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世界上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进行由僵化的苏联式的旧模式转向富有生机活力的新模式的改革。这是当代世界开始兴起的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潮流。

    苏联模式的弊端
    我们所说的有弊病的苏联模式，不是指它十月革命后建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指它所实行的妨碍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这种经济体制是在十月革命后，尤其是在三十年代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逐步形成的。其特征是：
    第一，国家政权机关是经济管理的主体，一切经济决策权几乎都集中在国家手里，企业只是按照国家下达的数十乃至上百个经济指标组织经营，所产产品和所获利润全部上缴国家，所需资金和物资由国家拨给，没有经营的自主权；
    第二，完全实行计划管理，全国经济活动统由国家制定的指令性计划来指挥，排斥市场经济和市场机制(即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
    第三，管理方法以行政手段为主，不用经济方法来管理经济。
    这种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是在国内阶级斗争激烈、外受帝国主义包围和武装干涉威胁的特殊形势下形成的，并在当时的条件下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使苏维埃政权能够把有限的财力和物力集中用于最急需的建设和防务上来。被压迫被剥削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由于获得解放而迸发出的革命热情，弥补了这种管理体制的缺陷，使它能得以运转，并取得相当的成功和高速度的发展。再加上，当时以及在那之前的一切社会主义者，几乎都对被资本主义高度畸形发展了的商品货币关系抱有鄙视的成见，马克思和恩格斯也确曾讲过，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整个社会可以像一个工厂一样，按统一的计划运转，而不需要价值规律插入其间。上述种种情况暂时掩盖了这种经济体制的弊病，使人一度认为它是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模式。但是，进入正常建设时期之后，在革命转变年代所特有的那种激情消失之后，这种过分集权、统得太死的经济体制的弊病就显露出来了。这种体制既易使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滋生官僚主义、唯意志论、瞎指挥和以权谋私的不良倾向，又使企业和劳动者缺乏改进经营、发展生产的内在动力，妨碍发挥其积极性和主动性，导致生产效率低、产品质量差、品种少，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

    艰难曲折的改革历程
    东欧和其他各社会主义国家，最初基本上都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自己的经济管理体制的。这些国家在实践中逐渐发现这种模式有严重弊病，为摆脱其束缚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斗争。在过去三十多年间，社会主义国家兴起过四次改革浪潮。
    第一，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南斯拉夫的改革
    南斯拉夫原来也是仿照苏联实行国家高度集权的计划管理体制，1947-1951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这样安排的。在一九四八年苏南关系恶化、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之后，南斯拉夫第一个全面否定苏联模式，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工人自治制度，改国家所有制为社会所有制，取消国家对企业的直接管理和集中统一的国家计划，实行自由贸易制度，由工人自己管理企业，工人自治的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南斯拉夫这种管理体制，虽有过分分散的缺陷，但其长期实践却证明了商品经济和市场调节并不是和社会主义制度不相容的，也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在南斯拉夫影响下，当时其他东欧国家也出现了要求改革体制、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强烈呼声，但都被苏联镇压下去了。波兰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匈牙利内政部长卡达尔等以"右倾"、"民族主义"罪名被捕入狱。捷共总书记斯兰斯基、匈牙利外交部长拉伊克等许多高级干部，在苏联保安机关直接参与下，以"铁托分子"罪名被处决了。在这期间，波兰党内四分之一的党员、捷共有七万名党员，遭到株连清洗。
    第二，五十年代中期的波、匈事件
    在斯大林一九五三年逝世之后，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揭露和批评个人迷信、
    肃反扩大化错误的同时，也对工农业管理体制进行了一些改革，诸如把原属中央的计划权、财权、物资分配权和对工业、建筑业的管理权下放给新设的一百零五个经济行政区，减少国家对农民的干预和扩大集体农庄的自主权，等。虽然这位鲁莽的改革家所进行的改革是有限的，不成熟的，不成功的，但这毕竟是来自苏联内部的对苏联模式的第一次冲击，暴露了这种模式的严重弊病，打破了它的神圣不可触犯性，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在此影响下，东欧国家兴起了反对苏联控制和苏联模式的群众运动，波兰波兹南市的工人游行示威，匈牙利的工人、知识分子、学生和部分士兵纷纷走上街头，同苏联驻军和保安部队发生武装冲突。波、匈人民这次行动，就其主流来说，并不是反对社会主义，而是反对苏联模式。这就像他们的一位领导人所说的，社会主义"可以是在苏联产生的那种形式，也可以是像我们在南斯拉夫看到的那种形式，还可以有别的不同形式"。虽然波、匈人民的正当行动被镇压下去了，但苏联也不得不同意让主张改革而曾被捕入狱的哥穆尔卡和卡达尔分别出任波、匈的领导人。
    第三，六十年代中期东欧的改革高潮
    匈牙利在一九五六年事件之后，继续谨慎地探索改革。一九五七年，匈牙利建立了经济
    改革的专门机构，负责评价过去的体制和草拟改革大纲。经过十年的酝酿、探索和试验，终于找到了一种崭新的管理体制，决定从一九六八年一月一日起开始实行新的经济管理体制。这种新体制，既不同于苏联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也不同于南斯拉夫分权的市场经济，而是把计划指导和市场调节结合起来，既保持国家在宏观经济方面的调节和控制作用，又发挥微观经济组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捷克斯洛伐克，捷共中央领导一九六七年底进行改组，杜布切克接任第一书记，改革派占据优势。第二年四月，捷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全面改革政治经济体制的《行动纲领》。这个纲领主张，在经济方面，实行权力下放，扩大企业自主权；运用市场机制，鼓励竞争；实行民主管理，职工自治。在政治方面，改革党的职能和领导方式，取消权力过分集中和党直接管理行政；保证国家机构、代议机构和司法机关的独立性；改革选举制度，确保公民的民主权利。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方案比匈牙利更进了一步，提出了政治体制的改革问题。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把这一冲破苏联模式的举动称为"离开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离开了社会主义"，派出五十万大军，突然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随后，又以批判"市场社会主义"向匈牙利施加压力，指责它的新体制"违背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原则"，"助长了资本主义倾向"。但匈牙利仍以灵活的方式坚持进行改革。 
    第四，八十年代改革向深广拓展
    改革起步较早、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的匈牙利，一九八四年匈党中央全会又通过进一步改革经济体制的决议，并在实践中积累了处理计划平衡与市场调节关系和运用经济杠杆管理经济的丰富经验。在保加利亚，一九八一年，保共中央第一书记日夫科夫提出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的理论，并把它写进具有法律效力的《经济机制章程》。按照这一理论，作为所有者的国家不能对社会主义财产直接经营，只能进行宏观指导和监督，作为经营者的劳动集体，有权自主经营。波兰在一九八零年八月全国工人罢工之后，从一九八二年开始进行经济改革，取消了"指令加统配"的计划管理制度，实行中央计划加市场调节的体制，企业实行自主经营、职工自治和自负盈亏的"三自"原则。捷克斯洛伐克从一九八一年一月起全面执行《完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体制整套措施》，在扩大企业权限、运用价值规律、利润留成和奖金分配等方面，采取了一些灵活措施。处于同北约对峙前沿、受苏联控制较严的民主德国，也根据本国情况，在苏联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
    
    中国的改革走过了十分曲折的道路。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的文章、六十年代初期的工业七十条和农业六十条以及"三自一包"，都是对苏联模式的冲击。但是，"批修"把我国引上了更左的歧途，以致遭到十年浩劫，"割尾巴" 、"穷过渡"，把经济搞到了崩溃的边缘。粉碎四人帮后。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心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提出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改革方针，并指出经济管理体制的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改革的方向是让地方和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按经济规律办事和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要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随后，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三年大见成效。一九八四年十二届三中全会规划了改革的蓝图，开始了城乡全面改革，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改革苏联式经济体制的潮流已呈不可阻挡之势，且已探明道路，取得成效，这对苏联是一种促进。苏联经济已发展到由粗放到集约、由扩展外延到发掘内涵的阶段，僵化的管理体制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经济增长速度越来越低，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正在大力发展高技术，苏联同美国在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上的差距在拉大，如不改变这种趋势，苏联有丧失超级大国地位、降为二流国家的危险，这使它更加感到抛弃僵化模式、以求加速发展的急迫性。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在勃列日涅夫一九八二年十一月逝世后，经过三年酝酿、准备和试验，去年四月全会提出"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继而今年二月苏共二十七大提出了根本改革经济体制的方案。
    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二十七大政治报告中说，"当前的形势是，不能局限于局部的改造，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革"。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 即市场机制作用的问题， 虽然没有充分论述，但他承认"商品货币关系根据社会主义原则健康地发挥作用"，认为"应该克服对商品货币关系所抱的成见"和"对其评价不足的现象"。他提出了下述六条改造经济机制的基本方针：
    第一，在提高和加强中央集中领导在实现经济战略基本目标、确定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比例和平衡方面作用的同时，要结束中央对下级经济部门业务活动的干预； ．
    第二，扩大联合公司和企业独立自主性的范围，提高它们对取得最终成果的责任，使它们转向完全的经济核算、自负盈亏和自筹资金，使各集体的收入水平直接取决于工作效率；
    第三，各级国民经济部门改用经济领导方法，改变物质技术供应工作，完善确定价格、拨款与信贷的制度； 
    第四，使管理工作具有现代化组织结构，建立相互有联系的部门的综合体、跨部门的科学技术中心、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公司、地区--生产联合公司；
    第五，把部门的经济管理和地区的经济管理合理地结合起来，安排合理的跨部门联系；
    第六， 实现管理的全面民主化，提高劳动集体在管理中的作用，加强自下而上的监督，加强经济机关工作中的报告制和公开性。
    在农业方面，要为用经济手段进行经营的方法开辟天地，大大扩大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自主性，提高它们对最终成果的关心和责任感；超过收购计划的一切农产品，可以自行处置；在生产队、生产组和家庭水平上推广承包和合同制。
    在二十七大前，苏联已在爱沙尼亚地区和许多工农业单位进行过试验。二十七大之后，苏共中央又做出了一系列贯彻这个改革方案的具体决定。看来，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决心是大的，方向是对的，符合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潮流，坚持下去有可能取得成效。但是，也应看到，苏联这场改革会受国内外种种因素的牵制。经济体制的改革，涉及到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会遇到不愿放弃既得利益者的抵制。因循守旧的习惯势力，将是巨大的阻力。面对美国加速推行"星球大战"研制计划和扩大军备竞赛，苏联将不得不用相当多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来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以致减慢"加速战略"的实施。同美国经常处于对峙状态，这也使苏联不敢采取较大的改革步骤，以免引起大的震动和混乱。改革能否顺利进行，关键在于他们怎样对待这些阻力和牵制因素，在于他们在改革进程中怎样处理遇到的矛盾和问题。

    前景和意义
    苏联式的经济管理体制，是同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紧密相连的。仿照苏联模式的各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发生过个人崇拜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至今还都存在有以权谋私的不良现象。即使已有前车之鉴，有些国家(例如我国)主观上想避免，也未能防止重复此类错误。归根结底，就是这种过分集权的体制及其必然派生出的错误政策所造成的。这正如邓小平同志一九八O年八月在《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所说的， "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社会主义国家三十多年改革过程中，一些改革派领导人在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已经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可以预料，这场经济体制改革运动势必会扩展到政治领域，促使政治管理体制发生根本的变化。没有政治体制相应的改变，经济体制的改革是难以顺利进行，即使取得了进展，也难以持久坚持下去。胡启立同志在今年五一节讲话中，明确地把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三者并列。
    苏联式的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缺乏民主传统的特殊国度和受帝国主义包围、阶级斗争异常残酷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如果社会主义首先在一个经济文化高度发达和富有民主传统的国家胜利，那么它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就决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由此可见，苏联的旧模式并不是最好的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模式。扬弃这种模式，寻求更能体现社会主义本性的新模式，是当代共产党人肩负的历史任务。
    随着这场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潮流的发展，经济上效率低、政治上缺乏民主、思想上僵化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旧模式将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一种崭新的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新模式将会出现，从而使社会主义制度所固有的优越性能得到充分发挥。这无疑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局势产生重大影响。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现在之所以处于低潮， 除了近十几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科技新突破而使经济有重大发展之外，就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上效率低，政治上缺乏民主， 思想文化上控制太死，以致使人对社会主义产生不良印象，没有吸引力。现在，西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不是从马、恩、列、斯的书本上去判断社会主义是否好，而是从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来做出这种判断和选择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以及政治、文化改革的发展和成功，将会使西方广大劳动人民再度瞩目于社会主义。再加上，目前正在西方发达国家进行的人工智能机器人、生物技术等高技术的研究及其逐渐广泛应用，势必会使这些国家的失业问题更加严重，阶级矛盾更加激化。那时，国际共运有可能由低潮再度走向高潮。西方资本巨子及其代理人，似乎隐约感觉到了这种危险性，因而，一面就这场改革强调市场作用和实破了马克思的某些观点，大肆宣扬"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宣扬马克思主义的"破产"，一面大力发展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以图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这场竞赛中，最终压倒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