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投入是能带来丰厚回报的战略投资

　　安全投入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会转化成效率、效益的，安全投入应该是企业自发的、主动的行为。中国科技协会书记处书记冯长根用其研究成果支持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安全投入的效益具有滞后性，两三年后方可见到成效。安全投入与效益之比约为1∶5。

　　他的这项研究成果也得到不少国外大企业的印证。美国杜邦公司安全资源亚太区总裁莫罗杰说，安全对杜邦来讲，不仅仅是安全管理部门的职责，而且是从最高决策者到第一线的生产人员都必须积极参与的大事。安全不是只花钱，而是一项能给企业带来丰厚回报的战略投资。杜邦把安全作为衡量业务成功与否的标准，因为安全事故不仅影响员工，还影响客户，影响企业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最终影响企业的经营效益。

　　美国利宝互助保险集团副总裁李文说，所有的经济驱动因素都表明，减少伤病的发生能有效降低生产成本。社会利益、企业利益和生产利益都要求提高工作场所和工人的安全健康状况。政府干预、成本刺激以及市场力量都将推动安全与健康的发展。

　　神华集团公司安全质量部主任工程师陈维民建议，我国企业可借鉴国外做法，设立首席安全官，其职位在主管生产、销售的副总经理之上，以避免安全与生产在实施风险预控初期存在的矛盾。

　　用强制性培训提高中小企业安全水平

　　中小企业的安全管理，是与会者共同关注的话题。英国职业安全卫生协会理事长约翰·莱西认为，要让中小企业主重视安全，就应该从让他们了解安全管理有助于推动企业业务发展入手，开展低成本的培训。

　　澳大利亚西澳州政府职业安全健康委员会主席尼娜·律内说，西澳州建筑行业连续六年受伤人数逐年下降，归功于政府对所有从业人员进行了强制性培训。政府还对企业进行金、银、铜牌评审，鼓励铜牌企业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南非也进行强制性培训。南非矿产能源部安全署署长郝梅·诺之女士说，南非的采矿业都是私人企业，政府把从业人员接受培训作为强制性要求。

　　各国代表也带来了他们的技术和合作计划。国际劳工组织东亚地区局局长克里斯廷女士介绍，劳工组织致力于职业安全健康全球化，而不是让职业危害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因此，他们尽力帮助有远见企业把安全搞好，目前正在对中国的安全与健康形势进行摸底、评估，拟订职业安全与健康方案；针对危险行业强化职业安全与健康培训，如帮助湖南长沙煤矿培训中心制定针对小煤矿矿工及矿主的培训计划，类似活动还在建筑行业开展。

　　让有限的监管力量发挥最大作用

　　“我们的人员有限，只能检查到2％的美国企业。”没想到，美国职业安全健康局局长约翰·亨肖也强调美国安全监管人员不足的困难。但美国职业安全健康管理的成效是明显的。1970年，美国国会通过《职业安全与健康法案》，要求确保每位工作男女有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条件。现在，美国就业人数增长了1倍，工伤事故却下降了60％。其“真经”有三条：有效地、公平地实施标准；抓重点；雇员接受安全教育，以及不折不扣地执行所有安全规章。对监管对象，强调与其合作，提供免费咨询服务。

　　英国健康与安全局局长沃克说，职业安全健康管理在英国安全文化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几乎所有的机构、组织、团体中，安全健康部门的领导管理层都是至关重要的。

　　韩国产业安全公团计划和管理部部长介绍，今年，韩国劳工部在雇工少于50人的小企业开展新的事故防范和工作环境状况改善项目，投资金额由300多亿韩元增至500亿韩元，涉及企业由3000多家增至5000家。对小型建筑场所的巡回监察，也将由7000个扩大到1万个。

　　加拿大工业事故预防协会主席莫林·肖介绍，前不久，加拿大修订了刑法，对公司安全管理作出明确规定，安全事故责任人要负刑事责任。

　　形成人人自律的安全文化是根本

　　国际劳工组织东亚次区域高级专家川上岗对记者说，让安全执法人员覆盖所有企业是很难的，因此，推广安全文化至关重要。在企业内通过管理制度、培训、安全教育，形成人人自律的安全文化，才是根本办法。

　　日本中央劳动灾害防止协会会长广见和夫介绍的情况印证了他的说法。1960年代，日本每年工伤死亡人数超过6000人，造成人员需要休养8天以上的工伤事故大约43万起。40年前协会成立时的主要任务就是降低工伤事故率。1972年，正值经济发展的高峰时间，日本出台了安全生产法，灾害协会配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得到政府和企业支持，特别是在安全文化建设方面很有成效，形成了人人重视安全的环境氛围。到20世纪90年代，事故趋于稳定减少，死亡人数降至2000人，目前降至1600人。也就是说，日本花了20年的努力使各类事故减少。

　　日本的经验对我们无疑是一个鼓舞。两位日本专家也认为，中国目前的情况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很相似，只要很好地借鉴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就可以缩短这个时间。(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