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代的要求 历史的机遇

最近，正当世纪之交，中央高瞻远瞩地提出要不失时机地实施“走出去”的战略，要求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是中央面对当前国内外新形势，并在总结二十年来改革开放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扩大开放的战略决策。贯彻执行这一决策，是我们在参与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的必由之路，对于我们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在更广阔空间里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发展动力和后劲，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 当前，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经济全球化逐渐加快，各国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彼此相互促进，互补互利，大大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走出去”，就是我们顺应潮流而采取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世界贸易组织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要求的产物，又是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的重要国际组织。我国参加世贸组织已为期不远。这为我们“走出去”，进一步发展对外经贸关系，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机遇。如实地说，无论是面对经济全球化，还是参加世贸组织，对我们来讲，都是利弊互见，有利有弊。但只要我们在实施“走出去”的战略中，采取正确的政策，我们就一定能趋利避害，做到利大于弊。再从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看，总的说已渐趋复苏，全球通货紧缩状况已有所改善；一些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程度不同地都在增长；东南亚一些国家经济，在经历了严重金融危机之后，现已开始恢复。尽管随着经济的日益全球化，世界经济中的不稳定因素在增加，加上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扩张，这些都会给“走出去”带来一定难度和风险，对此我们应有清醒认识。但纵观全局，世界经济形势对我们“走出去”仍然是有利的。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外开放突飞猛进，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要看到，由于条件的限制，过去的对外开放，我们是以引进为主。由于引进了大量资金、先进技术、人才和科学管理经验，弥补了我国资金不足，增强了经济实力，提高了科技和管理水平。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不仅增强了我国经济和科技实力，为“走出去”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也要求我们主动地走出国门，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我国素称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这是从总量说的，如按人均计算则很有限；国内市场潜力虽大，但比起国际市场来就显得小多了。因此，有必要走出去，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今天，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争夺市场的竞争十分激烈，他们到处伸手，抢占地盘。对此，我们不能无动于衷。为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考虑，更为将来中国长远发展考虑，我们都必须及时主动地“走出去”参与竞争，为中国在国际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这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走出去”，不是可以忽视引进来。“走出去”和“引进来”是对外开放的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没有过去的引进来，就没有今天的“走出去”。今后我们仍然要继续引进，在较长时期内，我们的技术进步仍然要靠引进。今天“走出去”，有利于更有效地引进来。走出去，既不能迟疑不决，又不能一哄而起，盲目上马。如同过去引进来一样，“走出去”要循序渐进，逐步发展。思想要积极，行动要稳妥。要注意经济效益，防止资产流失。要抓紧制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整体规划和政策措施。过去“引进来”，大大促进了中国面貌的改变。今天“走出去”，必将更大地改变中国的面貌，增强综合国力，更快地把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之中。这是时代的要求，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的命脉所在。 二、实行多元化方针，加强管理

“走出去”，我们面对的是既丰富多彩、又复杂多变的世界，我们要作多手准备，全面思考，因此，必须实行多元化方针，而不能单打一。“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任务艰巨，工作繁重，这也要求我们实行多元化方针，以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克服困难，打到国际上去。 一、投资市场要多元化。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其实质是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走出去”到国外投资，有利于加速这一进程。对我们来说，既要开拓欧美日一些发达国家的市场，又要开拓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独联体”等国家的市场。它们的经济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我们的投资走向。从发达国家看，美国经济继续增长，欧洲经济略有改善，日本经济开始复苏。由于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存在差距，产品竞争力不强，在同发达国家的市场竞争中，我们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困难较多。面对这种严峻的竞争环境，我们要知难而进，变压力为动力，通过深化改革，调整经济结构，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敢于同他们竞争，而不能退却。从发展中国家看，亚洲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较为迅速，特别是韩国、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受金融危机冲击最大的国家，经济恢复之快，出人意料。其他国家经济出现稳定或复苏的初步迹象，有的国家经济增长较为缓慢或正在扭转经济下滑局面。到发展中国家投资，相对地说对我们比较有利。这些国家资源较为丰富，市场较为广阔，而技术则相对落后。我们的技术对这些国家较为适用。在这里投资，开展加工贸易，可带动我国技术、设备和产品出口。总的看，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对我们的对外投资较为有利。虽然，不同国家情况有所不同，我们的对策也不能一样，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抓住机遇，积极对待，不可坐失时机。 二、投资领域要多元化。“走出去”海阔天空，为我们提供了国内难以比拟的投资机遇。我们要根据国际市场需要，并从我国实际出发，发展具有我国比较优势和潜力的产业和部门。我们要投资发展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新兴产业，这是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是我们对外投资的一个重点。但也要重视发展我国具有优势的传统产业，其中包括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传统产业。重要的是，我们要用先进技术对这些传统产业进行改造，使之焕发活力，更加发展壮大。我们要投资发展农业、制造业和各种服务业，把发展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结合起来。其中发展国际性金融证券业，有利于我国在境外筹集资金。在境外，我们既要投资建立资金雄厚、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集团，也要发展高科技型的中小型企业。有实力的优势企业，不仅可以到海外投资建厂，还可通过合资、合作、控股参股、收购兼并、技术转让、加盟店等各种形式走出去；有的还可在境外建立科研开发机构、承包建筑工程、组织劳务输出等等。 三、投资主体要多元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不仅适用于对内发展，也适用于对外发展。就是说，“走出去”，发展对外经济，不仅要发挥作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和起着主导作用的国有经济的作用，而且要发挥非公有制经济的作用。目前，尽管我们要逐步减少一般竞争性产业中的国有企业数量，但对于战略性竞争性产业，国有企业仍将在国际竞争中发挥十分重要作用，这对于提高我国经济整体国际竞争力水平有着重要意义。在非国有制经济中，各种形式的公有制经济，以及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在对外投资和其他对外经贸关系中，都要充分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它们既要加强管理，又要一视同仁。当我们“走出去”，把我国市场经济汇入世界市场经济之中时，我们要更加重视非公有制经济的作用，使之成为我们在海外投资的一支“生力军”。 “走出去”，是全国人民的大事，是全国各地、各部门和各个企业都要贯彻执行的战略决策。由于情况不同，条件各异，在如何走出去的问题上，各地、各部门和各企业不能强求一致，应区别对待。具备条件的地区、部门和企业，要先走一步，努力探索，总结经验。经济特区和浦东新区，过去在引进工作中发挥了先锋带头作用，今后，要在“走出去”中，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为全国提供新经验。 “走出去”，我们面临着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也面临着充满风险的国际环境。这就必须加强管理，严格要求，否则，就难以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再说，当前，我国许多领域普遍存在的管理松懈、纪律松驰、制度形同虚设等现象，在境外经济工作中同样存在，有的可能更为严重，这就更加要求我们加强管理和监督，有的还要进行整顿。我们要切实改善和加强对境外企业的科学管理，建立一套现代企业制度，以适应国际市场经济的要求。在分配制度方面，要研究如何把境外企业工作人员的经营绩效与人个利益挂钩，既要有激励机制，又要有约束机制。海外企业的经营管理，要遵循国际惯例，尊重所在国法律，要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了解当地的国情、民情和市场特点，切忌生搬硬套国内企业管理模式。国际市场瞬息万变，许多事情要当机立断，要给派出人员必要经营自主权，不可失之过严，以免贻误商机。要加强对派出人员的管理和教育，这是管理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三、增强综合国力，提高经济国际竞争力

“走出去”，要有依靠，要有支撑。千方百计地增强综合国力，是我们“走出去”最重要的依靠，最有力的支撑。为此，必须大力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这是当前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迫切要求，也是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的根本性措施。为促进经济结构改革，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其中心环节是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改革。与此相联系，为适应“走出去”的需要，还要着重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发展高技术产业，从根本上增强综合国力。当今国际经济竞争的核心，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高技术产业化。我们既要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企业，又要大力向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进军，努力掌握核心技术，占领技术制高点。这对于我们贯彻“走出去”战略有重要意义。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已涌现了一批包括电子信息产业和通信产业在内的高科技产业，高新技术产品产值逐年增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产品获得突破性进展，高新技术产业已开始进入与世界科技同步发展的阶段。这显示高技术产业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的重要增长点。但应看到，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足2%，高新技术基本上还处于生产应用阶段，属于自主开发型的企业还不太多，国产化水平还较低，有些新兴产业如生物工程和材料等还处于萌芽状态，需要进一步开发和培育。面对当前“走出去”的新形势，我们应加强技术创新，大力发展高技术，努力实现高科技的产业化。这里一个重要问题是，要把引进国外技术和自主技术创新更好地结合起来。过去我们还不具备独立发展高技术产业的条件，主要靠引进，这是必要的。但我们不能以此为满足，要更加重视自主的技术创新，重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产品的开发和生产，发展有竞争力、有后劲、有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世界最先进的科技水平，才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真正站得住脚。我们要利用“走出去”的有利时机，推进高技术产业国际化，在高科技产业的管理体制、企业运行机制、产品质量体系、投资环境及市场网络等方面，加快与世界经济接轨。高科技产业是高投资、高风险的产业，我们还要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建立筹融资多元化的风险投资机制。总之，增强综合国力，首先要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这是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最重要的物质技术保证。 二、建立确具实力的跨国公司，跻身经济强国行列。跨国公司作为生产国际化和世界科技高度发展的产物，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是否拥有确具实力的跨国公司，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标志。近年来，许多世界著名跨国公司纷纷来华投资，这是外商投资中出现的一种新趋势。虽然它以占领市场为目标的投资战略，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有矛盾，但它也给我们带来了一般外资企业所不具备的雄厚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有利于我国更多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与合作。问题是，今天为了“走出去”，我们不能仅仅限于吸引人家来华投资，而要建立和发展自己确具实力的大型跨国公司，这是我们跻身世界经济强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战略措施，是充分利用国内外市场和全球资源、优化产业结构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我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途径。纵览世界跨国公司发展史，都少不了政府的支持，我国也不能例外。政府要在重视发展中小企业的同时，把扶植和发展跨国公司列入国家发展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一批确具实力的大型跨国公司。要鼓励和引导具备条件的各类企业向跨国公司发展，要给它们以必要的投融资权，制定一套鼓励境外投资的政策，鼓励它们并购国内外企业，收购或控股与外国跨国公司合资的企业。还可与国外企业合作，利用他们的资金，借鉴他们的经验来发展跨国公司。象我们这样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一批确具实力的大型跨国公司，是难以“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的。 三、培育中国国际名牌，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名牌产品，特别是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名牌产品，是国之魂宝。它往往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一个重要标志。有些名牌产品更是突出地反映这个国家的最新科技成果和优秀传统文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对市场竞争漠不关心，企业盈利与否与己无关，所以谈不上去创造名牌产品。市场经济则不同。激烈的竞争驱使企业必须关注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对利润的追逐，促使企业不断改善经营管理，注意经济效益。名牌产品以其高优的质量，大大高于同类产品的丰厚盈利，以及其在消费者中所享有的声誉，必然会成为企业刻意追求的目标。名牌是产品质量高、工艺精、信誉好的市场表现，追求名牌意味着占领市场。“走出去”，我们面对的是强手如林、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我们靠什么去与人家竞争，说到底，是靠我们的产品，靠我们产品质量，靠我们的产品能否不断地创新，以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这样的产品就是为世界上广大消费者所欢迎的国际名牌产品，只有这样的产品才具有国际竞争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有一些产品享誉世界，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但这样的产品毕竟太少了，寥若晨星，这与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古国和经济大国是极不相称的。我国综合国力在世界上所以居于落后地位，缺乏国际名牌产品，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今后，要“走出去”，必须改变这种状况，从各个方面入手，特别是要从发展高科技入手，增大产品的高科技含量，努力提高产品质量，使更多的中国国际名牌产品享誉全世界。 四、培养高素质人才，适应经济全球化需要

“走出去”，要投身到风云激荡、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中去。这里，有经济竞争，科技竞争，品牌竞争以及其他错综复杂的竞争。所有这些竞争的成败，最终都取决于人才的竞争。经济的发展靠人才去推动，科技的创新靠人才去追求，品牌的创造靠人才去实现。谁拥有人才，谁就能在竞争中取胜。可以说，人才，特别是高素质的创新人才，是最可宝贵的资源。包括自然资源、资本资源和信息资源在内的其他资源，只有在人力资源的使用下，才能被赋与活力，才能创造财富。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所以能取得辉煌业绩，靠的是我们在各条战线上都拥有一大批各式各样的优秀人才。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我们最缺乏的也正是人才。当前，面临“走出去”的新局面，我们最迫切需要的同样是人才。缺乏所需要的人才，“走出去”将寸步难行。 一九九九年，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与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对话会上，江泽民同志提出，我们要培养出一批“具有‘国际头脑’和全球化经营战略的企业家”。这为我们“走出去”所需要的人才指明了方向。一、这样的企业家，要熟悉并尊重国际经济交往中的国际通行规划即国际惯例。国际惯例，是被国际上多数国家和地区所接受的习惯做法，它虽不成文，却具有法律约束力；有的已纳入相关国际协定和国际法。走出去，无论是对外投资，还是发展对外贸易，或进行其他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都要求我们按照国际惯例办事，这是贯彻全球化经营战略的重要一环。过去由于长期闭关锁国，使我们对国际通行规则不太了解，今后一定要补上这一课。二、这样的企业家，除了要熟练掌握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结算、国际转让、国际商法等涉外专业外，还要有丰富的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包括当代国际经贸关系知识、高新技术知识、现代管理知识，以及外语等等。就是说，要求一专多能，有重点地全面发展，破除“凭一技之长，端一辈子饭碗”的传统观念。“走出去”，既要有专门从事研究的科学技术人才，又要有善于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经营管理人才，更要有两者兼备的人才，以适应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三、这样的企业家，事业心要强，要有开拓精神，有独立工作能力，要敢于承当风险。“走出去”，是一项崭新的事业，许多事情我们还不太熟悉，需要我们虚心学习，大胆探索。要善于与各国对手打交道，既要坚持原则，方式又要灵活。鉴于世界经济形势瞬息万变，科学技术不断创新，在所需人才应具备的各种品质中，要强调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创新人才，尤其是中青年创新人才，这是对高素质人才的最大要求。 必须下大决心，采取各种有效形式来培养适应“走出去”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强调我们要学会两种本领，即不仅要学会从事国内建设的本领，而且要学会发展对外关系的本领。对此，不仅教育部门要有计划地更多地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其他相关部门也要重视培养工作；不仅在国内培养，也可派人出去培养，也可在国外建立研究机构就地培养；不仅自己培养，也可与外国合作培养，境外的中国企业还可就地延聘外国人才；培养工作不仅要重视业务的掌握，更要重视思想品质的提高。实践证明，培养人才，特别是培养具有“国际头脑”并能从事国际经营的创新人才，要有一套能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能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的机制和制度。要允许人才流动，完善人才市场，要让人才在竞争中成长。培养人才需要投资。到境外投资更需要投资培养外向型人才。如果我们在培养人才上能多投点资，那么对外投资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意味着我国改革开放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重要的历史转折，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敢于面对世界经济舞台的勇气、信心和力量。同时，我们也深刻地认识到，“走出去”将要面临严峻的挑战。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两句谚语形象地显示了中华民族敢于战胜艰险、敢于胜利的伟大气慨。当前，在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时刻，我们特别需要发扬这一传统美德，让中国能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欣逢建国50周年和改革开放20周年之际，中国民企在历经了千山万水、千辛万苦、千刀万剐、千锤百炼之后，总算熬来了自己的“春天”。党的“十五大”为民企平了反、正了名，并发给了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身份证”。九届二次会议对《宪法》进行了修正，给民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予以充分的肯定。如今，比较地说，民企正处于“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的最佳时节。

但也要看到，民企除自身因历史的和现实的种种因素影响而形成诸多痼疾外，在现实社会里，仍存在如旧的观念、体制、制度、习惯等传统势力，阻碍着民企的发展，有时这些势力还可能呼风唤雨，企图有朝一日，再把民企打进“冷宫”。

我由衷地祝愿民企：你们的命运至今仍一半掌握在自己手里，一半掌握在别人手里，所以，在未来的征途中，要一路走好，小心谨慎，多多保重!

为此，我大胆地提出以下几种民企眼下易犯的并应注意克服的毛病，简称“六忌”或“六大忌”，供民企多多思考。

“一忌”：坠入多元化的陷阱

早在这个世纪的初期，西方经济学中确有一个“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观点。这个观点在那时可能是适用的，因为那时还处于市场经济的自由放任时期，生产力不太发达，与此相适应的商品供应也不够充分，从总体上看，还处于卖方市场态势。当时，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的多元化，是企业迅速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经济效益、增强竞争实力、逃避和分散风险等重要的途径和策略。具体到我国，直到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还有不少民企因奉行多元化而走红，人气两旺，兴旺发达。因为那时我国经济正处在短缺状态之中，卖方市场竞争乏力，技术和服务水平都比较落后，洋货进来的不多，消费者的要求也不高。对这些企业来讲，不是自己熟习和擅长什么就干什么，而是不管干什么几乎都能赚钱，甚至大赚钱。如有的本来搞小本生意的工业，在这种千载难逢的暴利诱惑下，进而在搞宾馆、酒楼、旅游、房地产，甚至跨越几十个、上百个行业，什么都想搞。类似这样的民企很多，横店是个很好的典型。正因为如此，所以生产和经营多元化，自然成为当时众多民企所追逐的“时尚”。 可是，市场是在发展变化的，当市场的商品供应因生产力发展而逐步丰盛起来甚至过剩之后，市场态势已随之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时，民企仍坚持多元化，就不太合乎时宜了，除少数企业外，就多数企业而言，利少弊多，甚至有百弊而无一利了。

其一，多元化将会使民企的生产和经营时时处处会碰到人、财、物供应不足的困难。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既定的情况下，任何一种企业在进行任何一种产品的生产和经营时，都必须有一个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最低限度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的投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投入会越来越多。从趋势上看，大都会经常感到人、财、物供应不足的困难，特别是资金。当企业因多元化而使投入过多并引起资金不足甚至严重匮乏时，自然会使企业人为地陷入困境。每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企业唯一的解救办法就是举债。有的企业不仅举内债，而且举外债。举债这对经营不善特别对民企来讲是相当困难的，这不仅是因为原来困难的民企信用度不高，而且又无足够的财产担保等，由此往往使之处于告贷无门的境地。同时，举债是要按期还本付息的，如果企业因举债过多、过重或其他原因不能按期还本付息，必然会使企业雪上加霜。更重要的即使在正常情况下，利息最终是要打入产品成本的，成本升高，利润下降，积累减少，收入萎缩，后劲不足，竞争乏力，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也有可能导致企业的衰败甚至破产和倒闭。这种现象在现在生活中几乎俯拾皆是，如山东的巨人集团、三珠集团、沈阳飞龙等，都是这样垮下来的。 其二，多元化会使民企博而不专，很难集中精力创造出具有竞争力的、过硬的名牌产品来。任何人的智力和精力都是有限的，企业也是这样。俗话说：“业精于专，而毁于随”；“多则迷，迷则乱”。对于任何一个企业特别是民企来讲，如果把有限或极为有限的精力、智力、时间集中办一件事，往往事半功倍；否则，随心所欲，四面出击，八方应付，力不从心，结果事倍功半，甚至全盘皆输。在这点上，一些西方企业已经走了不少弯路，所以他们十分强调专业化发展。例如，奔驰前任总裁曾想让奔驰公司变成一个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为此他收购一个军火企业、一个航空企业、一个电子企业等(当然这都是高科技企业)。结果怎样呢?家家亏损，只有老本行汽车业赚钱。以盈补亏，留利不多，日子难过。后来原总裁引咎辞退，新总裁上台，算了一笔账，1999年，整个集团亏损76亿马克。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新总裁痛下决心，把航空、电子、高速铁路等公司全部卖掉，只保留自己的强项――汽车业。之后，奔驰很快东山再起，接着收购了美国的克莱斯勒公司。现在奔驰公司已成为全球汽车行业中的“老二”。在国内，格兰仕是搞专业化的，由于产品物美价廉，占有国内微波炉市场的60―70%份额。远大人在总结自己成功经验时深有体会地说：“创造型企业成功的一个基本要素是使企业所拥有的各种有效资源实现最佳结合。企业的资源是有限的，而这种有限的资源是在发展过程中持久、连续积累起来的，来之不易，我们必须把它们集中起来，进行有效使用，所以我们始终坚持走专业化发展道路。”格力老板朱江洪坦诚地对我说：“我们一心搞空调，其他我们搞不过人家，搞也等于‘以卵击石’。但搞空调他们不如我们，因为这是我们的强项，有几十年经验积累，有久经锻炼的人才和丰富的资源。”这些事例，提醒我们所有的民营企业家注意：你们的企业在国内外的同行中，处于什么地位?如果不是名牌，不能成为一流或二流产品，那你就准备失败，准备下台、准备自食苦果。

其三，多元化已经不能适应工业经济时代企业利润平均化、收益递减和微利化的要求。一部厚厚的经济史告诉我们，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由此而引发的竞争加剧，资本和资源的快速和合理流动，利润逐步趋于平均化，企业进入一个新的即收益递减和微利化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只有那些产品有市场，而且市场占有率较高的企业，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平均利润，或超过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否则，即使你创造了利润，也大都流入他人的腰包。平均利润率，是一把“双刃剑”：既成全强者，又淘汰弱者。当我们认真地审视一下我国民企发展情况时，不难发现，其中大多数都是在改革开放之初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正是那个时代逐步在企业家的头脑里形成一种观念：胆大赚大钱，胆小赚小钱，没有胆不赚钱。俗话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企业既然有暴利可图，它们就不会安下心来，苦心经营，并在改革技术、加强管理、提高效率等方面狠下功夫，而只是一味地重视横向扩张，搞多元化，粗放经营。如今，经济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全社会在生产力普遍发展的基础上告别了短缺经济，市场制度、体制和规则逐步完善起来，因此，工业经济时代的收益递减规律，利润平均化规律已经在买方市场下发挥作用，并随之而来的竞争加剧、价格下降，使众多企业也不得不步入微利时代。价格大战、恶战正是这个时代的反映。在这个时代，任何一个企业要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在众多的产品比较中，实现优势产品的定位，集中精力，进行专业化经营，然后在技术创新、服务创新、营销创新等方面狠下功夫，大力提高效益和效率，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如其不然，我行我素，必遭淘汰。 其四，只有专业化，才能在强手如林的世界竞争格局中立于不败之地。当代，在世界经济趋于一体化的情况下，竞争的对手，大都是来自国内外以名牌产品为后盾的庞大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我们要在硬碰硬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只有集中优势“兵力”，其中包括科技、资本、资源、人才之优势，不断地实现技术和产品创新，去争取有限的市场，进而战胜一些竞争对手。所以，今后企业生产和经营的多元化从总体上说已经不适应当今和以后企业发展的要求。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企业的大小是相对的，如果有的企业在人、财、物等方面已经聚积到相当的规模，并具有一定的扩张能力、实力和潜力，可以考虑首先向与自己相关的实属自己的边缘产业包括自己上下游的产业或企业渗透和发展。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来可以使自己的部分设备得以充分利用，有利于发挥技术的潜力；二来可能使自身的品牌得到延伸，进一步扩展自己的名牌效应；三来可以最有效地利用已建立的销售网络及其人力、物力和财力，节省销售成本，提高盈利。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叫做多元化，而只能叫做在原专业化的基础上的延伸或扩张。这是符合产业发展自然规律的，因而是合理的。 “二忌”：盲目无度地搞资本扩张

在相当多的民企中，企业的衰落、倒闭和老总的下马，往往不是因为产品没有销路或在竞争中的失利，而是因为企业的主要领导人素质不高，好大喜功，由此而产生的决策失误，盲目扩张，甚至盲动和蛮干造成的。这类的情况很多，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郑州亚细亚老总王遂舟的败北。1989年夏季，王遂舟在中原大地点燃了“商战大火”，刹那间，揭开了“中原商战”的序幕，因此王遂舟成了举国上下十分关注的“商界明星”。可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王遂舟虽然抱负非凡，热情很高，但缺乏对主客观条件和环境的冷静分析和思考。他雄心勃勃地想在几年内跨出河南，占据18省市，再打入全国省会城市，进而出击世界市场。为此，他首先以惊人的速度在国内发展连锁店。连锁店的大发展，很快地碰到了两个难以克服的大问题：一个是资金问题；另一个是管理人员素质问题。他需要大量资金从哪里来呢?当时主要靠银行贷款。银行贷款是有条件的，这条件有明的，也有暗的，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不可能伸手可得，即使你可借到钱，也必须按期还本付息。当王遂舟尚未从喜悦和热情中冷静下来时，各连锁店因还不起巨额贷款及其利息而纷纷告急，接着一个个地垮下来了。与此同时，急剧扩张，需要配置大量的管理人员，这些人又从哪里来呢?只好从总公司普通职工中去提拔，可是，那些被提拔的大批职工，根基很差，又因缺乏训练，仓促上阵，水平低劣，根本无能力担当各连锁店领导之重任。由此而引发的经营混乱，效益低下，财产流失严重，随之企业出现大面积亏损。办企业首要目的是盈利，没有盈利而亏损又扭亏无望，只好关闭。当亚细亚往日的光环逐步暗淡下来时，王遂舟只好引咎辞职。市场经济是不讲情面的，你的人品再高，干劲再大，政治热情也不错，但是，只要你上错一个关键项目，做错一个重要决策，就有可能把一个好端端的企业搞垮，个人也随之陷入难以挽救的败局。

盲目扩张的另一种形式，就是随心所欲地组建企业集团和与此相关的企业兼并。不是说民企不能搞集团和兼并，而是说，任何集团的组建和相应的兼并，都是有原则的和有条件的；如果条件不具备，不符合原则，轻举妄动，其后果可能是严重的。现在看来，在搞集团或兼并问题上，以下几种可能出现的问题值得重视：一是“归大堆”，即把一些互不相干的企业，简单地捆绑在一起，戴上一个“集团”的帽子，结果“集”而不“团”，使“集团”徒具虚名；二是在当今市场竞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有些企业已经成为“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不自量力，去兼并其他一些企业，其后果不可能好；三是勉强地去兼并一些不该兼并的那些自己消化不了、吸纳不了的企业，比方说被兼并的企业负债太大，富余人员太多，技术设备太陈旧等，结果成了自己的包袱，把自己拖进泥坑，甚至拖垮。搞企业并非越大越好，大有大的难处!美国企业在掀起一股兼并风的同时，还兴起了一股“减肥”风，其中包括分拆业务范围，砍去次业，精减机构等，适当收缩企业规模。 还记得，80年代初，石家庄有一家不起眼的电视机厂因生意兴隆很快组建成环宇集团，曾誉满中华，并率先进入欧洲市场，领头人郎宝祥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接着，这家企业头脑发热了，不顾条件地利用“归大堆”方法组建“联合舰队”，使摊子越铺越大。到1995年，又因负债过多，经营管理不善，资不抵债，被迫申请破产。这是如今企业实行规模改组时不可不照的一面镜子。目前的确有不少民企为了赶浪头，在还不具备充分的吸纳能力的情况下，就兼并其他一些困难企业，其结果，企业的个头虽然扩大了，但同时也背上了为被兼并的企业还债和安置职工的包袱，最后，不仅没有救活被兼并的困难企业，反而把自己也拖垮了。 更何况，办企业应以企业的最佳效益为依据，该大则大，该小则小，这在经济学中叫做“适度的规模效益”；否则，越大越糟糕。

“三忌”：耗巨资搞虚假的广告宣传

有些民企及其领导人，不是热衷于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服务水平，而热衷于广告宣传，大吹大擂，弄虚作假，欺骗消费者。这种作法，虽然有可能很快地把企业和自己抬起来，几乎尽人皆知，可是，好景不长，当消费者从受骗中觉醒过来之后，企业和人斯文扫地，很自然又从顶峰跌落下来。 在市场经济中，广告最本质功能是向消费者传递产品及其品种、质量和效用的信息，为消费者服务。可是，目前有些广告却成了一些企业和人用来欺骗消费者以达到骗取钱财的手段。像这样的企业和人实属不少，但最典型的莫过于爱多及其创业人胡志标了。胡生性好强，是“英雄式”人物，从小就矢志要做“中国的松下”。为此他把松下的书背得烂熟。可是他缺少松下的功底和务实的精神。胡志标以80万元于1996年创办了爱多，不到3年，即1998年，产销量达到20亿。爱多之所以发展如此之快，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宣传功夫。为此，他花巨资选雇香港明星成龙和内地明星张艺谋做他的企业和产品的代言人。同年4月，爱多企业集团成立，下辖电器、视频、电讯、音响和香港等6家子公司。胡坚信“市场是可以策划出来的”。他所谓“策划”，就是不顾一切后果的进行广告宣传。他曾说：“全国有200多家企业生产VCD，让消费者信谁呢?”为此，他不惜工本，东挪西借，筹集2.1亿元，继秦池之后夺得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的广告“标王”。应当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爱多产品销售量翻了7倍，于是爱多真成为全国知名的“明星企业”，胡志标也成为“明星企业家”。事后有人评价说：这件事正是他大名的演译：“‘志’在夺‘标’”。可是，就在胡志标全面出击、大踏步向前、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企业的病根深深地埋下了。不久，爱多出现了金融危机：欠下的债务高达1个亿。

当时，爱多虽然从消费者手中赚了不少钱，但都送中央电视台了，胡志标成了中央电视台的打工仔。就这样，到1999年3月，中央电视台还是把爱多的广告全部撤下，原因是爱多支付不出中央电视台巨额的广告费。与此同时，爱多大门口也排起长长的讨债队伍，有的还打起横幅：“我们一直在努力――讨债”。4月7日，《羊城晚报》一版刊登一则名为“广东爱多董事会授权声明”：爱多下属机构和下属企业均未经董事会授权成立，其债权、债务和经济活动均与爱多无关，从而公开了爱多与股东的矛盾和加速爱多的危机。于是，爱多大厦倾倒了，胡志标也垮了!

我们不是说广告宣传不必要，而是说广告宣传既要量力而行，又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说的是广告费在企业经营支出中要适当，不宜过大。广告费是要进入成本的，广告费过大了，成本加高(有的广告费占产品成本的50%以上)，盈利减少或亏损，这就断了企业发展的生路。更何况在有限的资金中，广告费多了，技改投入就少了，必然影响到技术和产品的创新，技术和产品不创新，企业就无生机和活力，更无竞争力。实事求是地说，广告宣传要对消费者负责，不能尽搞假、大、空，欺骗消费者。欺骗消费者即使一时可能得逞，到头来，必将遭到消费者的报复，最终落得声败名裂的可耻下场。 当然不能不使我联想到一些广告商，包括电视台，特别是中央电视台，广播电台等这些带有党和国家性质的重要媒体，还有各色各样的“明星”等，不能光为赚钱，不讲原则，不讲后果，甘当“帮凶”，只要给钱我就给宣传，给大钱就大宣传，要知道有意帮助企业欺骗消费者不仅会自毁形象，而且要负道德、良心和法律责任的。我建议，广告宣传应当立法，用法律来约束和制裁这些搞假宣传的企业、媒体和传媒的人，不能让他们为了挣钱而胡作非为。 其次，对企业来讲，信誉非常重要，信誉是企业的第二生命，一旦企业因搞假、冒、伪、劣而失信于消费者，或失信于债权人，失信于社会，那么这些企业或企业家，就离垮台很近很近了。

“四忌”：不自量力地跨国远征

1999年在上海浦东召开的《财富》论坛会上，提出了一个令人十分关注的口号，即“欲称霸世界，先逐鹿中国”。中国像磁石一般地引吸着全球跨国公司的老板们。这些老板据说每天大都有1万美元以上的收入，他们认为自己的职业比总统还高贵，还具有“魅力”。但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十分关注闪烁在全球经济皇冠上的这颗明珠――中国，他们为之无不趋之若鹜。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也是最后一个尚待开发的大市场。再加上由于高科技的发展，世界经济趋于一体化，中国市场已经溶入世界市场之中。在他们眼中，中国市场，肥水多多，我不去占领，谁去占领!?

现在看来，在这种国际形势下，参与世界竞争，不一定非要走出国门到国外去，如果你真能在中国本土生产出一种或几种足以替代进口的产品，即在质量、功能、品种上超出进口产品的产品，把中国市场紧紧地或大部分掌握在自己手里，照样是世界市场竞争对手的赢家。前年，当长虹40周年华诞之际，倪总在会上说：“长虹到目前为止，在国外尚无一兵一卒。”当他在讲这番话时，我体会内含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即对厂家来说，如果自己的产品能就地销售，(以尚有可开发的市场为前提)，其比较交易成本为最低，当然赢利也最丰，对自己极为有利。如其不然，舍近求远，运输、保管、损耗、工资、人力、物力的消耗都很大，成本高筑，利润降低，力难从心，对自己未必有利。当时，我是较为赞成这个道理和这种做法的。特别在“入世”后，大量的国外企业及其产品涌入中国，中国的大多数民企能不能自保，其产品有无销路，这的确对民企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如自顾不暇，自身难保，谈何远征。 当然，我并不反对，有些民企，如果条件成熟，到国外去闯荡闯荡，并发财致富，那最好不过了。事实上，早在几年前，有些实力雄厚的民企，已经打入国际市场，包括发达国家的市场，并成为赢家，如海尔、远大等。这恐怕在目前阶段上只能是少数，就大多民企而言，还只能眼睛向内，着力于如何巩固和提高自己在国内市场的地位和端正今后发展的方向，迎战外来的对手，而不是跨国远征。

特别要指出的，现在的民企，就其多数或绝大多数而言，由于素质不高，目光短浅，到目前为止，对“入世”后的挑战，即可能带来的风险，仍认识不到或认识不清。我们通常说“入世”“利大于弊”，这是就总体而言的，但对民企究竟“弊”在哪里，“弊”有多大，如何面对等，却了解甚少，或者根本不了解。有道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不预”，这对民企来讲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民企不论在技术设备，管理方式和方法，以及资源、资金实力等方面，与“入世”后闯进来的竞争对手相比，都相差甚远。国企在这些方面比民企强，因为它原本家底雄厚，更何况它还有一个强有力的“后台老板”――国家为它撑腰。对此，民企必须有自知之明。 “五忌”：不切实际地高攀世界500强

民企应当有抱负，有远见，争取在不远的将来，尽可能把自己做大、做强。但要实现这种抱负必须脚踏实地干，一步一步地去拼搏，千万不能急燥、浮夸，想一口吃个胖子，忘乎所以地自吹自擂，自以为了不起，搞泡沫，那是万万不行的。

近期，我们经常听到有些民企及其企业家不停地说，要在近期或某年某月进入世界500强。虽然这种愿望是好的，但也应有自知自明，实事求是。其实，中国企业，特别是民企，在现阶段，仅就为数不多的几家最大的企业而言，如海尔、华西、联想、方正、远大、三九、创维等，在国内也算是最强的民有企业。俗话说：“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但与国际上大企业相比，不论在资产总量、产品总量、销售总量、利润总量等方面，还是在产业地位、产品质量和品种等方面，均相差较远。1998年4月，在由《经济日报》召开的民有企业研讨会上，全国几个最大的民有企业家，如海尔的张瑞敏，横店的徐文荣、华西的吴仁宝等都来了，当时海尔提出要在几年之内进入500强。我为此查阅了一下一些资料并做以下比较分析。

在美国《幸福》杂志1995年公布的全球最有竞争的500强企业中，最后一个(第500位)是巴西的电讯公司。这个公司早在1995年销售总额为88.6亿美元，按当时汇率折算，相当于710亿人民币。从材料看，海尔于1997年实现销售收入100亿人民币。当然这对海尔来讲是创历史的新高，在国内也堪称翘楚。但即使与1995年的世界500强企业的最后一名相比，还相差7倍多。材料还表明，巴西的这家电讯公司，当年的资产总额为366.9亿美元，实现利润为8.32亿美元。如果将它与当时的海尔资产总额和实现利润相比可能相差更大。1996年的世界500强企业的最后一名是意大利的锡耶那银行，这个银行也兼营产业和商业，当年的销售总额为91.69亿美元，总资产为931.78亿美元。这又比1995年的世界500强企业的最后一名巴西电讯公司大得多。当然海尔与其相比差距就更远。 品牌的价值是企业强大的重要标志。1997年海尔的品牌价值是77.36亿人民币。我们假定这是按国际标准评出并被国际认可的品牌价值。这对海尔来讲是相当大的一笔财富，也是海尔名扬海内外的可贵的“身价”，来之不易，很值得珍惜。但是，如与蜚声全球的一些国际名牌相比，还是有较大差距的。即使退到1994年，当年世界品牌价值排在前几位的是：可口可乐是359.50亿美元，万宝路是330.45亿美元；雀巢是115.49亿美元；柯达是100.20亿美元；微软是98.42亿美元；凯洛格是93.24美元；摩特罗拉是92.93亿元。拿最后一位的摩特罗拉与海尔相比，品牌价值也高出约10倍。品牌之所以有价，因为它是潜在的生产力，即创造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能力，能力的大小，重在看它的市场占有率、利润率以及利润量。万宝路公司总裁马克斯韦尔说：“企业的牌子如同储蓄的户头，当它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时，便可尽量享受其越来越多的利息”。万宝路的名牌效应，每年给该生产商带来30亿美元的收入。马克斯韦尔曾夸下海口：“如果一夜大火将我公司的有形资产化为灰烬，公司也能凭借其牌子迅速重振雄风”。日本人也说：“代表日本脸面的产品有两种：左脸是松下电器；右脸是丰田汽车”。现在看来，海尔品牌价值方面要赶上或超过它们，客观地说，不是不可能，而是必须作更大的努力和更长远的打算。更何况，人家也在发展。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当时在会上坦率陈言：不要过早地去高攀500强，还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工作，在创新上多下功夫，争取创造出一、两个在世界上叫得响的名牌产品来，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扩大市场占有份额，增强自我的抗风险能力。

我总认为，进入世界500强，不应是绝大多数民企目前要夺取的现实的目标，而是今后发展的结果。只有自己在奋力拼搏中真正强大起来之后，我相信水到渠成，自然会进入500强。如其不然，看不到自己与它们的差距，一个劲地用赶超的方法，去追求“大”，如产值大，个体大等，很可能重犯我们曾犯过的盲目扩张的“大跃进”的错误。

我们不能不看到，像海尔等这样的民企，在全国民企中数一数二。就整个民企而言，到1999年底，全国个体工商户达3160万家，注册资本3400多亿元人民币；私营企业143万家，注册资本9626亿元人民币。如将个体户和私营企业加在一起，有3300万家，注册资本有13026亿元。如果就自身的现在和过去比，其发展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也是很大的，但与500强中任何一强相比，还是相差太大，即使将上述的13026亿元注册资本都折合成美元，也只有1509亿，恐怕还不如世界500强中的任何一个中等以上水平的公司资产多。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民企在当代市场竞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大都寿命较短，据官方统计，每年注销的私营企业大体在5-10%之间。不久前，光彩集团董事长向宏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做个报告，题为《民营企业走势》，其中讲到一个惊人的数字，就是“民营企业平均寿命为2.9年”。如果情况属实，大有使人有“一将成名万骨枯”之感!即使一些知名的民有企业，除少数外，大都各领风骚三、五年!长寿也有，但比较少；达到“三名”即名企、名品、名人的企业，那就实在太少了。 “六忌”：只重策划眼前而忽视规划长远

不容否认，在我国有很多民有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和开拓能力是相当强的。诸如巨人、三株、爱多、小霸王、秦池等领导人，在创业之初，都能利用极其有限的原始资本、资源、场地，仅以聪敏的智慧和操作的技巧，抓住机遇，在短暂的时间内，做出常人难以想像的惊人业绩来。比方秦池把一辆桑塔纳开进中央电视台，很快换回一辆奔驰；科利华仅用大约6000人民币的先期投入，在销售一本书的同时，买壳上市，并使股价成倍增长；南德用中国土特产品从俄罗斯换回飞机；三珠能靠一个据说是从梦中得到的配方，在三、四年内名噪大震，创87亿元年营业收入，等等。遗憾的是，他们都没有笑到最后，只是痛快一时，就像泡沫一样破灭和消失了!这种较为普遍存在的现象，怎能不令人深思?

俗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现在看来，这话只讲对了一半，另一半应当说“成功也是失败之母”。这类例子太多了，我们好多民有企业家，在取得短暂的成功之后，就头脑发热，忘乎所以，似乎无所不能，于是，盲动和蛮干就开始了，接着而来的就是把一些曾经经过自己的双手创造出来的好端端企业，又白白地葬送了。

由此看来，中国有很多民营企业家热衷于短期策划，只要求今天能赚钱或赚大钱，就较为满足了!至于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他们就不管或不太管了。这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只要我今天能活得痛快，那管它明天洪水漫天”的那些初生代资本家的贪婪精神，有什么不同?前些年，在中国商海中，策划大师倍出，呼风唤雨，神乎其神。据说，这些人的收入、知名度和影响力，不亚于歌星、影星、球星。他们有一种理论，在“一将成名万骨枯”的竞争年代，“你不策划于人，人必策划于你”，“不是网破，就是鱼死”。这话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其实并非如此，或并非完全如此。

可是，国外的一些企业家，特别是市场经济发达或比较发达国家的企业家，就大多数而言，表现得较为成熟，具体表现为冷静、严谨、稳重，高瞻远瞩，循规蹈矩，一丝不苟。例如辉瑞公司在“伟哥”的研究开发中，花了15亿美元，历时数载，才把成熟的产品推向市场，一炮打响。这就是说，国外的一些企业和企业家很重视对企业发展战略的研究、科学制定和有效贯彻。战略所要求的：对产品的更新换代要充分地探讨和论证；对今后资源的供应及其价格要仔细地计算和估量；对预期市场及其容量要进行科学测算；对竞争对手和对手的对手要进行严格分析并采取相应的对策，等等。与此同时，还要从宏观上考虑国内外经济和政治形势在预期的范围内可能发生的变化和走向及其对企业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相应采取的对策。只有这样，即使眼前可能发生这样或那样不利于企业的风险，但从长远看，仍可从容不迫，应付自如，从而使企业在较长时间内立于不败之地。我国有句古话说得好：“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这里讲的就是战略家的战略思想，同样适用于企业家。

我多么希望，在民企中，能多出一些具有战略眼光的、有防范能力的企业家。记得宋代苏轼说过：“古之立大志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这很值我们民营企业家用以自勉。

仅靠策划眼前，即使很高明的策划，虽然可使自己风光于一时，但不能风光于久远。事实证明，在我国，那些早生代的企业家，虽然当年名噪一时，但如今留给人们的只是几多叹息和遗憾!

总体看来，我们民企和企业家常犯的错误，从思想根源上看，往往是目光短浅，急功近利和好大喜功!我多么希望我们的民营企业家能很快成熟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