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与贫穷，哪一个更可怕？矿工们的回答是：贫穷
    和煤矿打了20多年交道的黄生义，是冀南一家村办股份制煤矿的采煤工程师。他告诉记者，他所在的这家煤矿年开采能力为6万多吨，是当地技术装备水平最高的煤矿，被当地煤矿安监部门树为样板矿。但由于去年所在市的一家个体小煤矿发生了特大火灾事故，该矿和全市的其他煤矿一样，至今仍处在停产整顿状态。正常经营时矿上有500 多名工人，由于一直停产，许多矿工都回老家去了。
    “本地人除非经济上特别困难，一般是不愿意当矿工的。” 这家煤矿的机电工程师胡贵中说，采煤是高危职业，而且下井又累又脏，大部分人做矿工都是因为生活压力比较大，急于挣钱。“因为做矿工毕竟能挣到比种地高出好几倍的收入。”
    黄生义说，下井的工人一般都来自比较贫困的地区，比如四川、陕西、福建等省的山区。这些地区基本上靠天吃饭，除了种地的微薄收入，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大部分矿工文化程度不高，有的人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上来。
    在河北武安市一家煤矿做矿工的老吴告诉记者，他来自四川，今年42岁，家里有三个孩子，上面还有一个70多岁的老母亲。在老家种地的收入，除掉吃喝，一年也就剩下不到2000元钱，连孩子上学的学费都不够。老吴说，谁都怕死，谁都知道干这行危险，如果经济条件稍微好一点，也不会跑到煤矿做矿工的。
    来自陕南的采煤工小张今年23岁，他说，在煤矿上班一般都是多劳多得，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工资曾拿到2000多元，在家乡，这个收入他是想都不敢想的。
    在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旗巨日合镇的山坡上，远远近近分布着许多小型煤矿。巨日合镇一家小煤窑的技术员蔡志兴说，附近大部分都是年产量在10万吨以下的小煤窑，他所在的矿实际产量每年只有2万多吨。掘进、采煤等工序，用的都是最原始的方法，依然使用木头进行支护，矿工的劳动强度也很高。
    矿工李福金今年27岁，来自内蒙古赤峰市的一个偏远乡村，通过老乡介绍到巨日合镇来做采煤工。他说，虽然做矿工很累、很危险，但在老家那边种地收入太低了，做矿工每年还能赚个几千块钱，足够养活一家人。
    蔡志兴说，当地的自然条件不太好，种地的收成也不高，一般种一亩地一年的收入也就100元左右，大部分家庭的年收入都在3000元以下，所以很多人都不愿意种地。但是这里没有几家企业，农民打工也没有别的去处。如果到煤矿来做矿工的话，每年怎么说也能挣到5000元以上，而且是现钱。
    李福金只有小学毕业文化程度。他说，他所在的煤矿一共有24名矿工，大部分都是初中以下文化水平。附近的其他小煤窑也差不多，矿工大都没有多少文化。

    是受害者，有时也是帮凶

    矿主没能力也不多想安全投入，但不少矿工的自保意识极其淡薄
    山东省兖矿集团南屯煤矿是1973年12月建成投产的大型现代化生产矿井，位于兖州矿区中部，经改扩建后年产240万吨，现已达到480万吨水平。老刘是一位在矿上工作了30多年的老矿工。说起煤矿工人的工作，这位老矿工最大的体会就是“苦、脏、累、险”。他说，下到井下，矿工要面临着瓦斯、煤尘、水、火、顶板垮塌等多种威胁。
    煤矿把安全当作“天”字号的大事来抓，就是因为煤矿的“险”。下井后，除了石头就是煤，就连木头也可能伤人，随时都可能发生事故。老刘认为，煤矿事故多发，特别是小煤窑事故更多，原因有几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大自然条件的制约，是由煤矿地下作业的生产形式决定的。第二个方面是机械化装备水平不够，监测手段差，小煤窑尤其突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煤矿工人的整体素质偏低，有待提高。相对来说，大型煤矿矿工的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要高一些，有些小煤窑的工人没有经过培训就上岗，缺乏基本的安全知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这些都是导致事故多发的原因。
    分管安全生产工作近八年的河北省武安市武安镇副镇长石书军认为，煤矿事故的发生，许多时候也是由于矿工自身安全意识淡薄和挣钱心切所造成的。由于煤矿一般采取效益和工资挂钩的做法，为了多挣钱，许多矿工违反安全操作规程，对一些矿主为降低成本而忽视安全的做法也不闻不问。从某种意义上说，矿工既是矿难的受害者，也是矿难的制造者，成了一些黑心矿主的帮凶。
    胡贵中说，由于小煤窑的矿工主要考虑的是经济收入，多干一天，就可以多挣一天的钱，有时候就会忽视安全隐患，“要钱不要命”。
    采访中，许多小煤窑的矿工都表示，一般很少过问矿主对安全保障设施的投入，对违反安全规程的开采行为也比较漠视。“那是老板的事，我们想管也管不了。”一位矿工说，“就想着多挣点钱拿回家。”
    因此，石书军非常希望唤醒矿工对于自身生命安全的自觉保护意识。他希望建立由矿工直选的煤矿工会组织，政府在保持现有的对煤矿监管政策与做法的同时，侧重于把煤矿监管方面的政策、知识等直接交给直选的工会、工人，支持工会依法维护矿工的安全权益，形成工人对煤矿安全的自下而上的监督。
    石书军说，现在有些地方对煤矿的停产整顿，完全是“一刀切”的做法，一旦有个别煤矿出了事，整个地区的煤矿都要跟着全面停产。表面上看是为了遏止事故，其实是因噎废食，还挫伤了许多安全生产工作做得比较好的企业的积极性。
    矿工的技术和经验对于保障安全非常重要。比如，透水等事故发生前，都会有一定的征兆，有经验的矿工可以根据井下温度等因素的变化作出判断，采取应对措施。而“一刀切”式的盲目叫停，导致矿工流动性激增，非常不利于矿工队伍的稳定，更谈不上矿工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经常、反复地全面停产，也给煤矿的生计带来了压力。有些煤矿为了减少亏损，常常在整顿期间私下里偷偷开工，带来了更多的安全隐患。
    政策的不确定，给煤矿和矿工都带来了负担。一位姓王的矿工说，家里等着用钱，煤矿又老是停产，我们心里真是着急。没挣到钱，回家的路费都成问题。

    谁来保障安全投入

    矿工家属说，安全就是我们最大的福利
    南屯煤矿宣传科科长杨茂伦告诉记者，煤矿如果在安全装备上的投入太少，就没有安全保障可言。南屯煤矿每年直接用于安全投入的资金就达1500余万元。象南屯矿这样的国有大型煤矿，工人的流动性比较小，比小煤窑要稳定得多。全矿职工一半以上是初中以上学历，年轻职工大部分是中专、高中以上学历。南屯煤矿自从70年代末引进综采设备以来，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了安全保障水平，死亡人数大大降低，曾经创造了7年多无死亡事故的记录。
    南屯煤矿综采队的秦鹏说，他的父亲也是一名老矿工，现在已经退休。他父亲在矿上工作的时候，条件比现在要简陋得多，比如支护，采用的都是单体支护，就是用一根根木头柱子或工字钢支起来；现在都是采用金属单体或锚支护，实现了综合机械化采煤，安全系数非常高。
    南屯煤矿掘进一区的成世明1979年就参加了工作，今年48岁，是一位老矿工。他告诉记者，要进南屯矿工作，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矿上提供的各项福利待遇都不错，而且安全设施很完备，工人在这里上班有一种非常踏实、安全的感觉。
    蔡志兴说，个体小煤窑和国营矿不一样，国营矿的人员、资金和设备都有一定的保障，而个体矿人员流动太大，设备也不可能有很大的投入。矿工的工资比国营矿要低，劳动强度和危险性却比他们更大。
    个体煤窑的安全设备投入很少，就是有些基本的安全设施，也有偷工减料的情况。比如木头支护，按规程应该使用松木，但很多小煤窑为了省钱，就使用很便宜的杂木替代，支护的强度大大降低，抗压能力不够，就容易发生垮塌事故。
    还有一些机械设备，比如通风机、井下风筒等，有些小煤窑为了省钱，往往使用一些质量不达标的次品，一旦通风不畅，就可能引发瓦斯爆炸。
    有许多小煤窑，虽然各项许可证都有，但是没有专职的技术人员，没有规划，凭感觉开采，工人根本不懂作业规程。但是工人为了挣钱，也只能在矿主的指挥下乱采乱挖。有人为了多挣钱，自愿延长工作时间，体力透支后就更容易发生事故。
    一位知情者说，小煤窑也会按照规定给矿工上保险，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给上的，一般都是象征性地上几个，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矿工的流动性也非常大，干一天拿一天钱，说不定哪天就走人，去别的地方了。
    当记者问到在井下工作，是否担心安全时，秦鹏微笑着说，担心是肯定有的，在井下工作，主要害怕突发事故。但我们对矿上的安全设施还是有信心的，只要遵守规章，一般不会发生安全事故。矿上有一个安全监察处，检查人员在井下各处巡视，随时查找隐患，纠正违章行为，并且对这些行为进行暴光。秦鹏说他自己就有过因为小违章被处分的经历，被罚了30块钱的工资。
    27岁的于瑞刚1997年从兖矿集团技校毕业后来到南屯煤矿，父母也在矿上工作。谈起矿难，于瑞刚说，他们也经常关注媒体关于矿难的报道，很同情那些遇难的矿工。
    他们在私下里也讨论过小煤窑的问题。大家都认为国家应该把这些管理混乱的小煤窑全面关闭。因为这些煤矿不仅安全管理不够，经常发生事故，而且只顾眼前的利益，搞破坏式的开采，对煤矿资源是一种浪费。由于设备落后，小煤窑的开采率很低，而且毫无规划地到处乱挖，十分危险。有一位老矿工曾经说过，在这些小煤窑做矿工，是“吃阳间的饭，干阴间的活”。     《新安全》 (2004年 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