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构成中国经济的一大景观。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乡镇企业有两大缺陷，一个是作为一般意义上的集体企业的致命缺陷，在于产权构造。另一个就是它的工业化模式，即所谓“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但有位“新左派”学者甘阳却从中发现了“后现代”的真谛，超越西方的法宝：“华夏民族从农业社会转入工业社会，或许可能创造不以彻底摧毁乡土社会为代价的历史经验。果如此，这不仅对华夏民族‘生活世界’之历史延续具有无可估量的意义，而且将是对人类文明史的莫大贡献。”“中国乡镇企业所提出的问题，毋宁应该看作：中国现代性对西方现代性的挑战，并正在形成对西方现代性的一种alternative.”（见《乡土中国重建与中国文化前景》载《二十一世纪》1993年4月号第5页）。另一位“新左派”大将，崔之元，则很怀念“大跃进”，据认为，大跃进固然失败了，但其中也包含了相当的“合理因素”，乡镇企业就是大跃进的合理因素（见崔之元《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载《二十一世纪》1994年8月号第7页）。

凡此种种食洋不化、数典忘祖的观点，实在让人目瞪口呆。

乡镇企业的确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但是所谓“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是城乡分割的户口制度和缺乏流转性的土地制度造成的，完全出于无奈的选择。后果是村村建厂，处处冒烟，环境大破坏，经济集约化程度上不去，特别是第三产业发展不起来。有学者正确指出，“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决非最好的经济组织形式，更非广大农民的心愿。和城市化相比，乡镇企业的形式使城乡收入差距无法缩小，便劳动力的转移处於不稳定、低效率状态。千百万农民不顾艰难险阻涌入城市，形成震动各方的民工潮，充分说明把农民束缚在乡土上是多么不合理和不得己。（参见秦晖《“离土不离乡”：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模式？——也谈“乡土中国重建问题”》载《东方》1994年第1期）

须知农民在中国远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主要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身份。谓予不信，请看那些早已不下田地的人，不是仍被不假思索地称为“农民企业家”或“农民工”、“（农）民（教）师”吗？这种农民身份系于举世独有的中国户口制度。所谓户口制度，远远超出了其字面上的居民登记的含义，而是一种基于血统的、画地为牢的人身束缚。例如，只缘你的父母是农民，你就是农民，而且必须是户口所在地（通常也就是出生地）的农民，无论你是否还真的从事农业生产。就算是死心塌地在乡务农，虽然所耕作的土地据说是归包括你本人在内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但这个集体无非是个抽象而空洞的符号，你只得逆来顺受基层党政干部的瞎指挥，成与不成都是他们的“政绩”，血本无归你自个儿兜着。较远的比较极端的例子是当年砸了饭锅大炼钢铁，较近的则如各地农民承包的果园、农场被“公家”擅自收回重新发包的坑农事件仍然层出不穷。由于缺乏明朗而稳定的制度预期，承包农民的合乎“理性”的反应便是不惜地力、竭泽而渔，至于植树造林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功在长远的事情则乏人问津。

毛泽东说“卑贱者最聪明”，此话用在农民头上，确可以引申出一些经济学含义。黄仁宇先生早年就对农民的经济理性给予高度肯定。1949年后，农民虽不曾享有国家提供的医疗、失业和养老等社会保障，也历来在升学、参军、招工、提干等方面低人一等，又身受“剪刀差”的掠夺，但仍然百折不挠地怀有生活的热情和希望。中国改革，正是始于农村，不是说，“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吗？承包到户也是农民的“创造”，只引入了少许商品货币关系，就一举解决了中国的粮食问题。而农民的企业家精神，又何尝在“市民之下。有人做过一番研究，对比北京的中关村和浙江村（浙江人在北京南近郊一带聚居起来，做各种生意），结论是：浙江村比中关村更接近现代经济体系。

在人多地少矛盾日益突出、农业比较效益日渐低下的情况下，农民纷纷外出谋生，亦在情理之中。最为离奇反倒是，据说经过“土改”和后来的“分田到户”，农民得到了土地，意味着翻身求得解放，而今却连放弃土地的自由也成了问题，事实上无异于强迫劳役制。因为如果索性弃地不种，也得照样承担各种税赋：工人尚可以下岗拿最低生活补助，农民若是“下岗”反倒要每年净贴一笔进去，更不存在主动辞职或被辞退、开除的可能了。在其自谋出路的迁徙和就业中，又时时处处遭到歧视性的等而下之的待遇。很多人疲于奔波旅途，徒然耗费经济资源（想想春运高峰吧，还有一年一度的民工潮）；种种身份上的束缚令他们举步维艰。外来民工往往又被排斥于当地主流社会之外，难免沦为犯罪的高危人群，个别人直至铤而走险，这容易进一步引起本地人不加区分的歧视和敌意，必然造成社会治安上的恶性循环。

（但户口制度的受害者，也不仅仅限于农民，城市居民，包括大城市居民，概莫能外。只不过后者尚享有体制内的各种补贴和特权地位，而常常沾沾自喜并以优越感示人，浑然不觉所已丧失的机会和利益为更多。打开各地的任一张报纸的任一则招聘广告，几乎都有本地户口的要求，今人啼笑皆非的却是，取得户口的前提往往又是先已被当地单位录用，这种死循环致人于无望境地。当然，不乏少部分“精英”最终突破了上述种种束缚，但他们本人和这个社会都付出了过高的代价。）

（近年来不少城市纷纷出台吸引人才的优惠政策，为科技人才落户大开方便之门，时人多表赞许，我却有所保留。是不是符合需要的人才，究竟值多少钱的人才，归根结底，不靠学校的标签、政府的批文，而取决于市场的评价。一般而言，高学历者本已在自发的就业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如果居然还要求助于政府的优惠政策，岂非笑谈！所谓优惠与歧视不过是同一块硬币的两面，对一些人的优惠就是对另一些人的歧视。当务之急是要肃清市场上的一切障碍，确立劳动力自由流动和平等竞争的基础。政府人为地将低学历者排斥在市场之外，既不符合经济规律，也有违社会公平。究其实质是，这些地方政府对于外来人与本地人之间的歧视性政策视若不见，却避重就轻，在外来人当中制造新的制度性的学历歧视（社会性的学历歧视总归是难以避免也无可厚非的，不在此讨论之列）。凡此并非治本之计，一片叫好之声可以休矣。）

任何一个经济中都有贫富之分。但是像中国这样，贫穷的地理分布如此有“规律”，集中于农村，却要拜“超经济强制”之所赐。1999年12月3日《南方周末》第2版探讨了关于扶贫的话题，值得注意的是两位专家在移民扶贫问题上表述了不同的见解。简言之，崔晓黎认为，“就地脱贫不灵光”，而出路在移民，并提出移民的“四个方向”。崔的言下之意，政府应当积极地组织和实施移民。而丁力对此表示慎重，“不能轻言移民”，“市场化脱贫大有潜力”，就地扶贫仍是一条出路。双方持论各有依据，但令人稍感遗憾的是，丁力充分重视市场的作用，却要人为限定一个市场的空间有效范围；崔晓黎虽注意到资源配置优化的超越地域的要求，又仅寄希望于政府的强力介入。此外值得进一步指出，移民也不仅仅与扶贫脱困相联系，而有着更为深远的涵义。

在我看来，当前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应否通过政府行为推动或限制移民。重要的事实是，在体制内规模极其有限的人事调配和移民安置之外，浩浩荡荡的自发移民无时不在进行。且不论大量农民外出务工（“离乡又离土”）或到发达地区农村承包农田（“离乡不离土”），许多内地在职人员和应届大中专毕业生也置户口档案于不顾，纷纷前往沿海地区寻求发展机会。当然也不排除其他路径和方向的自发移民，以上仅择其要者而已。无论如何，我们切不可低估这些当事人的经济理性，他们必然经过了一番成本收益计算，趋向于自身利益和效用的最大化,这对于整体经济无疑也是一种帕雷托改进。正所谓太史公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盲流”的称谓实属不当,只有盲目和盲动的政策，决没有盲流的人民。
然而上述自发移民过程却是残缺不全的，其合法性处于尴尬的地位。固然，没有任何部门直接声称其为非法，但现行的户口制度（在农村还有与之相联系的“集体”土地制度，在城镇则还有“单位”住房制度、子女入学制度等）以及人事档案制度，却分明与之站在对立面上。但是，恰恰需要指出的是，哪怕是在上述种种不利的条件下，自发移民仍保持并不断增强着旺盛的生命力。这是发人深思的。经济规律和市场的自发力量，势不可挡，哪怕是以扭曲的形式发挥着作用。所以，我们需要的远非从政府角度推动抑或限制移民，当务之急和长远之计都只是给予事实上不断发生的自发移民合法化。换言之，这也是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平等竞争，对内确立统一的国民待遇的问题。顺便说一句，打击外来人口犯罪的关键也不在于动辄不分青红皂白地驱赶和遣返，那样不仅在客观上收效甚微（如经验所证明的），也直接违背经济规律，更有违宪之嫌（如下所述），根本之策还是将他们接纳和溶入当地主流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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