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的钟声已经敲响，在阔别的二十世纪里的中国，有那么一个特殊的年代，有那样一个人的名字早已成了他所属的时代的指称。他就是遇罗克，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里深受出身问题折磨与压迫的众多青年人中的一员。如今遇罗克连同他当年思考的问题已载入了当代中国的思想史册，他在文革中悲壮的抗争也常为人们所乐道。可惜，当人们普遍的将遇罗克的所想所为随心所欲的化约为单一的符号时，思想的源泉被切断，甚至思想本身终于被囚禁于话语的牢笼里无法自拔。难怪现在有年轻人会玩世不恭的投以蔑视的目光："不就是受迫害？谁让他活在猪狗不如的时代，这种事多了。"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任意筛选甚至歪曲历史又如何？当我们眼中的遇罗克只是文革的受迫害者与控诉者时，很难想象我们会步入遇罗克思想的深处去追寻他的理想、他的追求，更不用说去真正的理解他的所处的那个时代。

    一、 分裂的一代

    一九六六年六月至十月，正是中国红卫兵运动发端、发展的时候。街头上巨大的疯狂的服饰统一的年青人群，辅以惊人一致的口号，都没能掩饰住一个基本的社会事实，这是处于分裂的青年一代。在年轻人中间，最为自信、活跃的是所谓"红五类"子女，其中又以革干、革军子女为甚。由于革命胜利后历史形成的官僚制与身份制，"红五类"们享有相对优厚的家庭条件和社会条件，加上多年的阶级路线的教育，他们普遍具有强烈的社会政治参与意识。一旦遭遇上文革的巨浪狂涛，他们就很自然的培育起唯我独尊的自大心态。他们认为红卫兵组织应该纯之又纯，要坚决的排斥"地、富、反、坏、右、黑帮、资本家"（即"黑七类"）分子及子女。因为在他们看来，"黑七类"只配位列"牛鬼蛇神"之流，这些人的子女同样是不可救药的。为迎合斗争发展的需要，他们提出了以"自来红"为基础的一整套理论体系，核心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极端血统论对联。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在著名的《自来红们站起来了！》一文中就豪迈的宣称："我们是顶天立地的革命后代，我们是天生的造反者。""所有的"自来红"，拿出我们大红的革命精神来，和一切资产阶级"权威"以及他们的狗崽子，和大大小小牛鬼蛇神斗到底！"

    血统论红卫兵的观点当然不是在文革中平白无故现身的，细究起来以家庭出身判定个人的政治地位的现象是由来已久的事实。解放以前，成分与出身就已成为判别政治依靠与斗争对象的重要依据，即便人们早已意识到两者的概念并不完全吻合。如果从历史环境解释这种现象的产生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话，那么建国后特别是以三大改造胜利完成为标志的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继续家庭出身的歧视政策就显得毫无道理了。

    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设想，在确立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传统的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整体就已不复存在。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仍会有各种游离的敌对分子存在，但并不构成完整的对立阶级。这就决定了阶级矛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同的特点，换句话说，阶级矛盾已不再是现有制度的主要矛盾。遇罗克在《出身论》中就将人的出身与成分特别区分开来，他精辟的指出"黑七类"子女的成分同样是工人，同样可以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在公有制的条件下"黑七类"可用于剥削他人的资本已经荡然无存，他们同样要依靠自己的劳动来维持生存。尽管有八大的尝试，也有若干闪耀的思想火花，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共领袖并没有从理论的高度认识和把握新制度下变更的社会阶级关系。在1957年9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舍弃中共八大的相关论述而另立新帜："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事实负有主要的责任，另一方面毛泽东对现有阶级斗争的对象有着特殊的认知。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毛泽东内心里将革命后新出现的难以驾驭的官僚阶层视为矛盾斗争的对立面。新的阶级学说既与列宁主义传统相违背，也与他稳健的助手们的观点格格不入。日后一系列剧烈的政治变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的产生，种种匪夷所思的事件，都必须回到毛泽东独特的阶级理论来寻找其思想的根源。

    伴随着日益高涨的政治热情，人们基于既往的习惯无一例外的批判旧社会留续的剥削阶级成员。这种批判往往会累及被批者子女，常此以往一种凭父辈甚至祖父辈的阶级成分就简捷地决定个人生活命运的社会机制得以滋生。新的机制表面上迎合了毛泽东强化阶级斗争的需要，也尽可能的"照顾"到各级官僚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是各方协调的产物。官方没有在正式场合公开身份制度的细节，甚至可能还没有一套统一的实施细则，家庭出身的歧视还是迅速的蔓延开来。在基层，"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学生在上学、就业、入党、参军特别是高考录取等方面都受到或多或少的歧视。类似的情况一直维持到1966年文革的爆发，非但得不到及时的纠正，反倒愈演愈烈，终于与文革狂热相结合有了登峰造极的血统论。关于六十年代中国家庭出身问题的涉及面，遇罗克有如下分析："如果说地富反坏右分子占全国人口的5%，那么他们的子女及其近亲就要比这个数字多好几倍（还不算资本家、历史不清白分子、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更没有算上职员、富裕中农、中农阶级的子女）。""这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一般不能参军，不能做机要工作。因此，具体到个别单位，他们（非红五类）就占了绝对优势。"①大多"黑七类"子女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得过且过，矛盾一时无法化解而在人们的内心里积聚，如遇合适的土壤就随时可能从内部爆发。少有人如遇罗克般洞若观火，奋起于逆境。

    二、 信仰与思考

    遇罗克，1942年生。家庭出身为资本家，在那个年代也便难免成为家庭出身歧视政策的受害者。其人天资聪慧，勤奋博学，两次参加高考，均成绩优异，唯因出身问题而被"择优录取"的高考招生政策所淘汰。以1960年第一次高考为例，当年应届高中毕业生全国仅有20万人，而大学招生人数却高达23万人。品学兼优的学生不被录取，岂非早已内定为"另册"而无法翻身的缘故？高考落榜之后，择业的道路同样颠沛流离，先是与不幸的同伴们一道下乡劳动，随后又多次变换工种。在文革之始，他已是工厂的学徒工了。遇罗克的曲折经历不过是千千万万同一时代"非无产阶级"子女共同面对的残酷现实。颇值得玩味的却是，这一代人的生活究竟是当他们尚在娘胎就命中注定，抑或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必须支付的代价？区别于多数人的消沉，遇罗克不甘现状、自学成材，以一位民间思想家的形象昭示于世，充当了时代的"另类"。

    遇罗克本来就有良好的文学功底，报考理工科大学未果后在乡下坚持自学，此时阅读兴趣全面转向文史哲领域。据他的一位朋友回忆："（遇罗克）夜复一夜地读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哲学笔记》、《反杜林论》、《世界哲学原著选读》丛书等大量马列经典和哲学书籍，还写出了发表在《北京晚报》、《大众电影》上的小说、评论和许多未发表的诗词、散文。这是他还不过二十岁。"②

    遇罗克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的自觉信仰者。关于这点，今天往往为不少思想史的研究者所忽略，所遗忘。笔者深深地质疑那种出于种种目的片面将遇罗克树为文革对立面而忽略其思想本质的研究方法。在僵化的视野里，遇罗克至多只是一个感怀人心的符号，如果不是任人摆布的工具的话。它失去了最重要的一个人的活的灵魂。且不论其夜以继日研读过的众多马列主义著作，翻阅他发表于文革初期向血统论宣战的《出身论》系列文章就显露无疑。遇罗克运用阶级分析法反击血统论者："我们必须用阶级论代替血统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干革命。""如果我们掌握了起码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应该由此证明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封建的东西还有广大的市场，还顽固地盘踞在一些人们的头脑之中。"③遇罗克对黑格尔哲学抱着异乎寻常的热情。甚至在监狱里朋友间的辩论中，有人贬低形式逻辑，他生气地反驳："黑格尔的辩证法不但是正确的，而且是神圣的，无与伦比的。"④唯物辨证法的光辉闪烁在他的每一篇战斗檄文中，化为尖锐无比的精神武器，刺向流行一时的伪马克思主义构筑的理论体系。

    六十年代的人们照例地生活在信息相对闭塞的社会里，然而这并不妨碍人们做出自己对社会的判断。成熟的信仰、丰富的学识，加上特定的个人阅历，一个人就可能迸发出超越历史环境制约的思想力。遇罗克凭借着他惊人的政治洞察力为当今的研究者们提供了一个"先知先觉"的样本。早在1965年12月，姚文元的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粉末登场，国人尚处混沌不解其中味的时候，遇罗克就即刻写出多篇商酌文章，发表在《文汇报》的《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一文旗帜鲜明地反驳姚的文化法西斯主义。其实遇罗克更具想象力的政治预测集中在他保存下来的1966年日记，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一读。遇罗克的超前思考是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的，事实上他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截止1970年3月5日被处以极刑，短短的二十八年岁月，遇罗克只留下了篇篇印上血迹的文字。是的，遇罗克没有选择，他已无法退却。权且让我引用他在狱中最后的日子里的自我总结："他们在理论上是非常混乱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要使人民有一个强大的思想武器，才能战胜他们。而这唯一的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⑤

    三、 先行者的抗争

    几经政治的反复，毛泽东决定破釜沉舟，彻底抛开党政系统，从权力最高层亲自的发动底层民众造反，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开端。关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实目的历来就有争论，按毛自己的话文革就是"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露我们的黑暗面。"不管文革的动机与后果之间是有多么巨大的距离，文革又是带给社会主义中国多么惨痛的损失，文革本身表现为由共产党最高领袖绕过党的组织发动，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名，试图摧毁自己亲手创建的社会主义官僚体制的一次尝试。在这一意义上，文革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文革的目标并非总是那么清晰的，尽管毛泽东极力想把火往"当权派"头上烧去，文革一开始还是继承了以往运动的惯性而专注于对"牛鬼蛇神"的批斗。在火热的社会氛围下，青年人群中潜伏已久的矛盾迅速激化。趾高气昂的血统论红卫兵借机大搞"红色恐怖"，犯下了令人发指的严重罪行。1980年12月10日的《北京日报》报道单在1966年8、9月的"红八月"间的不完全统计，北京被打致死的人就多达1776人。此时文革的指挥者逐渐觉察到了血统论与批判"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之间有难以调和的内在矛盾，在1966年10月考虑开展对血统论观点的批判，冀希望更多的青年人加入造反的行列。

    毛泽东的策略的确发生了效果，不仅大多持中间观点的人迅速转变了原本袖手旁观的态度，就连在文革初颇受打压的"黑七类"子女也感恩戴德，纷纷下定决心"捍卫"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此时的遇罗克却是一个异数，他深知几个月来不寻常事件背后支配的权力关系。血统论经受住官方"批判"的考验，依旧有着广泛的市场，只不过暂时有所收敛罢了。遇罗克没有赶造反派的时髦，而是及时的抓住难得的政治空隙孤独的向人世间的不平等宣战。

    从1966年10月之后的一个时期，各类造反派组织风起云涌。当时群众斗争主要依靠"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所谓"四大"武器，为了完成文革的预定目标，文革指挥者只得暂时容忍群众言论与行动的放开。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人们用文革语言惯例装饰的背后真实地表达了各自的利益关系。《中学文革报》自1967年1月创刊，至4月的封杀，共出版六期。遇罗克每期都发表了文章，可以说是其思想的主打阵地。遇罗克以"北京家庭出身研究小组"的名义在创刊号发表了至今最为著名的《出身论》，全文表达了对为祸人间的血统论的控诉和对社会平等的追求。"在表现面前，所有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的恩赐的团结，不能够只做人家的外围。""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遇罗克喊出了整一代人的不敢说甚至压根就没想到要说的话。《出身论》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其中既有强烈的共鸣也不乏恶意的敌视。很快他又迫不及待地推出系列文章淋漓尽致地驳斥行行色色的血统论与"伪阶级论"者。他知道允许他自由表达的时间并不会长。

    鉴于自身痛苦的经历，遇罗克对出身歧视的感觉较普通人更为敏感。畸形身份制的形成与发展，乃至到文革初法西斯式的血统论，迫使他严肃地反思。当遇罗克看到反动的血统论是批而不倒，不论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都有人为之偏袒，他意识到我国制度层面的深刻矛盾。遇罗克认为："一个新的特权阶级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在稍后发表的《"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一文中，他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讨论到血统论与特权阶层之间的内在联系。在遇罗克看来，"复辟不等于扶持所有的政治僵尸"，在社会主义内部同样可能产生"物质与精神上的特权阶层"。身份歧视是以革命的名义出现的既得利益者维护其不正当权益所采用的惯常手法，血统论无疑是极端发展的一种形式。遇罗克显然已超越了当时流行的晚年毛泽东关于"特权阶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思想的局限。这是因为他的出发点在于维护人最基本的平等权利，摆脱了流行党内斗争的阴影，作为纯粹的社会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给予分析。⑥他通过血统论研究折射的社会特权问题，具有实践的普遍性，是现实社会主义实践客观存在尚无法根本解决的一大弊端。是的，遇罗克的思想并没有局限在他所在的时空，即便在今天，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时代里，他的思想依然值得借鉴。

    遇罗克倒下了，遇罗克为了真理献出自己的生命。
    ① 遇罗克：《出身论》，《中学文革报》创刊号，北京，1967年1月18日

    ② 叶式生：《我所结识的遇罗克》

    ③ 遇罗克：《谈鸿沟》，《中学论坛》创刊号，北京，1967年2月27日

    ④ ⑤张朗朗：《我和遇罗克在狱中》

    ⑥印红标《遇罗克与他思考的时代》有类似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