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日本社会出现了城市运动。日本的城市运动是日本战国后期幕藩体制建立的结果。幕藩体制的建立形成了国家对商业和城市的统制，使城市作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发展起来，成为社会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重要载体，在幕藩体制中，以集权、分权相结合的石数制为核心的兵农、兵商分离制有力地推动着城市运动的发展，它不仅塑造了日本的封建小农经济，而且塑造着日本的商品经济，使城市运动成为日本江户时代社会历史的重要内容，在明治维新之前成长壮大，日本的现代化也由此展开。

关键词：城市；城市运动；幕藩体制
 

西欧的现代化是从十五、十六世纪开始的，而日本的现代化却是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才开始进行的。这容易使人产生疑问！在研究日本史过程中，笔者注意到：在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到十九世纪初,日本社会出现了城市运动。这次城市运动在日本历史研究中受到忽视，一般情况，研究者多集中于对城市历史特别是城下町的研究。

人类进入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以后，商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不断发展，推动和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使人类的原始居住点最终分解成城市和乡村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社区。马克思就已经指出：“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 [1](P.56)日本类似于中世纪时期的西欧，由于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西欧的城市完成了从“城”到“市”转变从而使商业和工业为主的城市逐渐成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作为农村的对立物，开始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

一、   日本的城市运动

日本的城市运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中世纪末期到织田政权时代，这一时期，是以港町、门前町、寺内町为标志的“市”的发达和以城下町为标志的“城”的出现为特点，使日本的城市要素开始出现。这一时期，“座”的活动反映着市场的发展状况。它是工商业者同业组织的行会，是促进经济活动的组织。“成熟的座以官僚、贵族、社寺为靠山，受其特别保护，拥有收购及销售商品的垄断权，关卡的自由通商权，是工商业者处在割据的庄园下和乱世的自由团体。” [2](P.222)这种情况以寺内町发展最为典型，通过寺内町的保护，工商业者活动开展起来，并且由于他们的活动是自由的，因而座的垄断权是必须的。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座就会阻碍自由通商，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这样，对座的取消体现着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反映了战国大名在统一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商品经济的重要性，为了加强对城市的控制，需要解决这一问题。这样，不仅可以加强在统一斗争中的力量，而且扫除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障碍，加强领国内的统一。“标志着这种商品化的体制在藩一元化的控制之下。” [3](P.91)许多大名都注意到这一点，便开设免除市场税撤消市座，允许其他商人自由出入的所谓“乐市”、“乐座”。“这实际上表现了近代精神，应该看作是明显的近代标志。” [2](P.222)这样，工商业者的自由经营活动，使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更加繁荣。

而城下町是随着大名领国的形成而出现的城市，也是日本城市发展的典型，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功能。因而，城下町的发展成为原城市化的重要指标。最初是地方土豪在南北朝动乱时，在山城或山城附近建设住宅，作为战略根据地，并在其附近开设市场，以求集中物资。战国时期，随着领国经济的确立，城下町逐渐成为领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于十六世纪作战方式的改变，与过去军事价值相比，交通要道的控制成为建造城下町的理想条件。事实上便否定了中世纪城郭的建筑思想。这些新城郭区别于山城的旧状态在于进入平原地带，并且从偏僻地区移入领国统治的中心、交通中心。井伊直胜离开佐和山城，于庆长9年，在琵琶湖畔建彦根城；庆长12年，崛丰俊抛开春日山城在日本海沿岸的福岛建立新城；庆长13年，松平康重也抛弃了八上的山城而于筱山建筑了新城。” [4](P.44-45)战国大名由于军事革命的需要，由于豢养家臣的需要，同时也为统治的需要，感到有必要在平地营建居城，这样，近世城市便出现了——让武士集中于城郭，把大量工商业者集中于城下，城下町便形成了。

在这个时期，日本城市并没有体现“城”与“市”的完全结合，但此时“城”和“市”本身已经很发达，这是战国社会经济变化的结果；同时也是大名领国制建立的结果。城下町的出现，是日本战国大名在统一过程中，由山城转向领内平原地带、交通要道、江河湖海的口岸，这里不仅商品经济发达，而且作为领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使城下町发展起来。“作为这种居城主义的大城郭，是天正以来，由于织田信长的中央集团意识的强化，在全国分国的趋势下逐步确立的领国统治中心的形势下，不断地出现的，特别是庆长年间最为盛行——这些城郭的建设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特别是庆长四年，安土城的建造标志着近世城郭的出现。” [4](P.41-42)这样，城下町的出现标志着日本城市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不仅开始了日本的“城”与“市”的结合，而且形成了国家对城市的统制，使日本的城市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第二时期：从丰臣政权时代到幕藩体制的建立，是以兵农、兵商分离为基础的城下町的建立以及“一国一城法”为标志，反映着幕藩体制的城下町化。幕藩体制的建立推动着日本的原城市化运动，城下町在日本各藩国内开展起来了。这样，以城下町化为内容的日本原城市化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了，日本的城市发展也进入巩固时期。丰臣秀吉继承了织田信长时期的统一成果和政策措施，完成了日本的统一任务。在这一过程中，丰臣秀吉推行的以“石数制”为基础的兵农分离制等政策使城下町在全国各地发展起来。丰臣秀吉的统治措施“表明在建立称之为石数制的近世土地所有制中，在城市确立领主的土地统治的同时，和农村在法律上予以分离，从而领主对农民和工商业者分别加以控制，工商业者主要是居住于城市，按照其技能而起着特有的作用。这样，确立了城市和乡村的分离，从而带来了都市和农村之间的负担上的显著差异。” [5]P.82城下町的建立标志着日本社会中城市与农村的分工确立了，这一过程，统治者不仅加强了对农民，武士的控制，而且加强了对工商业者的控制。但是由于日本城市中的工商业者拥有特权和拥有经营活动的自由，城市商品经济开始发展起来，这样后来“幕藩体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对付商品经济的增长。” [6](P.126)

 元和元年（1615），德川幕府公布“一国一城令”：“命令所有幕藩领主把武士集中到幕府和藩都的城堡周围──城下町，并把商人和手工业者聚集到城下，并命令折毁领内其他的城池。” [7](P.45) 这样，完全确立了日本的城下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城下町在行使其封建职能的同时，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城下町分布全国各地，把日本“城市形容为蜘蛛网的连接点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8](P.282)于是，城下町化运动推动着日本的原城市化，把日本城市发展推向新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由于城市的发展为城市商品货币经济冲击农本经济奠定了物质基础，城市在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开始显现。

第三时期：幕藩体制建立后到十九世纪初，以元禄时代（1688—1703）三大都市的繁荣特别是百万人口城市“江户”的出现为标志，这是城市运动的最高、最后阶段。这一时期是城市发展繁荣时期，城市经济发展壮大起来。由于江户、京都、大阪等的中央城市和以城下町为中心的地方城市之间有机结合确定了日本国内统一市场；完善了全国性的商品流通体制；经济一体化格局使商业不断发展，而商业发达促进了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关于原城市化及历史阶段另成文论述)

“到1800年，全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6%—7%左右而日本则为16%—17%左右。”[9](P.116)这是日本城市发达的结果，日本的城市化率在现代化初期是世界各地所不及的，特别是江户、大阪、京都等三个中心城市的发展。“江户到18世纪中叶人口便超过了100万，1650年前后大阪人口已近80万人。”[10](P.236)“人口在五万左右的有金泽、名古屋、广岛、长崎等；人口在万人以上的城市大约有五十多个——这样的人口集中，是由于城市经济的优越性而产生的。”[5](P.86)“就整个欧洲而言，工业革命之初的1800年，超过10万人口的城市只有23个，城市人口总数只有550万。” [11](P.24) 从城市人口的数量来看，日本的城市在十九世纪前，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是这里的城市化运动并不是产业革命的结果，原因何在？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注意到：日本的城市运动是日本战国后期，幕藩体制建立的结果，形成了国家对商业和城市的统治，这样，日本的城市作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发展起来。城市作为社会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重要载体成长起来。“作为世界最大城市的新江户城的崛起标志着同以往的居住方式的决裂。”[9](P.162)本文对幕藩体制与日本城市运动关系作详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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