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最后的十年中，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以日益抬头的军国主义和不断加深的不平衡、不安定为其显著的特征。这两个现象之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联系。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需要考察半个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历史性变化：一个以美国霸权为标志的时期。

    在当前、70年代中期、1870-1913年、包括一战期间等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之间，有某种确定的相似之处。我们把1870-1913年阶段称作全球化的第一阶段――世界经济作为一个不受束缚的独立实体的上升阶段。当前的时期则构成了全球化的第二阶段，不仅包括商品和货币形式的全球化，而且还是执行生产职能的资本的全球化，也即生产过程本身的全球化。

    这个发展有很多的方面，我们最感兴趣的还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的关系，尤其是美国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对于全球化的分析上，第四国际(ICFI)明确的反对那些认为民族国家已经变成不相关的经济个体的说法。

    我们一直在强调，在每个发展阶段上，第二时期全球化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经济和单一民族国家体系之间的矛盾。

    在1991年，我们写道：“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原有的差异正在被抹煞，现代的跨国公司不管它的总部在哪里，都被卷进了一场争夺世界市场统治权的生死攸关的争斗之中。但即使是民族国家客观上失去了经济独立重要性，它为资本家之间不同派系所扮演的争取世界霸权的斗争的手段――政治-军事机器异常的强大起来。这个事实最明显的说明一场新的世界灾难正在加速酝酿之中。”(《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殖民主义》，第四国际委员会宣言第11页)

    世界大战

    总体上说，国际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冲突起源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和世界经济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

    19世纪中叶，新生的资本主义还处于上升期，那时是英国的全盛时期。英国是世界的生产工厂。但随着1871年德国的统一，随着内战结束后美国正在扩张的国内市场的建立，随着19世纪70年代大萧条的到来，意义深远的变化产生了。到19世纪末，美国和德国出现了新的工业和企业的组织形式，新的工业权力登上了历史舞台。德国的崛起意味着对英国在欧洲大陆统治权的挑战，这种情况自从拿破仑战争时就出现过。在大西洋的另一边，美国新的工业组织形式(所指应为“托拉斯”，译者注)的出现和国内巨大市场的开辟已经向世界预示了美国在未来的世界霸权。

    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不断增长的矛盾在一战中彻底爆发出来。英国完全有击败德国的实力，但是巨大的战争耗费使它失去了金融霸主的地位。1914年以后的时期中，一笔巨大的资金从大西洋的一边转移到另一边，英国和法国在美国的投资也被清算用来支付战争支出。仅仅在几年之内，财富的转移不仅抵消了美国以前亏欠欧洲的所有债务，而且使美国一跃而成为债权国。1914年美国海外总投资为25亿美元，1919年就翻了一番多，变成了70亿美元。同一时期内，外国对美的投资从72亿下降为33亿美元。

    在战争的过程中，全球经济权力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有的以伦敦为金融中心、以黄金为基准的全球贸易的体系再也无法维系下去。以英国为金融权力象征的战前经济体系，严重的被削弱了。

    战争的后果之一，就是在威尔逊和他所主张的“十四条”领导下的美国试图建立自己权威之下的欧洲体系。但是美国不得不面对十月革命的挑战。经济上改造欧洲，就必须彻底清扫原来德国和欧洲轴心的力量。然而最后的胜利者，却不是美国，而是布尔什维主义。就这样，美国只得和旧有的欧洲势力在凡尔赛谈判上结成联盟。但是这也意味着欧洲经济生存空间被严重压缩了。

    距离一战开始仅仅13年，在1926-27年，欧洲的生产才刚刚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但是影响不仅发生在欧洲，战争揭示了世界经济主导权已经转移到了美国。此外，美国参战、及重组欧洲的努力证明了美国资产阶级不会仅限于它的巨大的国内市场。资产阶级要进行扩张，美国资本和生产就一定要在全球范围内发展起来。但是在欧洲严格控制的国境线、关税、协议及其他限制上占领那里的市场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导致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大萧条的矛盾状态。

    30年代，值得注意的是托洛茨基关于资本主义矛盾的分析，他指出未来的发展过程――资本主义必然以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作为崩溃的结局。

    他写道：“美国代表着最完美的资本主义发展形式。在国内市场和寻求无限的新市场上，美国对于欧洲而言，无可置疑的取得了经济、技术上的垄断地位。但是它对于世界战争的干涉却清楚的表明它的国内市场的平衡已经被破坏掉了。战争给美国经济结构带来的变化已经使美国进入了世界竞技舞台，这也是美国资本主义生死攸关的一个问题。现在有充足的证据表明，美国进入世界市场对于美国经济必将产生戏剧性的变化。

    “劳动生产力的规律(应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对于美国和欧洲的相互关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通俗的讲，对于美国未来在世界上的位置具有决定性作用。美国人在劳动生产力的规律上最高的组织形式是流水线，标准的大规模生产。就像阿基米德要翘起地球的支点被找到了一样，这种生产形式呼唤出了巨大的生产力。但是古老的星球不甘于被如此翘起，每一个国家都用高关税和武装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市场。欧洲根本不买美国的货物，相反还大规模扩充军备。而被饿惨了的日本牢牢的控制着本国市场。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技术突然发现，在远远落后的生产力所设置的障碍面前，自己是如此的软弱无力。劳动生产力的规律似乎失去了它的效力。

    “但仅仅在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必然发挥作用，迟早，美国资本主义都要打开全世界的市场。但是通过什么方式呢？通过一切可以采用的方式。很高的劳动生产率意味着很高的破坏力效率。是我在危言耸听吗？起码不是，我不是在讲天书，我只是试图分析世界形势，并从经济结构规律上得出结论。”(托洛茨基，《民族独立运动和经济生命》，1933-34，第161-162页)

    美国资本主义召唤出来的高度发达的劳动生产力不仅将美国拉入战争之中，同时也保证它取得战争的胜利。在二战胜利的基础上，美国建立了全球新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在这个结构基础上，资本主义体系得到了整体上的较快发展。

    布雷顿森林体系

    考虑战后的秩序――由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决定的金融和货币机制，有两点必须着重指出。第一，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在美国霸权下建立的、并且使美国收益很大，但它仍是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重组，不得不考虑了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的需要。这不是一个简单“零和”的游戏，使美国从其他国家的损失中受益。更准确的说，一系列经济和政治机制建立起来，保证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而进行扩张。有一句时髦的话可以用在这里：这是一个“双赢”的格局。

    当然，在最后的分析中，这不能归结于利他主义或美国战略家的远见卓识，这个双赢的格局意味着世界范围生产线的建立，也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劳动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它保证了作为资本积累基础的剩余价值被无产者源源不断的生产出来。

    最重要的是，美国的垄断资产阶级意识到美国的生产体系需要建立在全球范围内，首先就是在欧洲建立新的经济政治环境。可供选择的就是世界重新陷入20年代和30年代的情形，这样统治阶级不至于触发社会主义革命。

    战后经济秩序的第二个主要特点是对金融资本(主要是对短期投机资本)的强烈限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计者认识到，国际贸易必须重塑框架。曾经在20年代普遍发生的高关税壁垒和通货膨胀，必须去处掉。但是战后体系决不会恢复1914年以前的时代。事实上，形成鲜明对比，金融资本的运动被严格限制，以免在流通上引起汇率的不稳定，这势必引起关税壁垒和其他限制，否则本国的经济秩序就会被破坏掉。

    我想强调以上两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重要特征，因为这个体系的崩溃就是建立在这两个特征之上的。

    战后秩序的崩溃

    战后秩序的崩溃原因是客观的经济发展趋势、美国的经济政策和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权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固定汇率的体系的变化过程中，欧洲美元市场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1958年，为防止汇率的无法控制，英国对资本流动强加种种限制。但是英国银行非常希望继续维持世界金融市场的地位，千方百计的利用它们美元的结余进行国际借贷。60年代后期，当美国政府也想对资本进行限制的时候，美国人发现吸收欧洲资本对于稳定金融利率是非常有用的。

    布雷顿森林体系自身的矛盾导致它最后破产。它以促进资本主义世界增长为主要目的，就必须建立在国际流通增长的基础上，主要以美元的形式。但是美元数量的不断增多意味着金本位必然被破坏。当从美国国内的美元流出增加时，这成为60年代问题的萌芽，也是巨额军费支出和美国投资于迅速发展的欧洲经济的必然结果。美国希望限制资本流动以维持美元对金的比率。但结果却刺激了欧洲美元市场的增长。

    这个摆脱了政府监管的资本市场的兴起，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者们所警告过的后果：通货的不稳定。1967年英镑面临压力，随之而来的是1968年美元面临压力。然而危机在持续。美国不仅经历了一次支付账户赤字，到60年代末它的贸易收支也变成赤字。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框架内，解决日益发展的危机的唯一办法是美国减少在海外的开支(主要是军事开支)，制造国内衰退以削减进口，扩大出口。换句话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继续将意味着削弱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这是美国所不愿做的。此外，制造国内衰退将引起工人阶级的不满，而当时越南战争已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政治危机。

    最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体现了世界经济日益增长的国际化。它是在日益发展的国际资本市场和全球范围内的货币资本流动的压力下倒台的，而这些都不受民族国家政府(包括美国)的控制。

    归根结底，用最近的一项研究的话说：“无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系统瓦解肯定是要发生的。它需要过多的国家政策来协调。各国越来越专注于国内经济的增长，而与此同时技术力量使得经济增长需要商品和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危机可看作是国家经济管制与国际化逻辑的冲突的详细生动的实例。在1971年的情况下，很明显是美国的政策直接导致了体系的瓦解。”(Harold James，布雷顿森林之后的国际货币合作， p207 )

    “(美国财长John) Connaly告诉欧洲人，美国的地位就是：”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麻烦。‘在一个美国人听来，这就是说’外国人不能敲诈我们。我们的工作就是先敲诈他们。‘“(同上，p210)

    “一个次于内阁级别，通常称为(Volcker Group )的政府团体，代表财政部、经济咨询委员会、国务院、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提交了一份名为‘国际货币事务中的基本选择’的文章。文章最后总结了过去的情况说道‘用于填补赤字的可用资金使我们能够支付巨大的海外军事花费和承担其他外交义务，保持了国内经济政策的充分弹性。’但是它又补充道，该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把外交政策从金融体系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为了一个特别的货币体系而调整外交政策，这是不合适的。后来，Volcker 从90年代的观点总结道‘约翰逊和尼克松总统当然不愿意听到他们的选择被美元的弱点所限。’由于这种约束，美国无法充分调整它的政策以适应国际货币体系的需要。”(同上，pp.210-211)

    在美国国内，人们认为保持，甚至可能提升美国地位的办法就是放弃对资本的控制，并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引进自由市场原则。这一论点的推理基础是：金融市场将仍以美元为基础，而其他参与者都想拥有美元。美国的优势在于美元将起到世界货币的作用。

    在战后秩序下，政治力量被用于管理全球经济，尤其是金融市场。但随着战后的稳定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新的矛盾产生了。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国际金融的发展，需要金融资本更大的运动自由――这和旧的政权间产生了冲突。在新形势下，美国意识到只有抛弃旧秩序，才能相对于它的竞争对手保持经济优势地位。

    这意味着破坏(即便不是全面摧毁)维持战后平衡的几大支柱的其中之一。正如我们所说，美国按照自己的利益建立了战后的秩序，然而同时也提升了其他资本主义大国的地位。现在美国为了在其竞争对手面前提升自己的利益，又拆毁了战后货币体系。

    一旦固定汇率制度被取消，金融资本这个精灵就从瓶子里跑了出来。对资本流动的控制无法维持下去，执行国家经济计划而不考虑金融市场，变得越来越困难。最后一个试图这样做的政府是80年代初法国的密特朗政府。在随后发生的金融危机面前，它被迫放弃了这种尝试。

    布雷顿森林体系

    考虑战后的秩序――由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决定的金融和货币机制，有两点必须着重指出。第一，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在美国霸权下建立的、并且使美国收益很大，但它仍是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重组，不得不考虑了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的需要。这不是一个简单“零和”的游戏，使美国从其他国家的损失中受益。更准确的说，一系列经济和政治机制建立起来，保证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而进行扩张。有一句时髦的话可以用在这里：这是一个“双赢”的格局。

    当然，在最后的分析中，这不能归结于利他主义或美国战略家的远见卓识，这个双赢的格局意味着世界范围生产线的建立，也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劳动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它保证了作为资本积累基础的剩余价值被无产者源源不断的生产出来。

    最重要的是，美国的垄断资产阶级意识到美国的生产体系需要建立在全球范围内，首先就是在欧洲建立新的经济政治环境。可供选择的就是世界重新陷入20年代和30年代的情形，这样统治阶级不至于触发社会主义革命。

    战后经济秩序的第二个主要特点是对金融资本(主要是对短期投机资本)的强烈限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计者认识到，国际贸易必须重塑框架。曾经在20年代普遍发生的高关税壁垒和通货膨胀，必须去处掉。但是战后体系决不会恢复1914年以前的时代。事实上，形成鲜明对比，金融资本的运动被严格限制，以免在流通上引起汇率的不稳定，这势必引起关税壁垒和其他限制，否则本国的经济秩序就会被破坏掉。

    我想强调以上两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重要特征，因为这个体系的崩溃就是建立在这两个特征之上的。

    战后秩序的崩溃

    战后秩序的崩溃原因是客观的经济发展趋势、美国的经济政策和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权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固定汇率的体系的变化过程中，欧洲美元市场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1958年，为防止汇率的无法控制，英国对资本流动强加种种限制。但是英国银行非常希望继续维持世界金融市场的地位，千方百计的利用它们美元的结余进行国际借贷。60年代后期，当美国政府也想对资本进行限制的时候，美国人发现吸收欧洲资本对于稳定金融利率是非常有用的。

    布雷顿森林体系自身的矛盾导致它最后破产。它以促进资本主义世界增长为主要目的，就必须建立在国际流通增长的基础上，主要以美元的形式。但是美元数量的不断增多意味着金本位必然被破坏。当从美国国内的美元流出增加时，这成为60年代问题的萌芽，也是巨额军费支出和美国投资于迅速发展的欧洲经济的必然结果。美国希望限制资本流动以维持美元对金的比率。但结果却刺激了欧洲美元市场的增长。

    这个摆脱了政府监管的资本市场的兴起，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者们所警告过的后果：通货的不稳定。1967年英镑面临压力，随之而来的是1968年美元面临压力。然而危机在持续。美国不仅经历了一次支付账户赤字，到60年代末它的贸易收支也变成赤字。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框架内，解决日益发展的危机的唯一办法是美国减少在海外的开支(主要是军事开支)，制造国内衰退以削减进口，扩大出口。换句话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继续将意味着削弱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这是美国所不愿做的。此外，制造国内衰退将引起工人阶级的不满，而当时越南战争已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政治危机。

    最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体现了世界经济日益增长的国际化。它是在日益发展的国际资本市场和全球范围内的货币资本流动的压力下倒台的，而这些都不受民族国家政府(包括美国)的控制。

    归根结底，用最近的一项研究的话说：“无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系统瓦解肯定是要发生的。它需要过多的国家政策来协调。各国越来越专注于国内经济的增长，而与此同时技术力量使得经济增长需要商品和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危机可看作是国家经济管制与国际化逻辑的冲突的详细生动的实例。在1971年的情况下，很明显是美国的政策直接导致了体系的瓦解。”(Harold James，布雷顿森林之后的国际货币合作， p207 )

    “(美国财长John) Connaly告诉欧洲人，美国的地位就是：”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麻烦。‘在一个美国人听来，这就是说’外国人不能敲诈我们。我们的工作就是先敲诈他们。‘“(同上，p210)

    “一个次于内阁级别，通常称为(Volcker Group )的政府团体，代表财政部、经济咨询委员会、国务院、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提交了一份名为‘国际货币事务中的基本选择’的文章。文章最后总结了过去的情况说道‘用于填补赤字的可用资金使我们能够支付巨大的海外军事花费和承担其他外交义务，保持了国内经济政策的充分弹性。’但是它又补充道，该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把外交政策从金融体系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为了一个特别的货币体系而调整外交政策，这是不合适的。后来，Volcker 从90年代的观点总结道‘约翰逊和尼克松总统当然不愿意听到他们的选择被美元的弱点所限。’由于这种约束，美国无法充分调整它的政策以适应国际货币体系的需要。”(同上，pp.210-211)

    在美国国内，人们认为保持，甚至可能提升美国地位的办法就是放弃对资本的控制，并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引进自由市场原则。这一论点的推理基础是：金融市场将仍以美元为基础，而其他参与者都想拥有美元。美国的优势在于美元将起到世界货币的作用。

    在战后秩序下，政治力量被用于管理全球经济，尤其是金融市场。但随着战后的稳定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新的矛盾产生了。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国际金融的发展，需要金融资本更大的运动自由――这和旧的政权间产生了冲突。在新形势下，美国意识到只有抛弃旧秩序，才能相对于它的竞争对手保持经济优势地位。

    这意味着破坏(即便不是全面摧毁)维持战后平衡的几大支柱的其中之一。正如我们所说，美国按照自己的利益建立了战后的秩序，然而同时也提升了其他资本主义大国的地位。现在美国为了在其竞争对手面前提升自己的利益，又拆毁了战后货币体系。

    一旦固定汇率制度被取消，金融资本这个精灵就从瓶子里跑了出来。对资本流动的控制无法维持下去，执行国家经济计划而不考虑金融市场，变得越来越困难。最后一个试图这样做的政府是80年代初法国的密特朗政府。在随后发生的金融危机面前，它被迫放弃了这种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