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

    Labours  Leaving  or  Remaining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毫无疑问，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仍是我国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经济工作的艰巨任务，即农村劳动力“去”的形势严峻；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为了防止城市化过程中乡村凋敝现象的出现，必须有意识地培养并且留住一部分乡村“精英”，即农村劳动力的“留”同样不能漠视。为了使农村劳动力“去”得顺畅、“留”得开心，应该充分发挥农村职业教育的作用，农村职业教育既要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服务，也要为农村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低素质使农村劳动力去留无措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总队的调查，2001年我国农村劳动力为4.82亿人，占全国劳动力总量的比重约为70％。其中：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劳动力的比重高达87.8％。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的具体结构分布是，文盲或半文盲劳动力占7.4％，小学程度占31.1％，初中程度占49.3％，高中程度占9.7％，中专程度占2％，大专及以上程度占0.5％。在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13.6％。农村劳动力素质的低下既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也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业层次的提高。一方面，低素质的“民工”难以在劳动力市场上和“下岗职工”相抗衡，必然失去在城市“拾遗补缺”的机会；另一方面，低素质使农村劳动力转移和经济周期的相关程度增大，因为“缺文少化”的农民们往往只能选择在建筑、运输等部门干体力活，一旦经济过热，则房地产升温、运输繁忙，“民工”的用武之地就会增多；反之；一旦经济萧条，已经成为经济学家们研究课题的“民工回流”现象就会出现。这样一来，就使得曾经被一些经济学家看好的中国特色农民流动就业，随着经济周期而上下波动了，这一点在2000年和2001年就表现的非常明显。2000年，国家经济持续低迷，农民们流动就业的形势本来是严峻的，但政府加大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执行力度，结果使修路、修桥的“民工”陡然增多，据国家农调总队的统计，2000年农村转移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重由1999年的6.4％猛增到8.3％（未扣除当年回流数）。到2001年，国债项目陆续竣工，农村净转移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重就一下子跌到了3.14％（扣除了当年回流数），比2000年下降4.6个百分点，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周期的固有联系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来了。可见，无论是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速度考虑，还是从农民转业的稳定性来考虑，提高农民素质都是当务之急！

    农民的低素质不仅会影响到农民“进城”，也会影响到农民“入地”，从长远看，甚至可能动摇农业的国民经济基础地位，导致乡村凋敝。据农业部门统计，农村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仅占农业劳动力的0.71％，而其它各行业专业技术人员占劳动力的比例为17.26％，比农业部门高出23倍。现在我国每7000亩土地只有一名农业技术人员，每7000头牲畜只有一名兽医人员，每万亩森林仅有0.53个林业专业技术人员。我国农业科技人员在人口中的比例为万分之一，而发达国家是万分之三十到四十。由于劳动力的文化科学水平低，我国现有适合农村应用的科技成果的70％左右在农村推广不了。科学技术进步因素对农业增产的贡献率只有30％，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比率一般都在60一80％。乡村“精英”太少了，农业现代化就没有指望，乡村凋敝衬托“城市辉煌”的现象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

    去要有素质，留也要有素质，农村职业教育能堪当重任吗？

    堪忧的农村职业教育

    从长远看，要提高农民素质还是要从基础教育抓起；但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经济转型不可能“等娃娃们长大后再说”，如果说农村基础教育是提高农民素质的治本之策的话，那么，农村职业教育就是当前的治标良药！所以，审视一下农村职业教育的现状就显得很有必要了。自80年代开始，以农林中专、农村职业高中和农民文化技术学校为主体的中国农村职业教育得到了迅速发展。从1984年至1997年，农林中专学校数由406所增加到420所，在校生由10.24万人增加到51.6万人，农村职业高中由4217所发展到4900所，在校生由89.51万人增加到219.47万人。截止到1997年，共为社会输送了700多万名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和近190万名初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同时还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燎计划”（在农村开展的一项经济开发与教育教学改革相结合的计划），实行农业、科技、教育相结合，在全国65%以上的县、市推行“三教（即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统筹”。但是，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等职业教育开始萎缩，农村职业教育的形势也随之发生了逆转。1996年到2000年，全国农村地区职业高中招生数由29万人下降到21万人，在校生数由67万人下降到55万人。全国中等专业学校中农业学校的招生数由1996年的15万人下降到2000年的4.7万人。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的职业教育滑坡现象更为严重，以安徽省为例，据该省教育部门统计，2000年，安徽省中等职业学校实际招生数比1999年减少4.7万人，下降25%，其中农村职业学校招生尤其困难。1999年，全省职业高中农林类专业招生尚有10876人，到2000年只招生7766人，2001年就只招到847人。2000年全省8所农业中专仅完成招生计划的25%，个别学校仅完成招生计划的12%。2001年全省中专计划招生10万人，实际录取仅3万人，其中8所农林中专仅完成招生计划的20.9%，个别学校仅招生10多人。全省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数和在校学生数占高中阶段的比例，分别由1996年的61.37%和59.60%下降到2000年的32.24%和41.95%。“八五”时期职业教育的红火局面已经风光不再，中等职业学校普遍出现了生存危机，农林中专和农村职业高中更是难以为继。与此同时，全国农民成人学校在校学生数也由1990年的2234.9万人下降到2000年的473.5万人，10年下降了78.8%；当年轰轰烈烈的农科教相结合“运动”在多数省、区现在也趋于沉寂，机构撤了或者并了，经费砍了或者减了，项目免了或者少了，就连“三教”统筹的发源地——安徽省也不例外。

    农村职业教育向何处去

    对于职业教育滑坡的原因，许多关心这个问题的学者已有详细的剖析，本文不再赘述。现就农村职业教育究竟应该向何处去，提一点浅见。

    1998年、1999年和2000年全国初中生平均升学率分别为50.7%、50.0%和51.2%，农村地区的初中生升学率可能还要低于50%，即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农村青少年初中毕业后就成为后继农民；农调总队的统计则表明，现有农村劳动力的86.4%未经任何专业技能培训；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通过抽样调查了解到，1997—1999年“回流”民工23%的“回流”原因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80%以上的职业学校出现生存危机。可见，当前的突出矛盾是，一方面，农民对职业教育存在巨大潜在需求，另一方面，职业学校却“等米下锅”。

    黄炎培先生早就说过，职业教育的宗旨就是要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的就业压力不是来自“下岗职工”，而是来自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使农村劳动力“有业”、“乐业”就应该成为我国职业教育的中心任务。

    首先，要打破职业教育的城乡分割局面，所有职业学校都可以面向农村，不再把农村职业教育囿于县及县以下职业高中和农林专业学校的狭隘范畴，而要使所有职业学校都服务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取消招生年龄限制，实行弹性学制。为了使农民能上得起学，政府要给予适当扶持，建议将正在高校实行的助学贷款计划推广到职业学校。

    其次，要摆脱以农为“笼”的思想束缚，针对农民的职业教育要大胆跳出“农门”，不再局限于传授种植、养殖技能。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2001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到第二产业的比例为49.9%，转移到第三产业的比例为44.6%，转移到外地仍然从事农业的仅占5.5%。可见，农民迫切需要的是第二、第三产业的专业技能，针对农村的职业教育应该适应这种需要。要根据本地经济特点或劳动力输入地的需求来进行专业设置，苏州市就把本地“绝活”——刺绣当作绿色证书的教育内容，安徽金寨县职业高中根据本县农民大量去南方打工的特点，设置保安、餐饮等专业，结果招生规模年年扩大，这些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再次，要严格劳动准入制度，国家要尽快制定和完善各行业、各工种职业资格标准，并严格执法，对非法雇佣不具备职业资格人员的企业实行严厉制裁。把职业教育和职业资格标准相挂钩，“迫使”从业人员走进课堂，促使职业教育逐步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最后，要继续做好农科教结合、“三教”统筹工作，重构县、乡、村三级农民继续教育网络，有意识地培养一批能够扎根农村的农民精英。在这方面可以借鉴韩国“后继农渔民培养计划”的经验，对在校立志学农、毕业后愿意务农者，政府给予创业资金上的支持和税收政策上的优惠。我们在考虑农民“去”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农民的“留”，为未来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做长远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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