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人们为什么会如此关注政治体制改革呢？一般地说，促使人们关心政治体制改革的大约有如下的一些因素：第一，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关怀。生活本身的经验告诉人们，好的政治体制是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保障，而不好的政治体制则会成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障碍。因此，要想使生活不断地得到改善，就要通过经济改革促进经济发展，而要想使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顺利地进行，就要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好的政治体制。第二，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状况的不满。人们通过横向的比较（主要是知识分子）会感觉到我们的政治体制在结构、制度、程序、运行机制方面不完善、不理想。为了追求更理想的政治体制而产生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第三，对社会生活失序状态的不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社会生活秩序正在经历着一个深刻的转变，原有的秩序逐渐地瓦解，而新的秩序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从而产生了社会生活的失序状况。而在这种失序中最为严重的就是政治腐败。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人们便寄希望于政治体制改革。第四，对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利的状况不满。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人们眼界的开阔，人们对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应该享有的政治权利便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因而人们就会深感现有的政治体制的不理想、不完善，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第五，对某种具体的不良政治遭遇的感受。在平时的政治生活中由于政治体制的不完善以及政治腐败等原因，往往使人们遭遇到一些不公正的甚至是伤害性、灾难性的对待。当人们在反思这些遭遇时便会产生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等等。正是这样的一些因素才会把人们引向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关心和期望。但是，当人们开始关注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人们便会陷入矛盾之中：这就是人们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这种愿望和政治体制改革在实践中严重滞后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就说明，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工程，单单有愿望是不够的。要想使政治体制改革真正能够向前发展，不能靠愿望，而要靠动力。因此，探讨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问题乃是弄清楚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原因、寻找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的契机的根本性问题。

   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究竟来自何处？从道理上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首先应该来自广大的人民群众改变政治存在的要求。其次是来自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要求。但从现实生活来看，则情况要复杂得多。为此，我们就需要了解政治体制改革实现的特点。由于我们的起点是全能主义的政治体制，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不论来自何方，最后都必须经过党和政府自上而下地采取一系列放松政治控制或改变政治控制的重大的措施，才能真正实现。而放松和改变政治控制，则具有很大的风险性。我们知道，一种政治体制就是一种政治控制体系，政治控制体系要想正常地运转，必须在控制主体和被控制对象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而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要在某种程度上放松控制，其目的就是要通过放松控制所形成的局部的不平衡来建立适应新体制需要的新的动态平衡。如果由放松控制所引起的局部不平衡没有建立起新的动态平衡而是造成整体性的动态平衡的破坏，那么就会产生政治动乱甚至会使原有的政治结构发生解体。这对于当权者来说是灾难性的。因此，即使是具有改革理想和抱负的领导者也不会愿意去冒这种风险。其次，政治体制改革也会与各级领导层的既得利益发生矛盾。政治体制改革意味着政治权力的大调整，或者叫做政治权力的再分配。与此密切相联系的是掌握权力的各个机构的利益的再分配。作为各级当权者来说，原有的政治体制是同他们所掌握的一定的权力和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权力本身就是利益而且是更大的利益。政治体制改革总是向着放松控制因而是减少权力的方向转变，因而就不可避免地使当权者丧失权力和利益。而上述的风险性本身也是一种重大的利益风险。因此，对于那些具有改革抱负的领导者来说，改革的实现最好是能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它们一方面会使领导层感到风险很小，另一方面又不会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但是实际上这种理想的状况几乎是不存在的。在现实中政治改革从来就是有风险的，而且是会损害领导层的既得利益的。因此，政治改革对于各级领导层来说，从来都具有被迫性。面对政治体制改革，各级当权者往往既不敢于也不愿轻易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各级当权者自觉自愿地、积极主动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不现实的。正因为上面这两种原因，便造成各级当权者对政治体制改革缺乏动力的状况。但是另一方面各种政治体制改革又必须通过各级当权者才能实现。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便只能来自外部的压力了。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往往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实现的：即如果不改革，则会冒更大的风险和丧失更大的利益，这样，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形势之下，改革便有可能被迫地实现。因此我们就需要研究这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情况如何才会发生？是什么样的形势和力量才会推动这种情况发生？

   在了解了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的特点之后，我们就要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两种可能的动力会如何造成改革的形势。如上所述，政治体制改革的直接动力应该来自人民群众对改变政治存在的要求，即人民群众对政治存在的不满。政治体制对每个个人来说，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环境，从而也就关系到人们的政治存在的问题。所谓政治存在是指人们的政治要求与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政治环境不能满足人们的政治要求，人们就会对自己的政治存在产生不满，这样就会生长出改变政治环境的要求。这就是来自人民群众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但是，在一般情况下，由于习惯势力等等的影响，人民群众在和平发展的时期对于政治存在很少提出异议，即使产生不满，也很难表现为明确的改变政治体制的要求。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高度，人们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的时候，人们的注意力才会逐渐转移到政治存在上来。那时人们就会对政治存在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转化成为改革政治体制的动力。所以，在和平发展时期，人们的政治改革的要求是要等到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之后才能提到日程上来的。这就决定了来自人民群众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直接的动力是很不容易成长起来的。完全指望这方面的动力的成长，政治体制改革恐怕就要被推到遥远的将来去了。因此，要想使这种要求变成真正的动力而造成改革的形势，则是一个非常曲折、艰难而且需要长期酝酿的过程。

   那么，在来自人民群众的改革要求还没有真正变成动力的时期内，政治体制改革会不会发展和怎样发展呢？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往往是靠一种间接的力量来实现的。这种间接的力量就是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力量。因此，我们就应该很好地研究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是如何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在现实的过程中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对于政治体制是从反面提出问题的，它们对政治体制所发出的信息就是“不改革不行”。换句话说，经济生活中的力量是通过危机的方式来推动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地说，因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之间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政治体制构成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的外部环境。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每前进一步，都必然要受到原有的政治体制的阻碍。这样，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每前进一步，都会不同程度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从而对政治体制改革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样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中就会不断地生长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来。这种动力虽然是间接的，但又是及其巨大的，往往是政治力量所无法抗拒的。也就是说，实际的情况是，当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遇到政治体制的阻碍时，就会产生经济生活的不同程度的破坏。而经济生活破坏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是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能不正视、不能不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这就促使政府必须下决心来改变阻碍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原有政治体制的某些方面。从而使政治体制的改革得到不同程度的推进。这是目前在现实生活中能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的途径。因此，如何借助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力量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就成为一件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事情。在目前，当来自人民群众的改革动力还没有成长起来的时候，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就应该放在探索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在不同的时期将会如何具体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各种要求？而当这种要求遇到原有政治体制的阻碍时，又会引起什么样的社会后果？这种社会后果又会怎样地影响领导者的决策选择？当领导者做出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某些选择后，在执行的过程中又如何克服来自各方面的阻力？等等。这就要求我们把经济发展、经济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

   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经济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要求是从反面提出的，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相比，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从这方面说，要求同步是不可能的。但是人们似乎总是不明白这个道理，总是想要求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如果要满足这一要求，就必须找到一种在经济生活之外的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的动力。但是至少在当下的现实生活中我们还找不到这种动力。有人认为知识分子可以成为这种动力。不错，知识分子的确对政治体制改革十分关注，并经常提出强烈的要求。因此，他们无疑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支重要的力量。但是，由于他们的人数较少，又不掌握权力，因此，他们的实际作用是很有限的，还不足以成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的力量。也有人认为，最高领导层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理想和愿望可以成为这种动力。不错，我们国家的最高领导层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确有很强烈的理想和愿望。这种理想和愿望当然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的力量。特别是渐进改革的特点就是自上而下地进行的，因此，这种推动便更加重要。但是，我们的最高领导层的决策不可能仅仅从理想和愿望出发，更重要的是要从现实出发。现实的政治稳定的大局，现实的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状况，都是他们不能不优先考虑的。在这种情况下，理想和愿望便只能服从于现实的需要。所以，实际的情况仍然如上所述，最高领导层一般只能在经济生活遭到不同程度破坏的强大压力下，才能下决心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仍然只是在来自经济生活的强大压力的对比之下，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之下，才能把政治体制改革一定程度地提到日程上来。这就是生活的现实。还有人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会成为一种巨大的外部推动力，足以使政治体制改革大大地向前发展，从而改变其滞后的状况。不错，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确可以成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因素，因为我们与世界贸易组织谈判所达成的协议条款中绝大部分都是针对政府的管制权力的。因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定会使我国的政府管制的改革成为一项硬任务。但是政府管制的改革还只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较浅的层次，而且其过程本身也正是表现经济要求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特点，也就是说正好是滞后的表现。

   综上所述，在渐进式的改革模式中的一定阶段之内，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是人们不愿意看到，但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由于它在改革发展的一定阶段内具有不可避免性，因此也可以说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就应该适应着这个规律去考虑问题，而不应该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当然，我们也应看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只是我国政治发展过程中一定阶段上的特点，并不是全部过程的特点。当政治发展进展到新的阶段时，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的状况将会发生重大的变化。那时，政治体制改革将完全摆脱滞后的状况，而成为社会发展的火车头。所以，目前要想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最主要的就是首先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的改革。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从经济改革中来不断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并以舆论的力量配合之。另一方面，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直接动力的人民群众的力量如何成长的问题，也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它关系到如何使政治发展进入到新阶段的问题，因此需要深入地进行研究。通过研究，弄清在经济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时会使人们对自己的政治存在给予更大的关心？与此相关还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如何从舆论上加以配合？在人们已经对自己的政治存在感到不满并要求改革政治体制的时候，如何使这种改革的要求汇聚成一支巨大的力量，以形成现实的改革动力？如何引导这支力量沿着正确的道路、采取最有效的方法去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等等。

   把上述认识落实到改革的实践中来，便引出了关于如何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的问题。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博弈，即要求改革的力量与旧体制之间的博弈。因此改革的目标便应该根据博弈双方力量的对比的状况来确定。当政治体制改革的力量与旧体制的力量势均力敌甚或超过旧体制的力量的时候，就意味着在现实生活为我们提供了比较充分的改革动力。这样，改革的任务便可以提到实践的日程上来了。如果是改革的力量相对于旧体制来说虽然还比较弱，但经过一定时期的努力可以使改革的力量壮大到足以克服旧体制的地步。这样，改革的任务则不能立即提上日程，而是需要等待条件成熟之后才能提上日程。所以，在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上，一定要很好地把握目标与动力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改革的目标与动力的关系问题上，必须遵循积极与稳妥相统一的原则，也就是目标与动力相统一的原则。目标总是具有前瞻性的，并带有一定的理想色彩，而动力则往往是现实不充分具备的、需要进一步培育才能逐渐生长出来的。这样，目标与动力之间便会产生矛盾，因而积极与稳妥之间也就产生了矛盾。为了前进，人们总是需要积极地提出目标的，这样前进才有方向。然而要实现目标就必须要有动力，没有动力的目标是纸上谈兵，是永远也无法实现的。而动力的成长需要一定的过程，这个过程基本上是一个客观的进程，主观的努力会使这个进程缩短，但不能替代这个客观的进程。所以对动力的培育不能揠苗助长，而必须顺乎客观进程自身的规律，这就提出了稳妥的问题。因此，要想使目标与动力统一、积极与稳妥统一，就必须使目标贴近动力，也就是所提出的目标必须是具有一定动力的目标。近期的目标应该是已具有充分动力使其实现的目标，中期的目标应该是经过一定时期的努力能够成长出充分动力使其实现的目标。这样的目标才能说既是积极的又是稳妥的。这就是动力与目标、积极与稳妥的一般关系。

   作为政治体制改革来说，什么样的目标是既积极又稳妥的呢？就目前的情况来说，那就是社会生活本身已经提供或经过努力之后能够提供充分动力的那些目标。至于那些在中国的土壤上不可能生长出动力的那些目标，虽然表面上看来非常积极，但由于它是超越现实的，所以是不稳妥的。这样的政治改革目标实际上是一个陷井，因为它超越了社会的承受力，因而就会造成社会混乱从而阻碍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所以，我们在考察政治发展目标的时候，关键是要时刻将目标与动力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把功夫下在寻找、培育、和引导动力上来。

   如上所述，政治发展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另一个方面是人们对政治存在所感受的不满程度。因此我们就应该看一看，在现实生活中从这两个方面都为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什么样的动力？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经济生活是上自政府下自人民群众整个社会最关心的问题，因为它关系到人们的生存问题，因此经济生活中的问题总是被摆在首要的地位。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问题只能在经济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才能逐渐地被提到日程上来。从现实的经济生活来说，经济发展最大的阻碍是旧的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因此，经济改革就成为当前最紧要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首先就要看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要求了。在政治体制中那些成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现实障碍的东西，也就构成了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任务。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说，政治体制中的哪些内容构成了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障碍了呢？第一是行政体制，即政府的职能、规模、对社会管理的范围和手段、工作的态度和效率，等等。这些已构成了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因此，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行政体制改革便被首先提到了日程上来。这件事我们现在正在做，并且还远远没有完成。第二，目前阻碍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另一个巨大的障碍则是因为缺乏规则所造成的经济运行的无序状态，而造成这种状态的最根本的因素则是政治腐败，即行政腐败和司法腐败。因此解决政治腐败的问题就成为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的任务。第三，解决政治腐败问题的关键则是舆论监督。事实证明一切政治腐败现象最怕的就是新闻曝光。因此运用大众传播媒体进行监督在反腐败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方面的改革就是要从制度上和法律上为大众传播媒体的这一作用提供充分的保证。这就要逐步地开放舆论，逐步地实现新闻自由。因此舆论开放和新闻自由便是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的内容。第四，目前发展农村经济在整个经济发展战略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则是由所谓“三乱”造成的农民负担过重，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而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是农民对那些无法无天的腐败的农村基层干部的“三乱”行为无能为力。这就涉及到农村的基层民主的问题了。如果农民具有充分的自主权，就会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如何真正搞好村民自治的问题就成为目前政治体制改革的又一项重要任务。这些都是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方面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的要求和提供的动力。

   从人们对政治存在感受的不满程度方面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的要求和动力有：第一，人民群众对干群关系的状况不满。我们的干部当官作老爷的思想十分严重，他们只知道对上级负责而不知道对人民群众负责。根本没有公仆意识。这是造成官僚主义和政治腐败的重要原因。而要想使干部真正对人民群众负责，关键是要将其纳入到选举制度中来。只有在竞争的选举制度中上来的干部才能真正向选民负责，才能真正造就出公仆来。因此改革选举制度，实行竞争选举乃是目前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第二，在人们对政治存在的不满中，再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个人的政治权利往往得不到切实有力的制度保证。宪法中规定的个人政治权利往往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和压制，而有些政治权利宪法还没有给予肯定，例如罢工的权利。因此，保障个人权利问题也是目前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此外，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也仍然是目前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因为这两项任务同上述的许多方面都是有关的。以上这些都是目前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提出的目标，也是现实生活中提供了充分动力的目标。

   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来说，我们应该提出一些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呢？第一是政治权力结构的改革。我们的政治权力结构总的说来是与当前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也就是与当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政治运作水平、社会承受能力、人民文化素质，等等方面相适应的。但在现代化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原有政治权力结构的缺陷就会逐渐地暴露出来，因而需要对政治权力结构进行进一步的改革。这一改革的具体目标现在还很难说得很清楚，有些内容虽然能够说清楚但比较敏感，也不便说。对此我们可以暂时作为一个笼统的目标提出来。第二，与政治权力结构改革相配合并作为这一改革的前导的，则是宪法的改革。因为政治权力结构的改革只有在宪法中肯定下来才能得以巩固。第三是行政机构的进一步改革，使之适合于高度现代化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和民主发展的需要。这方面可参照发达国家行政改革的经验。第四是民主的进一步发展。这方面应该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提出一些更高的目标。以上这些都是属于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这些目标的动力目前还不具备或不充分具备，需要经过长期的不断的努力才能使这些动力充分地成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