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诺贝尔奖情节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浓重。有人统计，一个国家平均在建国后30年之内获得首枚诺贝尔奖牌，而我们的共和国50华诞，却至今与此项学术界的最高荣誉无缘。人们不禁要问：什么时候中国能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 

笔者不是“诺奖”的专家，无意于对此进行深入严谨的学术研究，只是在这项“盛事”年复一年的冲击下，有了一些完全属于个人的想法，写在这里与有兴趣的读者进行交流，故称“断想”。 

一、什么人能得诺贝尔奖？ 

任何一个学科，包括经济学在内，本质上都是一个以现实为蓝图，以其创立者所赋予的方式而存在的符号体系，它构成一个建立于理念世界的王国。这个理念王朝的产生与发展与世俗世界的发展几乎完全相似，“混沌”初开――形成社会――诸侯林立――三足鼎立――实现一统。在这个王朝中，以其理论核心为主体，发展出不同的学科门类，它们都构成这个王朝的某个特殊领域，这些领域则被一个或一群在世或已故的权威所占据。一个学者要想在这个王朝中拥有一席之地，无非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对前人的学习而精通大部分甚至全部学说，使自己的“功夫”鹤立鸡群，使原有理论具有更加成熟的形式，从而超越所有现代人，使自己成为学术权威，代表一方神圣。另一个途径则是独辟溪径，超越前人，或者开拓新的地盘，或者使自己所在的领域攀上新的高度，这也正是通常所谓“创新”的内涵。前一种人很可能成为世俗经济学届的领袖人物，引导甚至左右着经济学的现实活动。然而经济学的历史却总是由后一种人写成的，两者的本质不同是：前者仅仅超越现代人，而后者则超越前人；前者修饰“家园”，而后者则开辟“新地”。诺贝尔奖属于后者――那些书写历史的人。 

所以，很可能某个经济学家，在学术领域拥有极高的声望和各类头衔并代表着当代国际某一领域最高水平却与诺奖无缘；而一个看上去似乎理论功夫并非无可挑剔的人，只因一篇小文，一个方程却得了奖，对此我们不必感到惊讶。 

诺奖青睐那些开拓“疆土”的勇士，而不是学富五车的智者或执掌朝政的“国王”。 

二、什么样的成果能得诺贝尔奖？ 

其实，诺奖颁给创新者，这是一个常识。但什么样的创新容易获得青睐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思想的国度里不存在时空界限，每一个人都拥有上帝一般的能力，纵横万里随心所欲。但要使自己的造物成为学科主流的一部分则必须使之找到一个与其母体相连接的部分，使自己成为母体的一个逻辑必然。比如，微观经济理论历经一、二百年的变迁，形成现有的以新古典理论为核心的看上去十分复杂的体系，然而其理论内核却是十分简单的，那就是：以个体为出发点，建立在效用极大化前提上的一个市场均衡体系，最终不过是为源于亚当斯密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提供理论说明。然而由于这个体系是以高深的数学为其语言的，人们要想进入已属不易，而一旦进去又常常如入五里雾中，再也出不来了。因该说，西方经济学的成功之处正是它有效的使用了数学语言并构建了这样一个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相当成熟的体系，所以它成为主流是历史的必然，它的存在规定了经济理论的走向甚至理论研究的方向和表现的形式，任何一个模型或理论体系只有当使其自己直接或间接与此相一致时，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成就”，成为这个理论核心的自然延续。否则，即使是一个明显没有错误的“理论”也不会被承认。所以，最容易得到诺贝尔奖的成果，应当是现有成熟理论的一个逻辑必然。 

无论那一种学科，历经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形成现在的模样都有其必然的一面，同时也是历史一个偶然的产物，最近笔者看到一则报导：有人用了半生的时间创造出一套与牛顿力学相反的物理学体系――“万有斥力论”。我们假定它在逻辑上完全没有错误，并且可以解释一切牛顿力学可以解释的现象，那么如果他诞生于牛顿之前，很可能将牛顿取而代之，只可惜生不逢时。除了其精神尚有可嘉之处外，他的这个结果最终不会成为一项“成果”，他的这项努力一开始就注定了他在现实中失败的结局。要改变牛顿在物理学体系中的位置，与企图改变二次大战加诸于世界的灾难一样是不可能的。据说：一位企图否定爱因斯坦的学者将自己的论文交给华裔诺奖得主杨振宁（可能不准确）教授请教，杨振宁只说了一句话：任何与爱因斯坦相对论相悖的理论都不必提。开拓创新固然重要，但首先要尊重历史和现实。我们看到中国有很多人在搞自己的体系，但除非作者能够找到其理论与现代经济学主流的结合部，使这一理论成为主流学说逻辑发展的必然，并以量化的数学语言表达出来，否则就不会有任何结果，自然与诺奖无缘。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的成就，是那些以现代经济学核心理论为本土而新得的“实地”，不是旧貌新颜的“故居”，更不可能是游离其外的“孤岛”。 

三、中国人有没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关于这个问题早已有人提出过，也有不少人预测说某某领域是中国人有可能问鼎诺奖的领域，对此我不想太多评论，因为这实在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就目前中国经济学术水平而言，其落后于国际的程度不是几年的问题。看一看我们主流经济学杂志的内容和形式，看一看我们研究生用的教科书，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差距。我们没有必要刻意于长人家志气，灭自家威风，但我们必须有勇气面对现实，承认自己的不足，唯如此才可能改变这种现状。 

有人说走自己的路，搞中国的经济学，本来这没有什么不可，但建一个学科与打嘴仗出口气完全是两回事，我们必须承认，现代西方经济学所走的道路，代表着人文科学走科学化道路的走向，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我们甚至可以预言，在未来某个时代，任何一门以“科学”二字作为其后辍的门类都将以定量的形式出现。现代经济理论产生于西方，是以西方特有的思维模式为其背景的，其本质与现代科学精神是完全相吻合的。这种科学精神就是从事物最基本的存在出发，逐渐演绎出其整体的形态。就象固体物理需要建立在分子物理学的基础上一样，对社会总体的解释必须建立在个体人的基础之上。因此，原本存在于市场中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却一定要从个体的偏好中寻求答案，这绝不是某一个西方的先哲拍脑门子的产物，而是一种必然，因为这是科学精神所要求的。然而，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其方向与此恰恰相反，其出发点总是从大到小，从总体再到个体。所以作为中国国粹的中医理论中充满了气血、阴阳这些无法量化的概念，很难找到它的微观基础；没有人能否定中医学的有效性，但它在西方人眼里却是不符合科学的精神的，我们可以断言，如果有朝一日，某个伟大的中医终于获得了根治所有癌症的方法，在他说明这种方法的科学机理之前是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然而令人尴尬的是，一旦其方法的科学机理得到说明，这种方法也将不再是属于中医学理论的了。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接受却又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所以，要建立一个以中国的思维模式为背景的理论体系很难有出路。而经济学通往科学之路已经被西方人所占据。我们除了迎头赶上，没有第二条路好走。面对中国经济学教学的现实，我们没有理由不感到悲观。君不见，数量经济学是否能够作为主科而列入经济学系课程还是一个尚在争论中的问题，在这样一个数学还是可有可无的教学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科班”经济学家，即使门门5分，也注定与诺奖无缘。所以说，就中国经济学教育总体水平的落后状态而言，是不具备产生足以获得诺奖成就的土壤的，这是一个总体状态，我们不知道还需要几代人才能使之产生根本的改变，但近期内恐怕希望不大。 

说希望不大只是指“总体”，而并不是说中国这块土地上就一定不会产生获得诺奖的成果。我认为这样的人可能存在，只是条件非常苛刻。 

首先，此人熟谙现代科学的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能够深刻理解并掌握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及方法论背景； 

其次，此人具有相当的数学能力，能够以西方流行的数学语言撰写论文； 

第三，此人对现代经济理论具有总体把握的能力，能够洞悉其未来十年到二十年的走向和潮流； 

第四，此人对现代经济理论存在的问题及其薄弱环节有超越西方学者的眼光，从而为自己找到一个理想的切入点； 

第五，此人具有为经济理论献出一生的气魄和胆略。 
 
第六，…… 

笔者无意说明上述几条是获得诺奖的充分条件，甚至连必要也谈不上，但具备这几项素质的中国人无疑是最可能的未来经济学诺奖得主。 

综上所述，如果一定要对“中国人能否获得诺奖”这一问题作出回答，那就是：有，但极少；很可能出现于中国的“主流”之外，或者是那些曾经在国外接受过严格训练并具有数学能力及西方哲学背景的少数精英之中。 

四、中国经济学家如何面对西方经济学主流？ 

面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无异于面对一个数学的海洋，在那些被精美的数学模型包装起来的理论大厦面前，人们很可能感到茫然，手足无措。于是产生了两种极端情绪，俯首称臣自叹不如或一概否定我行我素。自然这两种态度都不可取，因为我们有更好的选择。事实上，在西方经济学理论面前，我们大可不必感到自卑，富丽堂皇的数学表象掩盖了其哲学底蕴的贫乏。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西方经济学是一个数学巨人和哲学侏儒的结合。当这个数学大厦的营造者为其精美的作品所陶醉时，他们也不知不觉中在其中迷失方向。不能说从亚当斯密以来西方经济哲学没有任何发展，但这种发展却都不足以将西方经济学带向一个新的高度，换句话说，西方经济学近百年来除数学以外的成就，都没有发生于其哲学基础的至高点上。这是现代经济学面临危机的本质所在。同时也是上帝赐予我们这些“局外人”的良机。俗话说：当事者迷。在一定意义上，中国人比西方人更容易看到西方经济学的这一致命弱点，因而也更具有一种把握全局与方向的可能性。果能如此，我们就等于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之上，人间秋色一览无遗，世间万象尽收眼底。你会发现西方经济学不过如此，实在是一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我们有什么理由对它俯首称臣！ 

由于西方经济学的大腕们正在忙于玩弄数学技巧，却忽略了对经济学理论的主要对象――人的研究。现代经济学的微观理论作为所有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其内容和形式在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中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唯一不变的是个体经济人追求效用极大化这一基本假定。然而，效用这一概念仅仅适用于描述一个孤立个人以其自身偏好为前提而规定了的一种单纯的个人与物品之间的关系，他只代表着建立于人与物之间的价值关系，本质上仅仅反映了人的一种自然属性，却完全不能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加尔布雷斯有一部著作《权力的分析》，他明确表示，经济学必须关心权力问题，他将自己的这部著作看得很重，认为是他集一生功力而写成的精品。然而，经济学主流中，没有“权力”这个概念，因为加尔布雷斯以及所有意识到“权力”重要性的西方经济理论的大家，都没有能够将他表现为数学模型。事实上，与“效用”相比，“权力”似乎更能反映人的本质。后者反映着人的另一面，即其社会性，他代表着人面对其他主体人时所建立起来的价值关系，是人的社会属性的反映。所以我认为，权力问题必将成为未来经济理论的一个增高点，谁首先将这一问题量化为数学语言，谁就等于占据了当代经济学理论的半壁江山。 

现代经济理论中没有权力这一概念，并不意味着没有反映这一现象，只不过以另一种方式而已。比如，在厂商理论中他反映为“利润”极大化，在福利经济学中他反映为“独裁性”，还有寻租理论中所谓的“租”的本质也无非“权力”二字。利润极大化和效用极大化是有本质区别的，孤岛上的鲁滨逊完全可以追求效用极大化，“利润”极大化对他却没有任何意义，当然他也是无“租”可寻的。他是一个自然人，只有当他面对其他主体人时，他才是一个社会人，“利润”、“租”这些属于社会人的概念才会对他适用。所以说，利润极大化以及寻租行为正是权力极大化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的反映，然而，“利润”和“租”都不是能与效用相提并论的概念，他们不属于同一个哲学层次，只有当“权力极大化”作为微观经济理论的另一个基本假定而与“效用极大化”平分秋色之时，经济理论的基础才谈得上真正的完备，那时，也将意味着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纪元的开始。 

自然，以上属一家之言，或许人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找到某个更好的切入点。但无论如何，看到的并不一定就能得到，尽管孙行者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想取到真经却还是要一步一步地走到西天，你要想超越巨人，就一定要首先成为其中的一员，至少你要具备与巨人叫板的实力。所以我们必须脚踏实地，向西方学习，当然，要学习他的最精华，最成熟的部分，还要进得去，出得来，进而立足其间，超乎其上，作出令其信服的成果，然后才可能言及实现自己的宏图。 

客观的说，现代经济学理论尚在其形成时期，经济学的“牛顿”什么时候出现，还是一个尚须等待的悬案。所以，我们面临空前的成为经济学巨人的机遇，关键是看我们是否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奋起赶上其步伐。我认为，这里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问题，就是要对现代经济理论的方法论背景有比较清醒的理解：为什么有了效用理论，还要搞出一个偏好的概念？为什么看上去非常直观有效的基数效用论被序数论所取代？为什么在现实中毫无用途的“显示偏好”理论在经济学理论中能有一席之地？答案实际只有一个，因为西方经济理论的方法论背景是行为主义与实证主义的结合体，它们要求一切可以作为科学事实的东西都要建立在可实际观测的前提下，一切概念都要具有可操作性，这也是科学精神的方法论背景。只有深刻理解了这些背景，才有可能摸清现代经济学的脉络，掌握其精神实质。这样自己的作品才可能被接受，才具有了一分获得诺奖的可能性。 

总之，面对西方经济学我们的态度应当是： 

不排斥，不盲从，不迷信； 

学会居高临下，不要高山仰止； 

在深刻理解其核心思想的前提下掌握数学语言，然后在靠近其内核的周围寻找突破点； 

要迎头赶上，不要亦步亦趋； 

…… 

笔者作为一个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者，对微观经济理论有过长期的学习过程，上面一些想法称之为“断想”实际上也从某种意义上体现了本人对现代经济理论由浅入深的思考过程。笔者对诺奖的公正性没有任何怀疑，也无意于比较中西方文化的优劣。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作为主流的现代科学精神其核心思想是源于西方哲学的。即使每一个诺奖评委都怀有一颗真诚和公正之心，也免不了偏见的结果。因为他们（也包括我们）本来就生在“偏见”之中。倘若今天的话题不是诺贝尔奖，我们大可变得轻松起来，搞一些适用于中国但西方人未必能欣赏的东西。日月轮回，或许未来某个时代，当西方理论式微之时，未尝不能变成主流，但那想必只能是下下个世纪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