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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邓小平的工业可持续发展思想及绩效比较 | |||||
| 作者：佚名 论文来源：中国文秘网 点击数：1400 更新时间：2006-4-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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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6566(2001)01-0013-06 把中国建设成为工业化强国，是毛泽东邓小平的共同梦想和追求，本文试图通过对他们发展工业的思想、实施绩效的比较，为中国工业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做一初步探讨。 一、奠定工业基础，坚持均衡布局——毛泽东的工业可持续发展思想 1.对新中国工业建设和发展的持续性要有充分认识 经济的均衡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没有经济的均衡发展，就不可能消除贫困，也就谈不上可持续发展。建国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形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发展和建设的共识。“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上半世纪。”[1]对于6亿人口的大国，要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就要发展经济，发展经济就要走工业化道路。由于旧中国落后的经济基础，中国工业化道路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完的道路，必然是漫长的。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分析我国国情后，对新中国工业化建设作出的科学判断。 2.发展工业必须进行三大改造，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统一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去进行的”，“如果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毛泽东根据苏联当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强调在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要把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分裂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的大量资金，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除农业税外，就是发展生产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生产农民需要的生活资料，为国家积累资金。工业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展，即就是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他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已非常清晰地分析了工业和农业两大产业部门之间互相依靠，互为条件，共同促进的关系。正是由于这种思想，从1953年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起，强制要求全国各地从三种社会经济的基本形式向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过渡。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我们用八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2]并开始了从全国整体上进行了工业布局、发展重点的调整。 3.在工业生产布局上，充分利用沿海，实行均衡布局 毛泽东根据当时国内工业的布局状况，在《论十大关系》中，首先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其一是工业发展的重点次序和投资比例，即重工业既是优先发展的重点，又是投资的重点，但又要处理好农轻重的关系。其二是把正确处理沿海与内地发展的关系作为我国工业建设过程中的重大关系之一提出来。对于二者关系，他认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3]很显然，这种布局既是为经济发展平衡考虑，也是为了工业发展的持续性而作出的选择。重要的是在当时经济条件下，他对中国矿产资源的分布状况是很清楚的。“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4]因而，新的工业大部分摆在内地，就会产生三个方面的积极作用。首先是新的工业企业设在内地，对当地生产力的提高是一个很大促进，加速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单一的农业生产布局格局；其次是“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考虑了对国家安全的需要；再次是与资源的分布相结合。因为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工业布局是一个生产和原料、燃料相脱离，产品与市场需要相背离的格局，内地布局新的工业，有利于合理利用资源，节约成本，避免加重沿海的畸形分布状况。 在建立工业基础，实现均衡布局的思想指导下，将沿海的许多重工业企业，直接实行了整体搬迁，甚至迁到了交通不便的大三线地区，又在内地建立了一批初具规模的、行业较为齐全的工业基地，实现了工业均衡布局一步到位，改变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为我国工业走向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尽管在实现工业布局时出现了偏差，为达到地区平衡出现了新的不合理状况，但从总体上说，在全国各地均衡地打下工业发展的基础，推动一个国家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无疑是正确的。 二、调整工业发展思路，实行非均衡布局——邓小平的工业可持续发展思想 1.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发展重点 毛泽东的工业化思想在全党形成共识并付诸实施后，各部门的工作重点都围绕工业化建设展开。1954年邓小平当时主管全国财政工作，强调要把国家财政放在稳固的基础上，确保社会主义工业建设所需要的资金，必须减少一切可以节减的开支，克服浪费，实现毛泽东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的设想，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完成两个改造。此后，他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不同的阶段国家有不同的发展重点，部门工作也有不同的工作重点。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建设，是发展工业，要依据八大提出的任务，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调动一切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奋斗。这个任务不知道多少年才能完成，而且比搞革命更困难一些，因为我们的本领很差。因此，这一时期邓小平和毛泽东在革命完成后，在工作重心的确定上是相同的，而且根据自己对国情的判断，对经济建设，特别是当时工业建设状况中的错误提出了尖锐批评，也产生了后来他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后，对我国工业布局与调整的一系列可持续发展思想。 2.立足资源基础，合理确定目标 在60年代，邓小平同志对我国工业的发展问题是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展望发展前途的。他认为，必须摸清我国现有的工业基础、资源基础，确定合理的发展目标，决不可贪大求全，以图短期内达到目标。“我设想，是否先提一个近期目标，如再经过五年至七年的努力，初步或基本建立一个全国范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为农业、为国防建设的更快发展打下基础。因为在旧中国工业的基础上要建立新的工业体系，并且要在几十年的时间内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工业强国之一，从工业体系的总体设计到每个大中小型企业规模的确定都是非常困难的。而实现问题是工业建设的首要资源人力资源十分匮乏，虽经建国后13年的大力培养；但仍不能满足各部门对技术人才的要求。我国从1962年起，人口却以每年净增1300万的速度增长，形成了发展建设人才供给不足和消费人口过剩的巨大反差。其次是技术水平低，技术力量薄弱，影响产品的自主开发能力。1963年全国机床只有60万台，精密的、大型的、特种的很缺乏。其次是建设资金不足，影响投资能力。所以大量工业建设所需要的石油、煤炭等原料无法开采，能源供应短缺；有色金属的开采冶炼就更置后了。鉴于这种基础状况，邓小平同志主张以现有的资金、技术、人力资源为基础，优先加强基础工业建设，解决基础薄弱问题，才能缩小与其他工业强国的差距，也才能形成巨大的生产能力，解决眼下新增人口吃穿用的压力问题。从我国工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看，正是从1960年开始，由于净增人口对生活资料的巨大需求，影响到中央决策。本来在“一五”期间和“二五”初期，曾以重（工业）、轻（工业）、农（业）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而到1959年则将发展次序反了一下，变为农、轻、重，把重工业放到第三位，直接影响到对重工业的投资。对工业发展次序的改变和发展重心的转移，在当时条件下，也是迫不得已的，反映了人口增长和工业生产的不和谐，由人口因素影响到基础工业，再到制约整个工业的可持续发展。但邓小平在这一时期解决基础工业薄弱问题的先见之明，直到现在，我们还能感受到正是由于当初次序调整投资不足，基础工业没有超速发展，使得后来急功近利的结果是工业产业结构不合理，产品质量低劣，基础工业始终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 3.调整工业发展思路，注重发展速度和发展重点 邓小平自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后，即着手对工业进行整顿，并对钢铁工业、国防工业的整顿作了明确指示，在当年8月《关于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中，对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从工业区、工业城市发展方向是否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的互补方面；从引进技术加速工业技术改造和产品更新方面；从企业的管理、科研力量、产品质量方面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促使这一时期我国工业开始恢复和发展。 邓小平1978年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后，针对原有工业布局在全国各地区大而全、小而全的布局状况，看到了这种均衡布局的潜在缺陷。一是现在发达国家的工业产业布局经过这几十年的调整已有很大变化，我国原有布局显得不适应时代发展潮流。二是工业均衡布局忽略了经济的效率原则。而当前国家经济状况要求在效率与公平的选择上，应以效率优先。邓小平根据经济发展的总体思路，对工业发展布局作出重大调整，改变均衡布局，实施非均衡布局。工业发展在“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的老底子”的基础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5]为此把工业发展的重点向基础好的沿海地区倾斜。这一思想既是对我国工业发展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毛泽东工业发展思想合理内核的继承。 在调整了工业发展的大局后，对工业的发展速度作了调整。1982年，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时说：“今后十年经济发展不会太快，因为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太多，各种比例失调。五年至十年以内，经济发展速度只能每年增长百分之四，达到百分之五就了不起了，我们希望下一个十年也就是本世纪最后一个十年的经济发展速度更高些。”[6]“前十年打好基础，后十年高速发展”，要根据国情稳定进行。而从1990年后半年开始，他一直强调：“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速度，一两年没问题，如果长期这样，在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也叫滑坡了。”[7]“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8]适当的速度就是要保证本世纪末的这10年能再翻一番。显然这个增长速度，针对工业发展而言，则要求更高一些。 在投资方向上，为给本世纪末的最后10年更快发展做准备，邓小平不止一次强调，从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出发，这种准备包括四个方面，一个是能源，一个是交通，一个是原材料，一个是智力。“至于一些做法，如投资方向、资金使用方向等，我赞成加强基础工业和农业。基础工业，无非是原材料工业、交通、能源等，要加强这方面的投资，要坚持十至二十年，宁肯欠债，也要加强。这也是开放，在这方面，胆子要大一些，不会有大的失误。多搞一点电，多搞一点铁路、公路、航运，能办很多事情。”[9]应当克服困难下决心，先上大型骨干项目，特别是煤、电、油这些能源项目，这些项目关系到整个工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问题，宁可压缩一些加工工业的小项目，也要优先安排先上大项目。“我建议组织一个班子，研究下一个世纪前五十年的发展战略和规划，主要是制定一个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发展规划。要采取有力的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10]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国家对能源工业的一些大项目布局上充分利用自然资源，解决电力供应安排在西南和中部地区，交通运输和原材料加工业向基础好的东部沿海地区倾斜，为后10年东部沿海地区的高速发展，工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准备了条件。 三、不同思想实施后产生的效果 1.毛泽东工业均衡布局产生的实际效果 由上可见，尽管毛泽东、邓小平在我国工业的可持续发展上体现了不同的思想。但其目的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尽快地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发达的工业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达到国富民强。其具体策略实施后，由于领导者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发展状况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实际效果。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确定工业发展必须均衡布局，是以历史上形成的不平衡分布为参照，也是以我国资源分布状况为现实依据的。所以，我国的工业化过程，在苏联帮助下，“一五”期间迅速建立了一大批现代工业企业骨干，考虑到国防安全和生产力合理布局，重点进行华北、西北、华中等新工业区建设。这期间进行的694个限额以上工业建设项目中，绝大部分在内地，仅有小部分在沿海。60年代中期，毛泽东出于备战考虑，加强三线建设，据不完全统计，从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在西南、西北三线部署的新建、扩建、续建的大中型项目达300余项，由“一线”迁入“三线”的工厂有49个。总之，从1956年以来约有2000多个大中型企业，包括国防工业企业，在这些省区建立起来。这30多年直接向内地倾斜的效果，为内地建立了初具规模的各类工业基础，使原来旧中国畸型工业布局得到了实质性的改观，为内地经济持续发展，也为我国工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尽管现在看来，这种工业布局存在大而全、小而全的天然缺陷，与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存在不同程度的背离，没有体现效率原则，也没有使内地广大地区的人民摆脱贫困，牺牲了东部地区的发展速度。但无论怎样分析，这种结果带来的积极作用和跨时代的战略意义将是持久的。 首先，向内地投资的倾斜，直接刺激了西北、西南区域经济的发展，实现了本区工业的高速增长，为推动国家工业化进程打下了基础。统计表明，1953年至1978年期间，陕西工业总产值增长率达20.1%，四川达到11.8%，贵州为11.2%，青海为16.3%，内蒙古为15.0%，山西为12.0%，而同期上海为10.1%，天津为8.9%，辽宁为10%，这些有很好老底子的城市，没有很好发展，拿出更多的力量来支援内地的工业建设。 其次，这种工业布局虽是为实现领导人均衡布局的思想，但从工业结构看，这些项目中重化工业和军事工业占有很大比重，这些企业都充分利用煤、铁、石油等矿产资源的天然分布，这与发达国家工业化早期的“煤铁复合型”等资源分布为主的布局是相同的，也体现了资源配置上的合理性。而军事工业的建立实现了国家安全的历史使命，在任何发展阶段都是非常必要的。 第三，工业布局所产生的社会效应是无法估量的。除了对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外，先进的工业文明对落后农业文明的冲击，对当地居民转变思想观念，摆脱落后的传统道德意识，起到了实质性作用，往往这种潜移默化过程对人们的影响比赤裸裸的灌输教育要彻底得多。 第四，如果说这种布局忽略经济发展的效率，破坏了对个人的激励原则，影响了我国工业的可持续发展，那我们只能把这种责任归咎于计划经济体制，而当时选择计划经济体制就如同我们现在选择市场经济体制一样，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2.邓小平调整发展思路，实行非均衡布局的效果 邓小平在1978年再次主持中央工作后，调整了我国工业发展的总体思路，实行了非均衡布局。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使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先富起来，完成工业发展在计划经济没有完成的资本积累，促进了东部地区产业的高级化。从改革开放后工业发展的情况看，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1)投资倾斜后达到了希望的增长速度 自“六五”期间开始，国家在投资上大幅度向东部地区倾斜，“六五”期间东部地区全民所有制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总数比重达到47.7%，比“五五”上升了5.5个百分点，“七五”时期进一步上升到52.0%。此后国家对沿海地区的投资比重不断增大，到1995年国家对沿海与内地的投资比例达到1.84:1，再加上利用外资方面的优势，如1990～1992年间，东部地区利用外资为257.92亿美元，占全国88.36%，中、西部地区分别利用17.42和7.61亿美元，占全国比重分别为6.75%和2.94%。大量投资和外资注入，为沿海地区工业发展提供了必要资金，该区也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实现地区工业的超常规发展。沿海地区工业总值年平均增长率最高的如浙江21.1%，广东19.8%，江苏18.5%，福建18.3%，山东15.6%，均大大超过全国年平均增长率13.2%的水平。其他如福建、海南、天津都实现了两位数增长，并且这个增长速度持续了多年。在体制转轨阶段，工业发展非均衡布局，对推动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拉大地区贫富差距，起到了关键作用，其积极意义和造成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大的。 (2)工业的高速发展改变了沿海地区的所有制结构 投资倾斜后，由于沿海省市充分利用了工业老底子，选择了适当的工业发展模式，优先发展轻工业，迅速改变了当地的所有制结构，非国有制经济比重大大高于国有经济比重。例如浙江省1978年非国有经济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为38.7%，到1992年上升为73.6%，提高了34.9%，同期江苏、广东、福建分别提高了33.3，35.3，41个百分点。非国有制经济创造了1/2以上的工业总产值，成为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活动主体，带动了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3)加快了农村城市化进程 工业化的推进，刺激了乡镇企业的发展。“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农民不往城里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10]加快了农村城市化进程，也成为农村和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同时，拉大了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区域经济发展，关键取决于工业的发展。沿海地区在工业迅速发展后，短期内拉大了和内地的差距，居民收入显著提高，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人们的心理上造成了极大的不平衡，引发了不安定因素。 (4)工业产业结构形成新的不合理 沿海地区能源缺乏，原材料相对稀缺，不得不发展以加工业为主的轻工业，造成低水平重复建设，浪费严重，成为第三代领导人调整产业结构的主要对象。 四、简短的结语 实现工业化，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是毛泽东、邓小平的共同愿望。因所处历史阶段不同，实施工业化的策略也不相同。毛泽东当时选择均衡布局，具有一定合理性。但由于体制、重工业发展积累不足，没有推动工业向高级化发展，但奠定了我国工业发展的基础。邓小平的非均衡布局思想，使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先发展起来，实现了工业增长的高速发展，完成了资本积累，促使工业向高级化发展，但工业发展引起的地区差距，是在未来几十年内注意解决的问题。但不论怎样探究和评判这些思想对我国工业发展的影响，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两代领导人对中国工业的贡献，是不可能走向可持续发展之路的。 【参考文献】 [1][3][4]毛泽东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6):391.(7):25,33． [2][5][7][8][9][10]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243,152.(3):354,375,307,312． 转贴于 中国文秘网 http://www.zgwm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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