对我国经济的平稳增长无疑只有损害，而对冷静直面“入世”的冲击则多少是喧宾夺主。

    预测之四：行政性内需激励手段将渐渐褪去光环，何去何从的中国经济在“热宏观”、“冷微观”的矛盾前面临四大挑战。挑战之一：财政政策如何转型？目前，如果考虑到连续增发国债所带来的内外显性债务负担、地方和基层财政中日益积累的历史债务，以及金融系统中的不良资产和社会保障基金等庞大的隐性债务负担，那么中央财政的负担已经日渐沉重了！目前高达4500亿的财政库存资金也表露出：可供财政选择的项目储备正日渐稀少，那么财政政策如何转型才能摆脱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的捉襟见肘？我们建议财政风险不能由中央财政一肩担，必须尽快建立起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负债和举债制度。挑战之二：金融风险如何释放？目前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据称已经步入下降通道，但资本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却在逐渐积累之中，估计上市公司募集的资金中仅有约20%投入了实质经济，其余则仍滞留在股市吹大泡沫，而被寄予厚望的国有股减持也正在危险的走味中。先为国有企业融资，再为社会保障体系体系融资的沪深股市能够支撑多久？高处不胜寒的风险必须释放。我们建议对待资本市场不能只融资不重组，要么沪深股市加速向规范的真资本市场转变，要么以创业板为依托创立真资本市场。挑战之三：国有企业“脱困”之后向何处去？国企在万众瞩目中财务指标有了很大改观，尤其是2000年利润达2392亿元，比上年猛增了140%！国企基本脱困的誓言如期兑现。但为国有企业“脱贫解困”攻坚战政府已支付的成本大概相当于国有企业“三年脱困”期间实现的全部净利润的8倍，大概可按帐面资产买下其中约一半的国有企业，未来还必须付出的花费，恐怕更难以计算。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政府不生产，其财源除了收税就是举债，因此更令人担忧的是：谁为中国国有企业的脱困的现实和未来买单？我们建议党政和企业必须分离，国企改革须控有方略，退有尺度，企业应负担的责任仅在于合法经营和合法纳税，舍此无它。挑战之四：如何正视收入分配和有产阶级？如以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分配，则世界银行《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显示，中国80年代初期基尼系数为0.28，到1995年为0.38。2001年“两会”中有代表提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8，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进入了分配不公平区间。如以五分法来衡量收入分配，国家统计局2000年对中国四万个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的调查，其中20%的高收入者拥有42.5%的国民财富。贫困的农民阶层、城市失业待救济阶层、增长中的城市白领阶层和极富裕权贵阶层已渐成轮廓，目前50个中国富豪的资产，相当于5000万中国农民的年纯收入；而300万个百万富翁的资产，则相当于9亿中国农民2年的纯收入！长期从事中国农民问题研究的温铁军博士对此忧心忡忡并引用了一段警示语言：“在中国，农民做得成奴隶的时候便是顺民，如果连奴隶都做不成了便是暴民”。我们建议宏观经济虽然“带病”却必须增长，只有在深化市场化改革的增长中才能舒缓和化解盘根错节、激烈冲突的旧矛盾，适度增长将是优先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