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80年代以来，台湾社会慢慢地从以往的威权体制走向民主化。随之而生的，是过去被视为禁忌的事务也慢慢地解禁。这种冲破禁忌的现象恰是整个八十年代重要文化现象之一。而在历史研究这一方面，所产生最重要的现象末过于对台湾历史研究的蓬勃发展，乃至于现在所面对所谓显学的危机。但近年来，不可否认的是，台湾史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在量的方面，发展地十分快速。但很可惜的是在质这一方面却少见有提升。简单地说，我们目前对台湾史的研究仍脱不了几个重要的典范（paradism）所提供的解释或是被选择好的解释。结果我们在一直被这些典范拉着鼻子走，这些现象中最明显的，我想应该是对日据时期台湾史的研究。至目前我们所看到关于对日据时代台湾历史的解释，除了过度化约的“抗日史观”与“台独史观”外，我们并看不到太多的解释上的可能性。甚至于当我们深入去阅读或是解构上述的两个主张时，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他们与政治间犬牙交错的关系。

    换句话说，台湾史的发展一直与政治上的发展与不同的政治立场有直接的关系。或是更进一步地说与台湾岛经过众多不同政权统治下，所呈现的不同历史面额。但若我们从另外一方面来观察的话，如同廖炳惠（1994）将台湾史的发展视为一种社会文化的现象。在这样的脉络下，也许我们可以暂时放下对到底要用哪一种史观或是说用哪一种政治立场去解释台湾历史在这个问题，进而重新回到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去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去寻找其它种不同可能的解释。

    而我这一篇文章选择用1920年代的台湾知识分子为讨论的中心，我所想要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当时的台湾知识分子到底对“知识”的看法或是期望到底为何？为什么选择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做讨论，其理由有二：首先，因为在1920年代的台湾，以台湾文化协会为开端，开启了一连串大多由知识分子参与的政治社会运动；第二，这一辈的知识分子在其组成上，有别于他们的父祖辈的知识分子。台湾于1895年自清廷割让给日本，而1920年代正是割台后第一代的知识分子成熟的年代。他们大都受的是西式的教育，且其中有很大的比例有留学的经验，因此有学者将其称为“乙未战后新生代”。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他们与前辈受汉学教育的知识分子具有根本上的不同。以这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由主体的社会运动，也确实在1920年代的台湾史上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但过去我们对这一段历史的理解，常常是以不同运动团体之间的互动为切入点。因而忽略了知识分子在其中主体性的问题，我们所考量到的只是不同团体间的更替与国家的斗争。但最重要的问题，我想应该是为什么那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会有做社会运动的行动出现，若他们是如翁仕杰（1993）所言的转型的话，那除了翁所称的结构性的变化的那样的大叙述（grand narrative）外。我们是不是还可能自知识分子自身去探讨这一个问题，我的意思是说：当时的知识分子到底是如何看待他们所处的这一个时代，进一步地说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是如何看待“知识”的。

    二.对1920年代社会运动解释的迷思：

    1920年代的台湾，有学者将之形容为台湾史上的“文艺复兴”或“启蒙时代”。而为什么是1920年代呢？要解决这一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当时世界的历史发展脉络中去观察。192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方才在巴黎和会中结束，在国际间出现了“国际联盟”这一个组织。对于刚从猛烈地炮火中走出的欧洲乃至世界人民而言，无不希望透过国际联盟的成立，因而获取永远的世界和平。在这样的一股乐观气氛的影响下，全世界一时之间都陶醉在对未来美梦的塑造中。这样的一股风潮当然也影响到当时的亚洲，如在日本即有所谓“大正民主”的风潮，一时之间自由民主的呼声在日本乃至于殖民地如台湾扩散开来。而在这样的风潮的鼓动下，台湾也开始了一连串由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要求自由平等的政治社会运动。

    这一连串的社会运动，以成立在1921年的台湾文化协会为起点，之后1927年台湾文化协会因为意识型态的纷争而告分裂。之后由知识分子由主体的重要团体，还有如成立于1928年的台湾共产党以及文协分裂不久后成立的台湾民众党。且这几个由知识分子所组成的重要团体，前人也分别做过个案性的研究，而至于综合性的讨论无论是学院还是民间的都非常地多，在此并不一一而论。但针对每一个运动研究的专着有：林柏维关于台湾文化协会的研究（1993）；卢修一（1989）、简炯仁（1997）与陈芳明（1998）等人对台湾共产党的研究；在台湾民众党方面，则有简炯仁（1991）的研究。但简单地说，这些研究大多是在处理这几个团体间或团体内部的问题，比较缺乏对当时整体台湾社会与当时的知识分子社群关系的分析，也许是因为研究取向的限制，上述的研究都有将上述的团体过度“个案化”的现象，进而缺乏对当时社会的宏观视野与进一步的阶层分析。但如周婉窈（1989）对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研究，即以此一请愿运动为起点对当时的台湾社会与知识分子社群间的互动提出了一些较宏观的看法。

    大致上说，上述的研究仍大多以传统的抗日史观为书写的依据。我在此的意思并不是说抗日史观不正确，而是我所想要去问的问题是：那这样的一个抗日史观的正当性又是从哪来的？若我们都同意说，台湾文化协会、台湾共产党与台湾民众党都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所组成的团体，我们在研究这些团体时，我们除了将其视为一个政治或社会运动团体来看之外。我们是不是还应该去试图进入当时知识分子的心灵中，去问他们为什么或做这样的事情或选择。换句话说，我们所要去问题的问题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对知识的看法到底为何？他们所习得的知识是想要透过怎么样的方式去呈现。但可惜的是，我们已经太习惯用一些大叙事（grand narrative）的方式去解释这些知识分子的行为了。谈到这些社会运动则莫不与抗日有关；另一方面，最近也许与社会风气的开放有关，有些对社会运动的解释就干脆直接与左翼运动直接划上等号。我想上述的两种解释的方式，其实都有他们可取的地方，但至今我们不能否认的是这两个解释其实背后都有其特殊的时代意义乃至于社会文化的脉络。而到底是不是这些特殊的时代意义或社会文化脉络影响了对这个时代的理解或解释方式。且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去证明，这些被过度化约的思考方式在很大的层面上是被建构成一个myth的。面对着所谓的抗日史观或左翼史观，我想这其中仍都是有许多应该被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三、1920年代的台湾知识分子到底如何看待知识――以台湾民报为中心：

    接下来，我将以1920年代台湾最重要的刊物之一――《台湾民报》中的言论主要为社论的部份为分析的客体，并尝试去回答当时的知识分子到底是如何看待知识的这一个问题。

    如前所述，在当时的那一个世界性对追求自由民主的热潮影响下，当时台湾的知识分子也深切地感觉到这一股时局的变化，我们先举当时《台湾民报》的一篇社论来说明，该名为“社会改造和我们的使命”一文中，把欧战前后的变动比作“世界有史以来的大地震”，文中指出，“回顾我们的台湾，虽然是绝海孤悬的小岛，当此世界的黎明期，难道无一点刺激？……对于这样世界的大变动，好象服了觉醒剂一般，对于从来的信仰希望以及思想制度，颇受反抗的暗示。”文末更以“充实我们的智识，俾使顺应世界潮流。”相隔不久，1925年3月21日，台湾民报的社论又有以下的说法：“原来时代的潮流是一种很普遍很伟大的东西，无论什么山间僻处海外孤岛，时势的势力都会普及得到。……台湾虽是孤悬海外的小岛，难道解放的钟声就唤不醒岛人的迷梦吗？所以这几年来，受潮流的激动，文化运动政治运动等也渐渐发生起来了。”而代表着这一股想法的即为我前述所提及的乙未战后新生代。根据周婉窈（1989）的研究指出：“这些知识分子在观察或了解问题时，比较能够采取世界性的视角”。……此外，还深受当时的时代氛围所熏陶，对人类社会怀着一种启蒙时代持有的天真而乐观的憧憬。而这一点也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或所谓的乙未战后新生代与前人最大的不同。

    因此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所采取的政治运动或是说改变现状的方式即与他们的上一代有很大的不同。如翁仕杰（1993）对所谓台湾民变转型的研究，翁即以“近代性反殖民统治政治运动”来形容1920年代所发生的社会运动，根据翁的研究，当时的台湾由于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因此所谓的知识分子会有转型的现象，易言之，即是从过去那一种“水浒传式的英雄”转变到进入体制与殖民者竞争的时代。但可惜的是，翁除了将Marx Weber对三种不同形式支配型式－－－传统型、法制型与神格型（chrisam）置放在台湾的历史发展脉络中，他并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去说明当时台湾知识分子为什么会以“近代型反殖民统治运动”去对抗日本殖民主义。

    让我们再回到当时知识分子的文本中去观察。在当时从事政治运动的知识分子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新旧时代的分水岭。他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破坏了一切的偶像，如生起世界的思想大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代是一“新的世界”，是“世界的黎明期”，是“世纪的新世界”。对于这一个“新世界”，他们满怀期望。他们相信人类的社会终将会迈向“和平、自由与平等”，一向受强大民族虐待、凌虐的弱小民族必会享得自由与平等的。且这一些知识分子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也充满了乐观的看法，他们认为：

    ……所以将来一切的国际战争，不要用战争的手段，在联盟中由世界

    的公论可以容易解决，这个道理是很明白了。……有这个国际联盟氐

    活动，人类的将来渐渐出现平和（和平）的光明……也可以证明全世界

    的人类是爱平和，不爱相戮，国际场里已经失了武力的竞争，以后是

    照人道主义振兴文化以贡献人类的实际生活……。

    因此我们可以粗略地看出1920年代台湾的知识分子对当时世界局势的看法，毫无疑问的，他们对人类的未来充满了乐观的期待。更确切地说，他们非常肯定人类的那一种“善的本性”将会支配往后世界局势的发展。也因此我们可以去解释为什么当时“共存共荣”、“日华提携”与“日台融合”等一系列观念，能够在当时的知识分子间风靡一时。这样的一个乐观的态度，特别我们还可以从蒋渭水的“临床讲义”中发现。文中蒋氏认为虽然当时的台湾是“世界文化的低能儿”，原因是“知识的营养不良”。但蒋氏所提方法是利用教育的方式，“如此可在二十年内根治”。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知识分子对改造台湾社会的信心与热情。

    但这一种乐观的态度到了1920年代末期的时候，尤其是在1927年台湾文化协会分裂以后，即发生改变了。论者皆认为这是因为左翼思想传入台湾的知识分子所致，一时之间许多的知识分子对过去那一种乐观主义展开了批评。甚者，成立于1928年的台湾共产党还试图以殖民地民族革命的方式去进行武器革命，但并未能成功就被日本当局破获了。在另一方面，文协分裂后所产生的台湾民众党，虽然早期是由文协分裂后的右翼人士所组成，但不久也在蒋渭水的领导下介入工运与农运而左倾。此间时序也进入动荡不安的1930年代，如同我们所知道的当时世界的局势随着德国、意大利与日本的对外侵略而慢慢的紧张了，国际联盟的权威也因对侵略国的无力制裁而备受质疑。但与此同时，自1920年代末即开始的经济大恐慌又重击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追求自由民主的风气。到了1930年代初，日本国内军国主义的兴盛也让国内过去的自由开放的风气为之噤声。更何况是当时殖民地刚开始萌芽的左翼思想运动了。因此现今许多研究都指出到了自1930年代后，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就是让自1920年代开始的台湾社会运动发展停滞的主要原因。对于这一个解释，我想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问题。但如同我前面所一再强调的，1920年代的几个重要的社会运动团体，如台湾文化协会、台湾共产党与台湾民众党，他们的产生一方面象征了当时知识分子对知识如何发生作用的看法；但在另一方面，这三个团体的那一种强烈的自许为启蒙者的角色，我的意思是说，像这样强烈的菁英取向团体到底会有可能对当时的台湾社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还是自1930年代因日本军国主义的反智思想所引起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而船过水无痕呢？更进一步来说，也许我们可以将上述三个团体的发展视为当时“知识分子社群”对“知识”的不同看法，与其先后发展脉络的历史。但我们却不能将其直接评估说这些运动对台湾社会的影响是如何地大；也许这些知识分子确实担负了思想上先行者（frontier）的角色，但我们还是应该去澄清他们到底所产生的影响程度为何？毕竟这一些参与社会运动的知识分子在当时占全台湾人口比例是非常地少；且当时的传播媒体亦不如今日的发达，料想这些知识分子除了办演讲会之外，应该是很少有其它的管道去传播他们的思想。因此他们所产生的影响，到底是在他们所生活的时候，还是对我们这一些拥有“后见之明”的历史研究者，我觉得这是一个应该好好再去思考的问题。因此对于当时知识分子活动的解释，我认为不应该是如论者所言的一概用抗日运动或爱国主义的思考方式去形容这些知识分子的活动。这样除了过度地化约历史事实外，还看到了不同政治势力在其中斧凿的痕迹，只是他们不愿去承认罢了。

    四。台湾知识分子的宿命？

    至此，让我们姑且用结果论的方法去看1920年代台湾知识分子的努力结果到底是如何，结果很清楚的是，我们发现虽然这个时代虽然是一个所谓启蒙的时代，但事实上所被启蒙的并不是那些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广大群众，而是知识分子本身。易言之，当时的知识分子很称职地扮演一个先行者（frontier）的角色。但是很不幸的，我们所观察到的除了这一个先行者的角色外，当时的知识分子仍旧不是社会上“有力者”的代表。更进一步地说，从一些日后的发展如所谓的皇民化运动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知识分子并无法对当时的台湾社会有多大的影响力，甚至于我们可以说在他们被日本殖民政府抓了以后，他们过往的思想与行动对照起战后台湾社会的发展而言，似乎是一个剧烈的断层。说得偏激一点，似乎这些知识分子存在最大的意义是对后世研究这一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研究者所生。但事实是如此吗？至此，我们要问下去的问题是：那知识分子到底在要对这个社会负担起怎么样的责任？

    根据Edward Said（1994）对知识分子这一问题的研究所言：他认为知识分子所应该负起的职责是：

    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显示群体不是自然或天赋的实体，而是被建

    构出、制造出、甚至在某些状况是被捏造出的客体，这个客体的

    背后是一段奋斗与征服的历史，而时有去代表的必要。

    在另外的一段文字中，Said更指出：

    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在行动本身，依赖的是一种意识，一种怀疑、投

    注、不断献身于理性探究和道德判断的意识；而这使得个人记录在

    案并无所遁形。知道如何善用语言，知道何时以语言介入，是知识

    份子行动的两个必要特色。

    虽然Said所言知识分子的内涵所对话的对象与前述1920年代台湾的知识分子不同。但Said的话却可以在相当的程度上提醒了我们关于知识分子到底负有什么样的责任这一个问题。简单地说，Said强调身为知识分子对社会与相关建制的批判性，这提醒了我们知识分子的对话对象并不如过去我们所认为的只有国家而已，而应该还有对“知识”本身的对话。但可惜的是，我们都忽略了这一个面向，我们将太多的精神摆在知识分子与国家或政权的这一个问题上，且过去我们还没有将知识分子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给分别考量。事实上，中国文化圈中那一种“贤人政治”的理想影响之下，知识分子自己也相信自己确实对国家或政权有一定程度应该负起的责任。也因此在对1920年代台湾知识分子所从事社会运动的研究，我们一直无法从政治的牢笼中出来，我们可能刻意忽视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对“知识”的讨论，而满心以为当时的知识分子不是以民族主义的抗日运动为职志；不然就是以社会主义的阶级运动为职志。但至此，我们到底花了多少时间去对当时的知识分子社群做分析，这个问题应该是我们应该好好去反省的。

    但回到前面所谈过的问题，知识分子所发挥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他们与庶民社会的关系应该为何？对于这一个问题，我想分别从台湾史上日据末期的皇民化运动、战后至二二八事件的台湾与1970年后开始实施本土化后及日后所产生民主改革去谈这一个问题。

    我们前面对知识分子的讨论似乎大都集中在对知识分子的“理想型”（ideal type）这一个问题的讨论上。诚然前述的那一些知识分子确实忠实地扮演好我们在进行对日据时代台湾知识分子的研究时的那一种ideal type的角色。但理想型终归是理想型，纵然是百花争鸣的1920年代，这些理想型的知识分子恐怕只是其中的一部份而已，且事实上有更多的知识分子是与当时政权合作的；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的话，所谓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毫无疑问确有其影响力，但所影响的层面真是那么地大吗？
   五、近代台湾历史的发展中的国家与知识分子：

    我们姑且先用日据时代的皇民化运动为讨论的起点。为了澄清当时的台湾知识分子到底对当时的社会有多大的影响力这一个问题。我们先讨论皇民化运动对一般庶民的影响，更确切的说，我们是在讨论国家与知识分子影响力孰大的这一个问题。在庶民史的这一个层面来说，我想以流传在皇民化运动时期的两个故事－－“莎勇之钟”与“国歌少年”为例来说明殖民政府透过教育的方式去“启蒙”一般人民的国家意识与知识分子面对外来思潮因而对自身社群的启蒙过程，两股势力间是否有其重叠之处，或根本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莎勇之钟这一个故事是发生在1938年，在台湾的一名利有亨社的泰雅族少女莎勇，为了帮出征的日本老师搬行李因而牺牲生命的感人故事。当时的台湾总督长谷川为了表扬莎勇的事迹，特别颁赠一只钟给利有亨社做纪念，而这只钟，后来就被称做“莎勇之钟”。另外一个国歌少年的故事是在当时的公学校课本中的一个课文，内容主要是1924年生于新竹州苗栗郡公馆庄的詹德坤的故事，而简单地说，他真是一个爱国的小孩，连临死前都不忘唱日本的国歌－－－君之代。这两个故事都分别在当时的台湾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回响，国歌少年的这个故事就连日本人也非常地有兴趣。且顺势着这两个故事，当时的殖民政府还顺势地推出了许多与此两故事相关的活动如拍摄电影等，藉以强化这两个故事的正当性。而这两个故事对当时的台湾人民到底起了多大的影响，根据郑丽玲（1994）对台湾战时体制的研究指出，当时台湾在战争末期所实行的志愿兵制度，根据这些台籍日本兵的口述资料，也可以发现这其中的理由有很大的程度是因为“日本教育的成功”。这样的一个“教育成功”乃至今日成为台湾每每被批评为“日本情结”的源头。而我们要去问的问题是在此间，知识分子的角色到底为何？

    在皇民化的这一个个案中，我们所看到的是国家权力的充分展现，前述1920年代的那一型的知识分子至此很少有其生存的空间，遑论他们对台湾社会的影响。这应该也是李欧塔（Jean－Francois Lyotard）口中的terror吧！在这一个个案中我们所看到的是知识分子在面临国家权力的无力，或是说这些知识分子只能如王昭文（1990）的研究所指出的：从政治的场域退回到文学的领域中。假如是这样的话，那当时的知识分子到底扮演怎么样的一个角色？我想其中一定是有一种是前述如E。Said所谈的那一种知识分子，但这些知识分子却在国家的强大压力下显得那么无能为力。

    类似的状况，我们同样可以在战后乃至二二八事件爆发间的台湾社会中看到。只不过当时的台湾知识分子突如其来地面对日本殖民者的败退，对所谓的祖国感觉又是如此的模糊下。当时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相当的人数投身所谓的社会改造运动，他们同样的面对一个新时代。但可惜的是，他们所面对的却是一个中世纪的国家机器，此间如1920年代那样的社会运动团体或人物又重现江湖了。原本被禁锢的舆论一时之间也风起云涌了起来。但这一切的反抗如二二八事件却仍是由一般人民所发起的，吊诡的是，事变后死伤密度最高的竟是当时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虽然忠实地扮演一个思想上先行者的角色，但也同时必须在政治上扮演殉道者的角色。君不见，自1949年国民党流亡来台后，自1950年代所产生的白色恐怖，抹煞了多少知识分子对改革社会的期望。除此之外，国民党政府之后所发动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对台湾的“中国化”与当年日本的“皇民化”有什么样的不同？而处在其中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虽无法去产生影响力，但在其中所谓的知识分子又有多少能力去对抗那一种李欧塔口中的terror。但为什么当时的知识分子没有能力去对抗国家的影响力呢？

    而从另一方面看来，不论是所谓的皇民化或中国化，目前所见受影响最深也最直接的，无疑的是一般的老百姓。但同时也给了知识分子进行启蒙的可能性。在过去台湾知识分子的历史中，即便到现在，我们都不断地看到这种知识分子试图去启蒙大众的现象。当然这些知识分子对时代的感度是绝对有他们的道理与他们的知识背景，但这样的思维模式却往往被启蒙这样的行为给限制住了。如同1920年代希望唤起民众从事社会运动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想透过启蒙的方式去说服群众相信他们的说法是对的。但在同时，却不免社会固定被视为“启蒙者”的角色－－－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进行启蒙，但有没有效果或会不会产生知识分子心目中理想的效果则要配合当时整体社会的状况去判断。知识分子最终还是被自己“启蒙者”的这一个角色给绑死，结果与一般的群众越来越远，最后失败后，不是在那怪外来力量的压抑不然就是说自己对情势的错估。这其中其实也暗示了知识分子基于自己所拥有知识所产生的优越感，并因为这个优越感产生与社会的隔阂。到最后终于映证了中国的那一句老话：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六。代结语－－－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如同前面所述的，知识分子似乎除了思想上先行者与不一定成功启蒙者的角色外，现今的知识分子到底要做什么？

    针对这一个问题，如同E。Said所讲的意思：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在于其批判意识。而这样的批判意识也恰能与前述的思想上的先行者与启蒙者这样的角色搭配，而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谈这一个问题，我想也因为太多的知识分子虽然号称为知识分子但却一直没有扮演好这一个角色。对一切事务缺乏思考的冲劲与该有的问题意识，绝大多数只会与主流的价值随之起舞，到最后连思想上的先行者与启蒙者的角色都失去了。

    至此，我想说的是，台湾与大陆的知识分子界对自己的社群的反省态度。我们都知道台湾与大陆在1949年以后，内部都分别发生了很惨烈的政治运动。在台湾的是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在大陆则以文化大革命为其代表。对这些惨烈的政治运动，近年来大陆针对了这些事件的平反出版了相当多的书，且还成为了畅销书，这些书我所知道的如如万同林针对胡风事件所写的《殉道者》；戴煌针对胡耀邦所写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及史学大师季羡林针对自己在文革间的遭遇所写成的《牛棚杂忆》。当然像这样的作品，其实不论是在数量上与种类上都相当地多。

    我想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反观目前的台湾，虽然也曾有一股所谓的针对几个特定政治事件的翻案风，但诚如廖炳惠（1994）所观察到的：这些政治上的平反运动，并没有因而成为整体社会论述的核心，而是快速地被从镁光灯下移至私人化的场域中去进行讨论，最后终究成为私人事务。这或许是台湾社会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但也许我们应该去问的是为什么会有这一个现象？有人说是历史失忆；有人说是国民党的教育成功；更有人说，我们应该忘掉历史的悲情向前看。这其中蕴含了许多的问题，但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应该是所谓的知识分子弃守了批判者的这一个角色。上述的那一些事情其实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是最密切的，但吊诡的是知识分子却往往都不针对此事发言，却反而在替不同的主流价值寻找正当化的理由，因此表面上好象出现了许多的论述。但实际上，只是在学院的围墙内做自认符合规范的学术生产罢了，也因而与社会现实的关系越来越远。结果开始有虚无化的现象产生，至此会有比较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便开始去问：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或到底我们为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