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现代意义上的发展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开始的，因此，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动力和道德约束机制进行探索，当会有很多有益的启示。

    一，清教提供的精神动力

    现代意义上的，以工业化为标志的发展自英国开始，由于历史的条件限制，这种发展只能是一种资本主义式的发展。由于这种发展形式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所以关于英国资本主义的起源历来是学术界研讨的重点，它实际上也涉及到发展的动力等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多种解释，这中间包括：近代初期通往东方的新航路和美洲的发现为西欧的商业大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旧的商业活动也随着市场的扩大而进行了改造。而处于新的商业航道中心的英国，自然得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这一急剧发展的过程中，英国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阶级，他们抓住了发展的机遇并迅速积累起资金与财富，最终使得英国首先爆发了工业革命，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民族。[1]然而，这种通常被人所接受的观点似乎并不能完全满足人们探索真理的欲望，因为它并不能解释为什么邻近英国的其余国家和民族不能也同时发展起来；显然，英国人一定有一些独特的东西使他们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这一阶段上领了先，于是，马克思?韦伯从文化角度提出的观点就难免使人耳目一新了。

    马克思?韦伯的重要贡献在于，他赋予了经济学和宗教学以社会学的内容。社会学基本上是一门共时性的学科，但它却总是试图揭开社会发展的秘密，想回答历史的问题，因此总是与历史有着不解之缘。反过来，历史在试图跳出单纯的叙述领域时，也不得不向社会学、经济学和人类学这些相关的学科求救。为了回答社会发展的问题，韦伯实际上从历史唯物主义那里借用了许多概念，由阶级概念发展出他的社会分层理论，由原始积累发展出他的市场理论，再加上他的一种独特的视角“新教伦理”的概念，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生成的三个支柱。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论证了人类的生活领域是如何逐渐地纳入了理性思想的控制之下。而这种理性化的发展过程，意味着权力逐渐由传统的政治领袖的手中转入形式组织──即官僚的手中，这种官僚组织所体现的理性化程度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官僚组织的成员并不能为自己设置目标，他们只能服从命令，因此在官僚组织之上，必然有某种权威的来源。随着传统领袖权威的衰落，魅力领袖的地位开始上升，他的威望来源于群众，所以不受传统纽带和责任的束缚，也不受官僚惯例的节制，他们具有革命精神，为所欲为，对社会进行了大量的创新并给一个往往处于僵死的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但一旦他们的热情耗尽，传统的规范化力量又开始抬头；魅力领袖的继任者需由选举产生，他的追随者也会演变成一群新的官僚，结果是官僚的组织形式再度占了上风。于是传统社会就在这种理性与非理性的统治之间来回摆动，所以传统社会是一个没有发展过程的社会，有的只是历史的重复和循环。

    但人类的社会终究在缓慢地发展，所以理性化的趋势也在增强，但这种不断增强的理性化趋势，却一次又一次地被传统领袖和宗教文化的巨大力量所打败，并使其倒退。因此，在人类的整个历史上，经济始终是在政治的控制之下，因而经济行为的彻底理性化是根本不可能的，但这种经济行为的理性化却是工业社会的发展所必须的。[2]结果，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在欧洲的宗教传统中寻找到了缺口。

    韦伯十分强调加尔文教和清教伦理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他认为正是清教徒严谨的工作习惯和对财富的合法追求，促进了以理性生产和交换的西方工业文明的兴起。而这种精神来源于16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这就是加尔文教的兴起。加尔文教反对只有教会才有权力解释圣经的传统的非理性的观点，而认为个人的良知有领悟圣经的优先权。同时，加尔文教认为人的命运已经由上帝注定，只有上帝的选民才有资格进入天堂。但没有人能够知道自己是否真是上帝的选民，于是就在信徒中引起了一种焦虑；为了减轻这种焦虑，他们就在行为上表现得好象自己就是上帝的选民一样，而最重要的，就是表现在对日常生活作系统的安排并勤奋地工作。通过统计学的比较，他发现他所在时代的德国，新教徒往往倾向于将自己的子女学技术、管理或商业，而天主教徒子女的百分比远远低于这个数；熟练工人的情况也是如此，天主教徒更倾向于留在自己的手工作坊里作一个手工师傅，而新教徒则多半被吸引到各现代工厂去从事高级技术工作和管理工作。把这一调查推广到欧洲其他国家，情况也大致如此。因此，在研究英国的现代工业文明兴起的动力机制时，他力图探索人们在生产活动中的精神动机。其结果便是产生了那本影响极大的专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他指出，对于已在西欧发展起来的那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来说，适当的经济环境（而且是必需的)，自身并未为其发展提供充分的条件，也就是说，社会结构本身并不会自发地产生发展的动力。如果没有事先或同时发生的人的发展，就没有经济的发展。所以问题最终转为了是什么因素促进了英国人的发展，并由此而导致了英国资本主义的起源。

    韦伯认为，这要在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宗教渊源中去寻找，因为文化是人的独特的产物，只有文化的细微差别才有助于说明一些通常无法解释的问题。文化是一个有着多种内涵和外延的概念，它的基本意思来源于拉丁语的cultura，意思是开荒进行耕作。在这种基本的意义上可以把文化理解为人以自然为对象，通过劳动和智慧而产生的一种创造物，动物是本能地适应环境，而人却通过文化去主动地改造环境。文化是人从后天习得的，是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学习从社会继承而来的。正因如此，文化在人类的活动中具有某种主动的性质。人为了自身的生存必须努力地工作，但这并不表明人类天生是勤奋动物，人要努力奋斗，必须有某种精神的支柱。正是在这一点上，加尔文教给人们提供了这种精神的动力。加尔文教的信徒认为，“尘世是为着荣耀上帝，而且仅仅是为这一个目的而存在的。被挑选的基督徒在现世的唯一使命就是尽其所能遵从上帝的戒律，以便增加上帝的荣耀。但是上帝要求基督徒在社会方面有所成就，因为他希望社会生活要按照他的戒律，与上述目的相一致地组织起来。在尘世中，基督徒的社会活动完全只是为了荣耀上帝。因此，为日常生活服务的职业也就有具有了这种特征。”[3]既然如此，人类的日常工作就具有了一种神圣的、非人格的特征，即为合理地组织我们社会环境的利益而服务的特征。因为按照圣经的启示和天生的直觉，这个宇宙组织，安排的如此奇妙的目的性，显然是上帝专门为人类的利益而设计的。所以为社会服务动劳动就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从而也就符合了上帝的意愿。因而，新教伦理给人们提供了一种献身于日常工作的热情与动力。

    但事情并未到此为止，因为这种热情虽然能够鼓励人们创造财富，却并不能阻止人们挥霍自己所创造的财富。韦伯由此又分析了宗教禁欲主义的作用。他认为，西方几种形式的禁欲主义，都存在着某种合理的特质。在西方的修道生活中逐渐发展起来一种系统的合理的行为方法，旨在克服“自然状态”，使人摆脱不理智的冲动的支配，摆脱他对尘世和自然的依赖。它试图使人某种有计划的意志的统治，使他的行动处于经常不断的自我控制之下并使他认真考虑这些行动的伦理后果。[4]同时，加尔文教的教义认为，只有被上帝选中的基督徒（即上帝的选民〕才能够进入天堂，而谁是上帝的选民自己是不知道的。在不可揣测的天意下，所有的人不是受到上帝的恩宠，就是受到他的遗弃，这就使信徒必须以某种现世的成功来证明自己已经得到了上帝的恩宠。在这样的焦虑中，英国的清教徒把原有的教义转化为了这样一种表达形式：即信徒可以把自己在经济上的成功视为上帝赐予的恩宠和永恒幸福的标志，这就使虔信与富有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互相接近起来。清教的内心世界的禁欲主义进一步促进这一趋势，它表现为一种以理智束缚欲望的特征。这种禁欲主义对清教徒的直接影响是不允许他作任何可能导致挥霍金钱的事，而是推动他去积累资本。资本的积累可以表明他的成功，却不赋予他挥霍的权利，这也是黄金等贵金属流入英国和流入西班牙会产生不同的社会后果的原因之一。在这种宗教文化因素的推动之下，在近代初期的英国，终于形成了一种伦理的“至高之善”，即尽量地赚钱，却又严格地规避一切本能的生活享受，这就是理想的推动英国发展的资本主义精神。信徒们既在宗教热情的激励下拼命地工作，又在宗教伦理的制约下尽量地积累资本，把赚钱当作目的本身。获取经济利益不再从属于个人，不再是满足他个人物质需要的手段，资产阶级大肆赚钱的活动就获得了一种超越的意义。正因如此，只有在西欧才出现了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现象－－工业资本主义。韦伯据此得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结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基本因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正是这种与其他文明不同的精神因素，最后使得在西欧的英国而不是在世界的其余地区最先产生了现代工业文明。

    韦伯的思想无疑是深刻的，但正如一切试图对一些重大问题作出分析和归纳的理论一样，他的理论也会出现一些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其一是他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加尔文教的策源地日内瓦未能成为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摇篮，同样他也无法解释同在不列颠群岛上的苏格兰地区，加尔文教的势力比英格兰地区大得多，在经济上却始终不如英格兰？其次，经济学的理论一再证明，消费是一切生产的起点和终点，无论哪个国家，其国内消费所占的比例都在其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以上。换言之，扩大内需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正常和必要的过程。假如英国社会确如韦伯所说的那样，人人勤奋工作，积累资本，清心寡欲，那么，谁来消费不断增长的产品？如果没有足够的国内消费市场，产品积压的后果是反过来抑制生产，并最终影响资本的积累和经济的发展。因此，近代初期英国民众的实际生活状况与韦伯的看法是相去甚远的。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自诺曼入侵以来的6个多世纪，英国的大多数人一直生活在饥饿和贫穷之中。[5]而在近代的经济发展之后，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是明显地提高了。据统计,从近代以来，英国民众的生活在不断提高，以前的奢侈品如茶叶，糖，香料等，也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而一些比较富有的人，不仅在居住方面的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而且在其他的生活消费方面，尽力追求奢华，经常举行大型的宴会，享受从法国等地进口的高级酒类和其他一些名贵的食品，过着比他们的前辈更为多样化和更为富裕的生活。[6]事实上，随着人类在物质生产手段上的改进，人们依赖自然的程度有所降低，使得人们更乐意享受自己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这几乎是一种自然的趋势。现代人比他们的祖先在消费上更为现实，更为大方，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新的生产方式迅速地创造更多的供自己消费的产品。所以，发展过程中的英国社会，显然并不处于一种韦伯所说的节欲状态。 

    二，世俗化的消费因素

    如果考虑到韦伯理论的缺陷，德国社会学家韦尔纳?桑巴特的观点就显得十分有意义了。他同样认为在英国产生的工业资本主义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也从文化的视角来探讨这一问题的答案，但他得出的结论与韦伯恰好相反。因为他注重的是从世俗化的消费文化入手来分析英国资本主义起源的原因。在他的代表作《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他描述了从1200年间，在意大利，法国，德国和英国发展出的一种完全以铺张浪费原则为基础的高度世俗化的文化。新兴的城市资产阶级为了获得社会尊重而竭力追求和效仿贵族的生活方式，结果，这些暴发户们疯狂追求享受，大肆铺张浪费的风气象瘟疫一样传遍了欧洲。

    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下，欧洲不是处于一种节欲状态，相反，是人们从中世纪的宗教禁欲主义的束缚下彻底解放出来的一种追求现世享乐的极为自由的状态。新富们在服饰、食品、住房上的炫耀性开支，对歌剧一类开销很大的艺术形式的赞助，连同性习俗方面的变化，很快形成了一种以城市为基础的享乐主义文化。事实上，现代人类学家的研究已经证明，人类的进化与男女双方的性选择竞争的程度是密切相关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开放程度的增加，人的性竞争程度也会增加，男女双方的性本质特征也就越是得到社会的强调，所以学者们一般也认为，文明人在男女身体方面的差别比原始人要大。[7]当然，随着社会和文明的进步，人类的性意识已经从直接性的内容发展到范围及其广泛，形式及其多样的以性为基础的文化形式。可以说质朴无华的文化就是从这里首先迈出了第一步的，或者也可以说文化就是这样产生的，音乐、舞蹈、美术、衣饰等都是以吸引异性为目的而逐渐发展起来的。这种广泛意义上的性文化随着人们的观念的发展越来越丰富多彩，而且这类性文化只要对人类有价值，在市场条件下它就是优质商品。如果想除去文化中的这种性特征，而保持社会一种纯洁的形象，那么也就使人类丧失了大部分文化。因为如果在人类的全部文化中除去性方面的内容，也许人类的文化就只剩下枯燥乏味的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内容了。所以性内容和性动机在人类进化和人类的社会活动中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其所占的比重，的确远远超出了人们愿意承认的范围之外。甚至人类的一些公认的进步的标志，也是直接或间接地与这种性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印刷术在欧洲的普及，其过程并不是象人们想象的那样是沿着如下道路进行的：即印刷术的革新使得各种学术性著作得以与公众见面，从而普及了欧洲的科技文化水平并为其迅速地发展奠定了基础。事实是，大部分的印刷成就被用来印刷各种色情刊物，只有极少部分被用于学术方面的刊物。不仅在过去，就是在今天，学术性的刊物也仅限于一个很小的圈子里，95％以上的民众看的主要是世俗的刊物和报纸。如果印刷术只是为学术界服务的话，那么它根本不可能获得长足的发展，欧洲的兴起在这种意义上看也是由于技术为大众服务而开始的，但这种服务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与色情联系在一起，却是很多人不愿意承认的。电影也是这样，当电影技术出现后，所谓的黄色电影也就几乎同步出现，并具有很大的市场潜力。由于人类一般是以男性为期中心组成的社会，所以，其相应的结果是女性在性文化的发展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也可以这样说，即性文化就是被异性欣赏的文化。而桑巴特也正是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所以他十分强调妇女在社会这一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在中世纪，由于两性关系和其他社会的行为一样，受到种种制约，所以，一切没有得到批准的、非制度化的情爱，都被作为罪恶来对待。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欧洲的黑暗时期最终开始逐渐地过去，而人们的情爱世俗化的过程也在不知不觉中出现了。首先是在意大利等地区歌唱爱情的恋诗歌手，这种大众化的恋诗歌手其纯艺术水准当然不会很高，给人的印象是十分生硬，矫揉造作和不真实。他们最早的起源时是不是与中世纪的骑士有关，尚无法肯定，但他们的活动毕竟成为了现代爱情的先声。因为这些诗歌充满着性欲的骚动，大约在13世纪，欧洲人已经开始对本能性欲持十分肯定的立场。当然，据说在德国的疆界内产生了某种倒退，即妇女重新将自己用各种厚厚的面纱包裹起来，使男人们觉得和她们在一起根本得不到欢乐，所以他们一早就出发打猎，晚上又和好友喝酒，而不是和自己的女人呆在一起。结果是德意志相应地败落了。

    然而，这种倒退的现象幸好只在德意志境内发生，而在欧洲的其他地区，尤其是在南欧地区的意大利等地，人们对性快乐的追求已经变得越来越大胆，也可以说，在妇女脱掉厚重的外套和面纱后，性快乐的魅力被人们重新发现了。在著名的薄伽丘的作品中，随时都可以发现一个相关的主题，即“世界上所有的那些快乐与妇女带给男人的快乐相比，都显得微不足道”。与此同时，以宗教内容为掩饰的绘画开始大胆地进行裸体的现实主义创作。这些绘画显示出，人类的眼睛重新注意到了自己的裸露的身体。在绘画中首次出现完全裸体的女人，人们终于发现了女性身体的完整的美，也充分体验到了女性身体的迷人之处所激发的性爱为何物，为情爱而战就是为女人而战。实际上，在玻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中，已经宣告了对女人以及她的美丽的爱已经战胜了一切。伦洛佐?瓦拉(lorenzo Valla)曾因为女人们没有将她们最美的部位裸露给世人欣赏而感到十分愤怒，结果他只好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女人的身体进行细致入微的描述，不过在以后的年代里，他的这种愿望终于被满足了。新时代的美的理想已经不同于旧时代，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爱就应该和意味着去享受性的快乐。“爱情除了快乐什么也不是。我们不通过追求别有用心的目标而享受快乐，快乐本身就是它自身的目的”。[8]由此，情爱成为了新生活的核心。而将自己的作品献给某位女士则成为了艺术家们的一种时髦。这些男人把女人们捧到了天上，把她们作为了神。然而，神却必须对这一切荒唐的行为负责，在这样的基础上，爱情的大厦逐渐地为痛苦的海洋所湮没了。因为女人们在成为神的同时，也就必须为男人们的行为后果承担责任。而这些为情爱所俘虏的男人，就象着了迷一样地追求这些女神并拜倒在她们的足下，哪怕是死，他们也在所不惜。

    于是，与所有的其他阶段的文化发展一样，肉体的解放开始是一种小心翼翼的尝试，随后就是一个强烈的本能享乐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一种自由、自然的情爱生活达到了它的高潮，紧接着就是某种程度的提炼，然后就是道德败坏，最后则是变态。几乎所有偏离和过分靠近女性文化的文明最终都走上了这条道路。于是，爱情与责任，婚姻与情爱等，就成为学者们关注的另一个持久的课题。然而，各个严肃的学者研究的结果却是出乎他们自己的预期之外的。爱情厌恶与其他任何盟约有关的事物，而婚姻却不是这样，因为在婚姻中，我们常常考虑很多其他的因素，权势，财富、父母的同意与美貌至少占有相同的重要性。于是，纯粹的爱情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发现，在庄严和神圣的婚姻生活中却没有乱伦所带来的强烈的情爱放纵的自由和快感，于是，在婚姻之外去寻找这种快乐就开始成为另一种时尚。然而，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使情爱制度化都是必须的，所以，维护情爱制度化的努力与对这种努力的反抗从来都是一个社会的正常冲突的一部分。

    当自由情爱在情爱制度化的社会里确立了它的地位后，献身于这种新时尚的女人要么是受引诱的良家妇女和通奸者，要么是妓女。而纯粹性爱在欧洲上层社会自恋诗歌手时代所取得的重要性也许集中地体现在勾引、通奸和娼妓现象有了巨大的增长上。关于前两种自由情爱的情况无疑是不可能统计的。但我们可以通过当前的各种见解以及一些其他的迹象分析出，几个世纪来，自由性爱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世纪佛罗伦萨的诗人彼特拉克认为在他的时代，通奸所引起的苦痛已经宣告结束。一个青年人勾引已婚妇女已经成为一种正常的礼仪，否则他就会遭到同伴们的嘲笑。同时，这种冒险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出自生理方面的需要，更多的是满足一种在性方面进行征服的野心。

    同时，在这一时期，王公贵族不再为他们的这种行为产生的后代而感到难堪，反而开始将其作为一种炫耀的资本。在那个时期，婚前或婚外的性关系在所有追求时尚的社会圈子中都牢固地补充着婚姻关系，以致于通奸成为了一种社会认可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