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场争论的发散效应

    眼光先投向20世纪50年代。当时，有一个重大的事件，推动西方政治理论界做出合理的解释，这个重大事件就是纳粹问题。纳粹可以说从根本上颠覆了西方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上的政治信念、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秩序。西方的这一现代性体系，本来是一种从启蒙运动以来，更远是从文艺复兴以来就支配了西方人的成熟的政治理念、制度安排和生活秩序。但是怎么被纳粹轻而易举地就颠覆了呢？第一、现代政治信念的基本的支撑观念――自由、平等、博爱，被纳粹彻底的毁灭掉了。正是公民的自由权利，正是公民参与政治的权利，正是大众民主具有嘲讽意义的把希特勒抬上了德国总理这个宝座。而希特勒恰好利用自由公民运用民主制度赋予的权利把他选拔到总理这个宝座、所赋予的庞大的社会机器和极其煊赫的国家权力，来剿灭他不喜欢的德国人――机械化的屠杀犹太人。这正造成了一种对自由、平等、博爱的反讽。自由、平等、博爱的机制，为什么在选举了希特勒后，反而把西方人自认为的在制度上有完备建制或者健全机制的东西给颠覆掉了？这促使人们深刻反思。第二、希特勒整个对西方文化所采取的态势使西方人要系统反省。什么态势？那就是他是种族主义的。他不仅反自由、平等和博爱。而且对整个欧洲的文化非常敌视，他颠覆一切价值。有的人认为这就是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对西方文化进行彻底的价值重估――尼采哲学，对纳粹的深刻影响。一切价值在纳粹看来都不值得尊重。纳粹落入价值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他们运用工业革命的成果来达到野蛮的政治目的。这又促使人们进一步反省一个问题：工业革命本来的发生、发展，得到有力推动，并且得到广泛认同是因为什么原因。我们自18世纪以来就坚信启蒙哲学家们给了我们一个可以坚信的信念：由于工业革命产出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它给我们带来了快乐和幸福。但是，现在工业产品成了杀人的武器，不仅带来不了快乐和幸福，而且让我们陷入了痛苦的深渊。这样一些问题，使得西方人用战争的手段或者以暴易暴的手段战胜纳粹之后，必须要在政治理论上来回答。由启蒙时代所有的大思想家们奠立的现代性政治理论：理论层面上是自由、平等、博爱；制度层面上是民主、法治；工具性层面上是科学、技术。这些东西必须要加以反省。在50年代基于这样一种需要反省纳粹问题的思想推动，以及社会政治生活新秩序提出的其他的要求中，可以看出，社会政治生活是推动政治理论发展的最强劲的动力。

    50年代，所有西方一流的政治理论家们都动员起来了。这使得20世纪初期，基于实证方法基础之上的政治学理论受到了最严厉的批评。原因是，在政治理论家们看来，实证的政治学家们所有的行为主义的政治学研究，只强调我们在某种价值体系已经得到认同之后，怎么样来研究公民的政治行为差异。通过一个数学的量表、或者一个曲线的设计，我们把公民的行为进行归类。这样，使得政治哲学上的种种基本价值的自我辩护，处于一种真空状态。因为西方人放心的是，自由已经得到认同，认同之后我们就不用管它。我们只需要论证自由的参与，自由的运作机制，自由本身发展的状态等一系列具体的问题。比如我们通过传媒调查、随机抽样，表明谁支持谁，谁反对谁。如此，就把我们的所有的政治选择换算成为一个简单明了的数量关系。这一点恰恰使我们忽略了政治本身的基本价值主张，进而忽略了政治行为的抉择究竟是依靠什么的问题。这到后来走到了相反的一端，使得西方社会的一些政治狂人(如希特勒)特别傲慢。他一直认为当时德国所接受的是西方(因为德国相对于英法是东方，他也认为他在抵抗“西方”)腐朽没落的现代政治思想。希特勒恰恰就是这样认为的。因为在他之前正好有一个生存了14年的魏玛德国。魏玛德国制订了一个迄今为止最完美的宪法。但可惜的是这个宪法没有能进入实际的政治运作。而魏玛德国非常腐败。当时整个德国的腐败和魏玛宪法的完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希特勒认为这是一种难以忍受的腐朽，他号召德国人起来“革命”，摧毁魏玛德国，夺取国家政权，要把德国从普遍腐败的罪恶渊薮中拯救出来。这些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就可以看到。[3]从中，我们发现，希特勒和二战以后政治理论家们发现的问题确实是一个问题。尽管他们发现的角度和解决的思路截然对立。为什么是一个问题呢？18世纪的启蒙哲学理论，在行为主义的政治学家的“抵制”下，显得非常孱弱。它不能够像传统的规范政治理论那样，引导我们解决政治生活当中的应当问题、好的问题、值得的问题，即政治的价值规范问题。正是因为如此，二战前期的价值真空和二战后的价值重建，要求政治理论家们来回答：纳粹出现的政治理论原因究竟是什么？

    于是，对20世纪的自由主义思想和20世纪的保守主义思想产生最深刻和最广泛影响的两位政治理论家登场了。一个是斯特劳斯。他写了《什么是政治哲学？》这篇重要的文章。[4]文章对纳粹德国的出台做出了一种神性政治的反思。他解释纳粹德国之所以登上德国的政治舞台，就是因为自由、民主、宪政有根本的理论缺陷。这种缺陷在于，自由主义在现代社会引发了多元主义的相对主义的政治态度。这导致每一个人认为政治生活背后的价值理念是可以悬空的。这样对政治活动本身不能提供一个绝对正当判断的时候，哪怕是个恶魔也有恶魔存在的相对主义道理。于是，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应当为政治重新提供一个绝对价值基础。要批判自由主义的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主张。要为政治学提供一个绝对的善的论证。这种绝对的善的论证在斯特劳斯看来，是这样的一种论证：苏格拉底式的论证。格拉图最后总结苏格拉底的人生，有一句名言就是：未经反省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在今天看来，起码具有高等文化教育以上的人才能具有反省的能力。而自由、民主所谈到的大众民主的制度安排，恰好是忽略了精英教育和精英意识。使反省变得不必要。每一个人都过着这样一种生活――就像我们要从另外一个重大人物柏林，所指责的现代政治生活的问题。[5]――柏林认为在现代政治生活这种多元主义状态下，我们总是活在表层上。我们每天都是靠谈吐、聊天、娱乐一类活动来达到一种相互交流。[6]斯特劳斯就此认定，我们再也没有苏格拉底那样的沉思，再也没有一种捍卫人天性的思考的能力――就是我们足够的沉思冥想使我们能够把握绝对的善，或者与绝对的善相契合。我以是以一种非常轻慢的态度对待生活。也就是说我们拒绝思考。我们每个人在现代政治生活当中，只愿意在一种相对主义的状态下，为每个人选择的那种浮在表层的政治生活提供一种自我辩护和自我论证的理由。斯特劳斯说：这一严重的问题，就是由自由主义和相对主义导致的。所以他要批判自由主义。认为解决纳粹再次出现在人们政治生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根据就是：重建政治绝对善。而绝对善在西方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术语里，以前一般是出现在神学中。但斯特劳斯不是一个神学家。他也拒绝神学。但他要推崇绝对善。而这个绝对善靠什么而出？它不是靠神的启示，而是靠人根据他的自然权利在他有自觉意识的政治生活中来认识了解，来把握住。这样我们才能够杜绝像希特勒这样的人登上政治舞台。因为我们可以在政治选举当中每一个人对善和恶都有清醒的判断。这当然是非常理想主义的。因为现代大众政治的发展和斯特劳斯的想象或期待，完全是两回事。但是这却可以说是保守主义的规范政治哲学复兴的一个标志。

    然而，柏林认为斯特劳斯这样一种说法完全只是一个现代呓语。柏林对纳粹现象的解释正好和斯特劳斯相反。他认为正是因为德国缺乏一个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文化土壤，才导致纳粹的出现。德国思想在18世纪、19世纪中，在她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兴起的时候，就在她的思想雕刻家和政治塑造者那里，在黑格尔手里、在俾斯麦的手里，都体现为绝对主义。所以正是因为如此，德国这样一个民族缺乏相对主义的文化教育训练和文化生活传统。故而，任何现代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都被德国人换算成为一元论的东西。因此要杜绝希特勒登上政治舞台，只有强化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的政治理论格局。这就势必要使各种政治理论、各种政治组织方式，互相博弈。使政治理论得以在我们当下的政治生活当中具有的某些局部的或者整体的有效性获得检验。

    因此答案就出来了。对于纳粹的出现原因的解释，一个拒斥相对主义、经验主义，一个坚定的为相对主义、经验主义辩护。这样一场政治理论的争论，在50、60年代本来告一段落。西方学者在60年代编辑出版过一本《现代政治思想》，收集了这些辩论文章。这些文章，除了具有的反映了西方政治哲学复苏的标志性作用以外，还具有一个引发我们进一步观察此后西方规范政治理论发展迹象的指南意义。这一争论在70年代以后最重大的反响，是我们必须提到的当代美国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之一――约翰?罗尔斯写的《正义论》。这部著名著作表明，社会政治理论已经着重从哲学的最深价值层面来挖掘理论资源了。这使我们的政治生活处于正常化政治生活的最深层的精神层面。这并不像政治科学所主张的那样，一个统计，谁选择谁，就能定下个政治格局来。政治选择背后的政治情感、政治态度不可忽略。而其中最关键的是什么？是政治价值。我们一个人所拥有的价值观，一般是不可能通过大众传媒而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正是因为如此，这样一场争论所产生的一种持续的效应，毫无疑问成了西方70年代以《正义论》显示的政治理论复苏的迹象、标志与象征。[7]

    我们关心的问题，当然不仅仅说是西方政治理论家们怎么解释纳粹这种畸形的社会政治生活现象。这不能代替政治理论的深层理解和规范政治理论的分歧问题在中国的特殊意义的思考。在中国语境中，我们关心的聚焦点是“90年代”问题。“89”后引发的“90年代”问题，是一个选择什么社会理论来解释中国停滞的改革开放问题。以引进西方当代思想而对中国的学术活动发生广泛影响的刘小枫，写了一篇长文《哲学、上帝与美好生活的可能性》，后来改名叫《温顺的刺猬》，促使人们思考斯特劳斯和柏林提出的用什么样的“方法”进路解释政治生活的棘手问题。《狐狸与刺猬》是柏林的名篇。刘小枫在《温顺的刺猬》中写到，斯特劳斯这样的人是刺猬，他对于问题是一下子钻到底，不到底决不放松。但是他比较温和。因为斯特劳斯绝不排斥任何政治学家对政治所做的解释。而柏林倒反而对斯特劳斯表示蔑视。就这一点来说，斯特劳斯的“极右翼”绝对主义的解释，与柏林的“自由主义”的解释，恰成对照。

    不论刘小枫对于中间蕴涵的“宽容”问题怎么看，但是起码刘小枫将之引进汉语学界来言说政治问题本身，这样一个发散性的效应，使得我们需要解释的两个问题就潜含在其中了：现代政治理论追求对现代政治生活进行理解，一者从观念上进行某种作者捍卫的政治信念的自我解释。二者再通过这种解释进行一种理论建构，且以为可以解决实际的政治生活问题。这两个问题，我们如何得以完成。斯特劳斯这样一种选择在刘小枫看来，是值得欣赏的。这在西方被认为是极右翼(主张极端精英政治)的政治哲学：只有苏格拉底这样的人才能理解政治生活。但是在我看来，刘小枫是误将幻想当理想。因为苏格拉底时代城邦政治的政治生活跟现代、尤其是当代政治生活完全是两回事。一个简单而小型的社会与一个复杂而大型的社会，完全不可能在政治思维当中获得简单的一致性处理结果。关键的问题是，前者状态中，个人的反省是否具有公众性，我们能够自我判断。他是否具有神性，我们能够自我判断。他是否具有普遍善的特点，我们能够自我判断。但是，这种政治生活方式，在古代生活中是可以的实践的，在现代就不行。我们特别强调，在现代生活当中，古希腊曾经统一为一的一个东西早已经分裂为二，就是个人性和公共性在古希腊是统一为一的。在现代社会，私人性和公共性是两个意义世界。任何属于个人隐私的问题，公共理念、公共机构与公共制度不得干预。但任何属于公共规则的事情，不管你是受制度的驱动、还是个人行为选择，只要你适合公共生活的规则，公共理念、公共制度和公共的奖惩机制就要对你发挥作用。这不是由理念可以解决的，没有人管你是否喜欢。而是现代大型、复杂社会治理所必然要这样处理的。这在西方现正在热烈讨论的治理(governance)问题中，有很好的反映。[8]这样一个问题的解释，使得我们看到，在中国这样一个背景中来看刘小枫提倡斯特劳斯而贬斥柏林，是毫无意义的。诚然，精英是重要的，但刘小枫提倡的斯特劳斯似的苏格拉底的哲学反省，才是真正理解政治生活的钥匙，这只能导向权贵政治。斯特劳斯这样的观点，等于蔑视现代政治生活的实际存在。这有两个意思。第一，现代政治是权利政治。第二，现代政治是大众政治。不管大众反省政治生活的哲学能力有多强，抑或有多弱，大众的权利是不能被蔑视的。我们也批评大众本身常常是盲众，在政治生活当中意义很有限。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政治权利我们可以蔑视。或者断定，因为他们的生活是反省欠缺、甚至是未经反省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就完全没有意义。那在希特勒的角度来看，消灭他们也是理所应当。因此，斯特劳斯对希特勒出现的理论反省，潜含着非常危险的导向。故而，从汉语语境政治哲学出发，或者是放在西方政治学理论50年代复苏的背景之下，我们要反省为什么规范政治理论在20世纪受到颠覆：是不是价值选择太具有个人性，而使得人们无所适从？实证的政治理论反而具有值得人们信赖的客观性？

    二、规范政治理论的霸权

    规范政治理论和实证政治理论是一个分析的二分框架。这个二分框架是一个相对划分。规范的政治理论着重从价值的层面来看待政治问题和理解政治生活，也就是解释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值得的、什么是应当的。而实证主义的政治理论着重研究的是事实层面。实证政治理论，是以价值中立、甚至是价值祛除，来谈论政治问题。这样一种论证方法在19世纪以前不成问题。因为这个方法进路根本提不上台面。原因很简单。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以前，整个西方的政治理论基本上都可以说是规范政治理论，都是在为你理解政治生活提供价值根据的。而所有的现代政治理论、现代哲学都产生于20世纪以前，这证明20世纪以前的政治理论是规范政治理论的天下、规范政治理论方法的天下。在20世纪以前，规范政治理论具有政治理论方法论的霸权地位。于是，我们要问，规范政治理论是以什么样的特点来确立他的政治理论方法论的霸权地位的？

    第一，在古典社会当中，各种社会政治要素的分化程度很低，以至于人们无法对于社会政治生活进行定量分析。只能从规范政治理论，甚至直接从价值观的角度来观察、理解政治生活。即使我们明确的感受到两种政治现象、两种政治观念、两种政体之间所具有的重大区别，但我们也是运用规范的方法来陈述这种差异的。这些政治观念、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方式之间的重大差别，比如说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研究了古希腊150多个政体，但是他没有一个量表，纯粹是一种规范化的比较。他说明了君主制、民主制、贵族制以及它们的变异形态哪一种更好。[9]所以到最后，几乎所有的古典时代的政治理论，都要给你提供一个答案――什么是好的政治生活或者政治生活当中，应该坚持的好的价值是什么？可见，一方面，因为社会分化程度低，另一方面，因为对政治生活进行理论的研究还处于草创阶段。同时，一方面是陈述政治现象，另一方面在陈述现象之后他们要提供给规范政治生活以价值基础，即我们的政治生活如何才能得到更好的组织，我们的政治生活如何才能更为规范化，所以在陈述之后就必须提供规范原则。因此，在政治理论的草创阶段，没有办法在一个共同认可的价值基础上来定量的、中立的、模型化的研究社会政治问题。

    第二，古典政治生活的统治方式不需要定量化的研究。尤其是西方的封建城邦制，国王一般没有权力干预已经册封的城邦政治领袖的事务。国王的统治根本就没有能力下达到社会基层。因此，也就不可能有一个政治家或政治思想家设计一个具有普遍适应性的、直接进入操作状态的政治理论。对于古典政治来说，就只能将政治思绪限制在一种诱引性的规范政治理论状态。这种诱引机制，在政治理论的陈述上和政治理论有效性的检验上，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关系。就是我乐施，你报恩的关系。政治理论不断的提供政治规范，政客们有选择性地来实施它，这就是对政治理论的一种报恩。这样一种现象在古典社会是一直持续下去的。

    进入现代社会状态，就难以维持这种状态了。一般说来，现代社会有四大特征：1、工业化，2、市场化，3、战争工业化，4、惩戒系统化。[10]现代的认知，就与传统社会政治的认知大为不同了。比如，一定的敌我划分就是现代感之一。但是现代感靠什么来维持呢？战争是工具之一。战争是现代社会推动的最强动力。尤其是非西方社会现代化，战争是现代化强大的推进器。战争与惩戒都不是给人喜悦的，所以后两者我们都不喜欢。但是前两者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使我们抵挡不住现代社会结构的诱惑力。其一、市场化情形下的普遍交往，和相对主义观念的形成以至于对民主的了解，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强烈的新鲜感。在正面看，工业化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财富。激发了我们曾经埋藏心底而又无法实现的对(物化的)美好生活的渴求和愿望。但是，这样的现代社会结构，在政治理论上要反映一个高度严密组织起来的复杂社会：契约论的兴起，法治的欲求，自由的企望，宪政的建构，这些都与现代生活的兴起有密切的关系。如果现代兴起是从1500年算起，这一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而推动了现代市场的产生，使得人们生产产品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是为了服务于市场当中获得高额利润。而到18世纪，这样的一种方式在整个西欧已经占了统治地位。这样一种状态，对于纳粹非常痛恨的、所有的论述资本主义的思想家们都有无尽的诱惑力。比如说我们提到马克思，马克思一方面无情的批判资本主义，说它一来到世间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另一反面万分的惊叹资本主义来到世界一百年的时间生产了相当于以往人类财富的总和。
而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面预言，任何民族想要在现代社会生存，就不能拒绝资本主义。[11]正是因为如此，现代社会在18世纪西欧各国获得统治权以后，政治理论在17、18世纪对于新的社会结构的理论设计，高度重视起来。首先是约翰?洛克。要理解我们所处的工商社会的政治生活，我们就要强调由霍布斯所描述的国家是一个巨无霸。他随时是一个扩张的机器，这个扩张的机器本身可以吞噬掉一切的一切。正因为新兴起的工商社会制度基础上建构的民主国家也有这样吞噬性的作用，所以洛克在《政府论》的下篇里头，就特别的强调分权的现代制度安排。这与该书上篇里面洛克坚定的痛斥君权神授观念奠立的思想方向有关。就是现代社会里头根据社会契约、国家契约建立起来的政治共同体，所以我们没有什么要服从号称是神或者某种观念使他的政权和政治理念具有神圣性的说辞。一般人没有料到洛克《政府论》上篇这样一种革命性的意义，往往只关心他的下篇对分权政治体系的一个设计。其实说来这是一种误会。上篇和下篇一以贯之的洛克思想，就是控制国家。[12]这也是现代政治理论的一个中心思想。但是要怎么控制国家呢？那当然不会首先来一个数量性的研究，一方面，当时的社会科学还没有发展到这样的状态。另一方面，社会财富的积累还没有能提供足够的社会财富来进行社会调查，科学作为一种统计手段还不够。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要求的是一种宏大的框架、基本的价值、和可以马上运用起来和运转起来的政治制度。这是社会政治生活的紧急需求。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经济学家们在洛克思想的影响下，如亚当?斯密就特别强调“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它对于现代经济的成长所发挥的杠杆性作用。他们那一批人坚信“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强调呢？因为霍布斯预想的国家，使得人们把它设定成一个恶。它太容易侵犯我们。所以在“现代”背景条件下的规范政治理论中，特别强调国家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它只是一个“必要的恶”。所以正是因为如此，这样一种规范设计，显然是以当其时代政治生活对于现代格局形成之后，我们要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来建立一种社会秩序，这样一些东西的需要在政治学上所发生的反馈。如果说这样一种反馈还不能成为一种正面的、积极的、建设性的，那么，我们就不能设想“现代”社会的政治生活应当如何组织起来了。

    右翼的反应要独特一些。出于对现代革命风暴的一种畏惧，保守主义对工商社会进行了毫不留情的痛斥。因为对他们来说最痛心疾首的是：传统死掉了。而激进主义者认为这是不够的，因为资本家运用国家手段发财，占有国家权力，那工人怎么办，所以他们要继续革命，要使资本主义进入到社会主义。这一方面是对于资本主义兴起的反面的、消极的、批判的理论限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政治理论一兴起，就在政治价值层面开始对于当世政治生活构成发生严重分歧。但是谁也没有兴趣放下政治价值问题而专注地对社会政治生活进行定量调查分析，这是一个政治理论的构成事实。

    应当说，这三种(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社会政治论说，各有其理据。但是，这并不是说三者就没有同心圆。因为假如我们追问其中最趋同、最关键的是什么？我们就会看到，关键的问题就是，现代政治制度一旦正式登上人类的政治舞台，在其开始就发生了诸神之争――谁在价值上握有真正的绝对善或不可质疑的正当性。正是这样一种格局，决定了在现代政治生活格局没有根本性调整的情况下，所有对于现代政治生活的理解，都是一种价值视角的理解。所有政治生活的参与，都是一种基于一种价值诉求的参与。所有对政治生活正当性和合法性的判断，都只是一种价值判断。正是这样一种定势，使得规范的政治理论取得了霸权的地位。

    但是，正在这种霸权地位刚刚建立的时候，科学介入了。科学介入到“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理解过程的时候，使得人们“发现”：以往的所有价值陈述，都是政治家们和政治思想家们的一种情感化的陈述。大众在这样的判断面前上了这些人的主观意志的当。他们各自主张的客观基础是什么，却是一个不清不楚的问题。这是一个科学的(scientific)问题，而不是一个人文的(humanistic)问题。传统规范政治理论在这方面显得非常的苍白。任何一种价值主张背后都只是一种信念。而信念却是空洞的。它在漂亮外表的下面却没有客观内容。科学的介入，使人类对政治现象必须进行科学的追问。即追问事实，不问价值，一问到底，追根溯源、由源及流。然后把它放到一个可信的层面上去。而这样可能产生的分歧是什么呢？对于各种信念，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它可能是可爱的，但是不可信。而所有的数理统计基础上产生的科学理解，它是可信的，尽管它不一定不可爱。这样一个矛盾关系，就是我们中国人在刚刚体会现代政治生活的时候，天才的王国维发现的一个悖论状况。王国维选择死亡的原因之一，就是对现代政治生活的信念和实际的政治生活脱钩的极度失望。[13]确实，我们的现代政治理论，再也不能用庞大的政治理论和直接的价值主张，提供给我们观察和理解我们“现代”的政治生活的可靠工具了。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生了对规范政治学的轻蔑态度。规范政治思想家们已表现出，他们自己获得的知识深度和广度远远不足以满足人们对于政治生活给以可靠解释的要求。所以，规范政治学对投入到政治行动中的双方行为的规范的、价值的思考所产生的自我信任是荒谬的。而另外一些政治理论家产生出一些什么方法观念呢？他们认为，对原来规范政治学所陈述的自由是好的、平等是好的、博爱是好的，即对政治规范基本的准则的陈述，必须进行科学的检验，进而用一种科学的提问方式来加以替代。有这种强烈的实证倾向的政治学家、或行为主义的政治学家，改变了研究我们现代的政治生活的切入方式。[14]他们宁愿提出这样的政治理论问题：你所说的自由是属于“谁的”自由，是“什么”自由，是多少人拥有的自由？假设它是政治家的自由，它就不是平凡的、普通人的自由。假设这个自由是代表大资本家，即使是经过选举产生出来的政治家的自由，那么我们相信代表平民的政治家就不会支持它。假如这样的自由代表的一种结果，代表的不是一种对国家的认同和对美好生活的支持，我们就可以冷漠对待。如此等等。

    所以正因为如此，规范政治理论本身在二十世纪以来的科学技术高歌猛进的情况下，导致了我们对于“现代”的政治理解的“新”的冲突。这个冲突是：原来政治哲学的研究是对政治生活的一种见证作为。所以，政治理论应当与政治生活所要求的那样，坚持一种贴近生活的规范式立场。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对政治生活进行最可信基础上的研究，像科学所追踪的自然现象一样。这就导致了规范的政治理论研究与实证主义的、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之间的冲突。确实，我们的政治生活并不是一个朦胧的规范陈述所可以清晰了解的。于是，我们试图对于这一带朦胧性的生活方式进行较为清楚明白的了解的话，我们就必须走出以前的那种规范方法“陷阱”。为此，政治学家们呼吁研究者们学习数学的方法，进行社会调查、进行科学统计，如此我们对于政治生活的解析，就可以使得人人都感到比较可靠。这样，我们来理解当代的政治生活，也就是比较可信的。可信，是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的。毫无疑问，这种对此前在政治学界通行的规范方法的蔑视，本身是有它的科学的道理。然而，如果我们要断定这种方法选择是否是得出了如其所愿的分析政治生活的可靠结论的话，我们还必须对不断蔑视规范方法基础上而引进的科学技术的方法所建构起来的实证政治学，进行一番实际的考察。

    三、实证方法的流行与阙失

    面对“现代”复杂的政治生活，实证主义政治学以它的科学性来建立了它的可信性和可靠性。也许，我们必须首先在“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兴起的背景下来对它的可靠性和可信性作一个简单的了解。在社会科学兴起以前，我们从规范的方法视角对于社会的研究，常常是一种被称之为人文学(humanism)的成果。我们把社会问题作为人文学问题理解的结果，就是类乎我们今天所讲的文学艺术(art)。对人文学的这种理解，我们今天总是觉得那是充满着诗意的、好的、浪漫的愿望的。因此，不会觉得它的任务是可以给我们提供可靠还是不可靠的结论。这在西方思想学术的演进历史上，是一个悠久的传统。现在西方大学的本科学院一般都叫人文科学学院(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就可以看到这个传统的深厚――即使在科学方法深透入各类研究活动的情况下，人文学的传统也还在发挥着它的作用。这跟我们中国变形地引进西方的科学体制与研究方法不一样。我们在本科就分成名目繁多的系科。美国的名牌大学本科是不分系科的，一二年级也不分专业的。比如我在哈佛大学访问的时候有一个室友，本科的时候是学东亚语文，本科一毕业，申请攻读博士学位，选的是数学。所以在这样一种教育传统中的人士，对社会的理解显得非常多元。他既可以从数学的进路去解析社会结构和社会问题。也可以从“人文学”的角度去解释社会政治生活。像当代英国著名的思想家罗素，就是这种传统的继承者。所以他写的《西方哲学史》，可以获得诺内尔文学奖。他进行的数学研究，和怀特海一起写出的《数学原理》，可以说是20世纪最重要的数学研究成果之一。哲学与文学的相互配合，使每一个研究者都可以用自己观察社会的火眼金睛来高瞻远瞩，洞察一切，明察秋毫。而数学也可以融洽地成为研究者反思社会问题的工具。

    但是，20世纪初期社会科学兴起之后，却对于这种“方法选择”说：错！你们原来在人文学方法基础上对于社会的理解，是建立在主观性、随意性、情感性、可爱性、一元性的基础上，我们要求的对现代的理解，是客观性、可靠性、固定性、确定性、多元性基础上的。[15]他们认为，这些确定性对不确定性的绝对的战胜关系，由十八世纪科学所提供给我们的力量已经获得了充分的证明。而科学在十九世纪末期便似乎已经具有了不证自明的正确性。到了今天，我们人类在日常生活中对某事进行判断时说：“你这个看法不科学”。其实这一断定暗含着什么？暗含着“你这是不正确的”断定。或者暗含着“你这个东西是我不能接受的”意思。进一步指向的就必然是，因为我的判断是科学的，所以是可靠的这个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