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区领袖的产生与人口构成的稳定性有关，一般存在于同质性较强的人群中。流动性强便会对社区领袖带来挑战，因此农村社区领袖更容易产生。但在经济发达地区，尤其在东南沿海地区，农村社区领袖并不等同于农村基层干部。王晓毅在《村庄结构与村庄内部的紧张》一文中说：“如果说在现实社会中，农村干部具有多重身份，那么农民对干部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作为社区领袖的村干部的行为中。”（天村网—学术园地—调查研究）显然，“作为社区领袖的村干部”这一说法是缺乏具体分析的。

    村干部的权力，既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在北方农村或中西部农村，确实存在农村基层组织的黑社会化现象。党国英、何清涟甚至称为“农村权势阶层”（党国英，《中国乡村权势阶层崛起》，《中国国情国力》1998年第5期，第13页）、“流氓恶棍”（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今日中国出版社，第284页）。苏南的现象却不尽然。最为主要的一点是他们手里有实体，是新的生产力要素的拥有者。而且他们一般具有儒家伦理传统，尊重现有秩序，愿意做村民经济上的带头人，政治上的保护人。

    社会学似乎对社区领袖没有一个标准的定义。但在西方，尤其在华人集聚的地方，社区领袖有着比较明确而具体的含义及地位。由于小政府、大社会，社区领袖的地位和作用都十分重要。教育、慈善、医疗、治安等等许多方面发挥着政府及其他社会角色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沟通政府与居民的桥梁。

    亨利·法约尔、马克斯·韦伯都对权力做过划分（孙耀君，《西方管理思想史》，山西人民出版社，第178页）。他们认为，现实生活中除神权外，有两种权力：职权（合理的法定的权力）和个人权力（传统式的权力），个人权力是由经验、道德品质、智力、领导能力、资历、经济地位等构成的。对社区领袖这一社会角色主要是侧重于后一种权力来定义的。是一种软权力和影响力，或者说不是有“权”，而是有“势”。其影响力体现为说服、跟进、威慑、模仿等等。因此，社区领袖是一个区域内人群里的优秀者和主心骨，是道德或经济精英，是民间权威。潘劲认为一个人成为农村社区领袖至少应具备3个条件：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和较高知名度；得到乡镇组织器重，委以重任；能够组织民众进行经济建设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潘劲：《经济强村研究：成因、问题与前景》，《中国农村观察》1999年第2期，第23页）。

    在中国历史上，农民中能够称得上领袖的大约有三种情况，一是我们曾大力宣传过的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朱元璋，成者王侯败者贼。他们是改朝换代的英雄，曾被认为是封建社会农民阶级的先进代表；二是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历次政治运动的需要，被上面宣传、树立过一批农民领袖，如潘国强（“穷棒子”合作社发起人）、陈永贵（大寨大队、昔阳县书记，官至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仁宝（“南大寨”华西大队掌门人及江阴县委书记）等。这些人的是非功过后来已有定论，但当时被推为人瑞，披着浓厚的政治外衣，不容置啄；三是改革开放后因发展乡镇企业功勋卓著、经济实力快速提高而闻名全国的“农民企业家”。他们不同于前两种农民领袖，也不同于宗法传统下的族长及民间头人，是新型的、有扎实社会经济基础的真正的农村社区领袖，是新时代农民和农村中的出类拔萃者。从全国范围看，他们已是一个特殊群体。尽管农业部从1994年开始就评选和公布“全国乡镇企业功勋”、“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等称号，如吴仁宝、陆冠球、史来贺、倪振亮、潘恩强、周作亮、王洪彬等，但社区领袖的产生及其含义与自上而下的“授予”并不是一回事。

    农村社区领袖这一特殊群体的出现和崛起值得引起理论工作者的极大关注。他们是伴随着乡村企业的发展而新生的民间力量。他们“级别最低，权力最大”，有强烈的自主发展的意识和要求，有比较稳定的预期收益，而且有自己的收入，不拿政府薪水；他们能把沙砾状的农民组织起来，可以减少和遏止农村的极端化行为，降低政府与农民直接对话的成本；他们既是政权传递链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又是农民实际利益的代言人；他们既依赖于现存体制，又洞悉现存体制的种种弊端，希望挣脱体制内的种种束缚；他们往往介于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是强制性制度变迁（自上而下）的推动者和诱致性制度变迁（自下而上）的发动者，制度创新需要他们的“里应外合”；他们最熟悉农村社会底层的生存状态，他们时常要倾听来自上面和下面两种声音。“对上”与“对下”是他们要处理好的最大一对矛盾，也使他们经常性地处在尴尬的夹缝中；他们既对农民、农村、农业及乡镇企业有着本质性的理解，同时他们又对身边的一切都有着美好的、超前的设想；他们往往拥有丰富的阅历，清晰的思想，鲜明的理念，独特的方法。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普通公务员和行政干部有着根本的不同。他们是“自己提拔自己”；他们大都有自己的一摊亲手缔造的事业，且实力雄厚；在多年的事业拓展中，他们养成了带有强烈个人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的企业家精神，他们随时都有创新和冒风险的冲动，然而他们尽管有比较集中的权力，却面对一个超稳定的社会群体；要走出封闭，有所革新，他们必须具备强大的组织协调能力，有时还带一些家长制色彩，基于创业和创新的冲动使他们与身边的环境和群体之间不断摩擦、平衡、妥协，乃至处在痛苦的孤独当中，坐卧不安，衣带渐宽，是他们普遍必经的一个阶段；而一旦传奇神话般的威信建立起来之后，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则开始刚愎自用，独断专行，甚至成为无法无天的土皇帝。

    他们既是等级制单极官场社会的挑战者，也是最底层世俗社会的叛逆者。他们是集权制单一主体社会的第二者，又是城乡二元社会里的第三者，也是农村正在形成中的中产阶级的代表；他们与社区政府既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也有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他们的出现和壮大将对农村社会结构带来微妙的变化，使农村社会结构更加丰满和多元化。尽管他们中的多数人兼有体制内的身份，但其社区领袖地位的认可主要是当地村民的感觉，而不是上级任命。

    二

    江苏永钢集团董事长、永联村党委书记（该村是张家港市8个党委村之一，实行村企一体体制）吴栋材在本村受到民族英雄般的崇敬，是一位“部落酋长”、“现代庄主”式的社区领袖，是“小地方的大人物”。永钢集团年销售收入超25亿元，村民和职工们自然地将此与那些“地厅级企业”相比；永联村这个如今的超级村庄，其巨大变化也令人不能不将此成就与吴栋材没来到村里以前的情形相比。当然，吴也得到了相应的经济地位。村民们打趣说，吴上一天班的报酬有四、五千元。估计其收入离这个数也差不多。据刘小玄等人调查，苏南改制后大企业老总的年收入大致都在150万上下。

    直观而有感性的文字或许更加有助于了解农村社区领袖的出现及其角色特征。以下是笔者通过田野调查对今年65岁的吴栋材这位社区领袖人物的观察实录：

    吴极为执着于自己的家乡情。他曾对笔者说，即使有人给他几千万美元让他到国外去生活，他也绝不愿意去。他的理想、精神境界、奋斗历程、社会地位已经与这一方水土、这一方人化成了一片。吴有着复杂和丰富的社会阅历。1978年被乡里派到现在的永联村任工作组组长，支部书记至今，在这个任上他一干就是22年；这里有他一手创办的江苏永钢集团，他是这个帝国的国王；十公里长的永钢大道耗资近两千万元，一条将吴栋材老家所在村与永钢大道连接起来的“两丰公路”也由永钢出资兴建而成；每天来往于永钢大道上的高档轿车奔驰、林肯、凌志、皇冠、别克、本田，使人浑不知身在何处；国家冶金协会100家大型冶金企业的排名榜上，这家村办企业有数项指标名列前茅；三星级的永钢宾馆，绵延数里的联峰工业园区，雕塑、花园点缀其间，小桥流水，绿荫婆裟，村里的医院、学校、影剧院、游泳池、会议厅让外来者为之瞠目。这一切的背后都交织着一个人、一个村、一个厂的变迁和故事，吴栋材是这个故事的主角。

    吴在现存的行政科层等级制度中虽然只是一个副科级，但作为一个大型冶金企业的董事长，他却拥有实实在在的巨大的职权。税源，就业。甚至于这种职权的大小与企业的效益、利润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主要是一种牵涉面，是可利用和支配的各种经济社会人事资源。每天近百万的现金流，原料供应或产品销售的客户、银行、运输船队、广告商等关系人的利益都在其中，应付款的多少，价格的高低，在永钢都随时需要作出适时的决策，让大家都有比较满意的利润；方圆几十里地有成千上万的人指望靠永钢吃饭，仅本镇每年毕业的大学生就有六、七十人希望在这里就业，每一个管理岗位都有竞争，收入差距档次拉开，用村民们的话说，吴栋材想让谁发材，谁就发财；吴掌握着极为丰富的非正式制度资源，有着广泛的社会关系，朋友遍布各地、各行业，尤其对那些曾为永钢做过贡献者，总是心怀仁义，念念不忘；但处在权力金字塔顶端又必须公正、威严，从这一点看，他又几乎没有自己特别有深交的朋友，但吴的朋友很多。因为他的朋友就是村子和企业的朋友。或许大企业家都是这样，要试图保持一种公正、理性的形象只好如此。接触过吴的人都吴很讲义气，只在对永钢有过建树，有过贡献，吴总是能长时间地记着他们。这一点使他获得了属下们更大的道德认同，但却屡遭亲戚故友的抱怨；吴见多识广，几乎每天都要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记者、访问者和重要的客户，每天都要阅读大量的内参资料和报章杂志，永钢遍布大半个中国大中城市的营销办事处，也为他随时反馈着各种信息；吴的决策带的权变和经验主义的味道，但他不唯上，在几次大的关乎企业命运的决策中他力排众议，也由此建立起极高的个人威信；吴的威望、知识和个性也使企业获得了很大的独立性，这在旧苏南模式之下是一个特例，但也为此付出过代价，却终究为企业的凝聚力和规范机制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在张家港有一段特殊时间里，虚假盛行，数字大战，吴以一个基层党委书记的身份向上反映，但却遭打击报复，事过境迁，吴却赢得了更广泛的尊敬，成了实事求是者们的精神领袖。

    吴能够熟练运用党的各种原则来实现村子和企业的发展目标，他与村民之间有着比较明确的说服、跟进的互动关系。20几年下来，这个村子和企业的方方面面都打着吴个人意志的烙印。每年全镇的退休干部和退了位的村支书以及本村的老党员都会在春节前得到永钢的慰问或请来厂里座谈联欢。本镇以前的一位负责人心胸狭小，嫉妒心重，“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怕影响到自己的威信，不容许永钢开展此项活动，吴的一片热心和自尊心受到伤害，对此，吴一直耿耿于怀；永联村原来穷，光棍多，为这些光棍尽可能地成个家，他费了不少的心思；对本村村民和一些干部，他“恨铁不成钢”，批评某些干部只知道玩扑克麻将，连“新闻联播”也不看；他提醒村民们要多看中央电视台第七套，不要吃了晚饭就上床睡觉；他督促企业中层以上干部每年都争取出去旅游一趟，眼睛不要老盯着一个小地方，更不要只盯着鼻子底下的嘴巴，人生在世应当开开眼界；他对那些不图上进、不思变革的“小农意识”不失时机地予以抨击，他劝告村民们该扔的要舍得扔，该淘汰的一定要淘汰，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他以自己丰富的阅历提醒干部和供销人员们该怎样出差，怎样办事，怎样购物，乃至怎样交友；他说我们这一带的农民让苏南模式娇惯坏了，他抱怨个别村民把“奖农金”错当“补助金”，不懂得学习养殖技术来致富，遇事只知找政府，找干部。他说温州人从来都是找市场，本地不行找到外地，外地不行找到国外；他告戒村干部不要只是用嘴讲讲“农业结构调整”，他要他们学习技术，研究市场，带头示范；他胸襟宽广又心细如发。某次出差住宾馆，他看到那里的草坪颜色又绿又亮，他及时研究讨教，回村后马上把诀窍告诉了村里园艺场的负责人；他大声呵斥身边那些不争气的晚辈亲戚、本土出身的下级干部，他对他们太知根知底了，他手把手带出了永钢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管理层，他最容不得这些人工作出差错，或飞扬跋扈，胡作非为；他激烈地反对浮夸、虚假，他说过去的一些做法耽误了整整一代企业家，但他又憎恶平庸，提倡“无功便是过”，杜绝“占着茅坑不拉屎”；他密切而又敏感地注视着这块土地上的一切细微的变化，并能立刻发现这些变化在“历史进程”中的意义；有时我感觉他很孤独。他洞悉这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他为自己的成就感到满意，同时也为发展变化还不够快而感到焦灼不安。他说，能把他所在的这个村子和厂子搞出点现代化农村和现代企业的大模样来，是他此生要追求的两个最高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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