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库恩之后，科学研究的视角发生转换:“我们都关心获得知识的动态过程，更甚关心科学成品的逻辑结构”，“要分析科学知识的发展就必须考虑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1]。同时，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影响日盛，其“语言游戏”说强调，任何活动都植根于特定的语言游戏或生活形式，从而受制于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化的情境。以此为背景，一场重估科学知识的形态的运动展开了，“作为实践的科学”观念开始取代“作为表象的科学”观念：科学是一种介入性的实践活动而不是对世界的表象。因此科学研究理应把科学活动本身作为对象，而对科学活动的考察本质上是经验性的社会学研究。这种新的社会学不对科学做内在论考察，不局限于科学的独特的理性品质、认识逻辑、观念史。它也作为“科学知识社会学”（SSK）而区别于墨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墨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预设了不受社会污染的纯粹的知识过程和知识内容，把科学技术的内容排除在社会学研究之外，仅把社会因素作为促进或阻碍知识过程的外部因素；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取消了知识的内容和情境之间的区分，把社会因素作为知识的构成性因素，对知识的构造活动进行了广泛的经验研究，产生了大量富有启发的成果。

但是，科学研究最近二十年的发展表明，“或者社会科学精致得足以解释科学的内容但是整个社会的创制却陷入一片漆黑，或者宏观社会学恢复作用但是科学的细节消失在视界之外。”[2]以布卢尔和巴恩斯为代表的爱丁堡学派的利益分析保留了宏观社会学和政治批判的旨趣，但是其对阶级利益等宏观社会变量的诉求并不能说明知识的微观构造。而柯林斯的争议分析、林奇的民族方法论等微观研究尽管在揭示知识的微观构造方面成果斐然，却缺乏宏观社会学的关注，不能宏观地说明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而这样的所谓社会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内在论研究”[2]。拉图尔采用的人类学考察方法似乎为打通宏、微观研究提供了途径。这种人类学考察把经验的案例研究作为科学研究的基础，强调对知识的生产现场、知识的生产过程进行实时实地的考察，不仅追踪科学事实在实验室中的微观构造，而且还追踪科学家在所谓实验室外部的活动。拉图尔采取的人类学方法首先要求通过参与式观察取得科学活动的第一手资料；其次，运用“转熟为生”的策略，悬置以往的有关科学的成见，保持对观察对象的距离，单单从当下的科学活动本身出发构造对科学的理解；再次，这种人类学的方法还要求研究者对这种人类学构造保有反思性；最后，至关重要地是，要求追踪正在创制之中的科学技术而不是既成的知识和技术制品，这一点成为他考察科学的第一原则：“我们研究行动中的科学而非既成的科学和技术；我们或者在事实和机器被黑箱化之前到达，或者追踪重新开启黑箱的[科学]争议。”[3]我们不妨追随拉图尔，去考察科学活动本身，追踪工作中的科学家和正在制作中的科学事实，看这种考察能获得什么样的结果。

二、构造自然：实验室生活

实验室是科学知识的典型的生产场所。拉图尔首先把实验室生活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实验室日常的知识生产活动，是“实验室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不过，“实验室”并不局限于通常的有围墙的具体的实验室，其扩展意义为“知识的生产场所”，强调对实际的科学活动进行实时实地的考察。相比之下，以往的科学研究都是事后考察，即在接受已确立的科学事实的前提下去重构科学的发现史、观念史。实验室研究也不同于对实验的研究，因为实验研究往往以提炼科学独有的方法为目的，而实验室研究则以科学事实的实际制作过程为目标，基本上是一种社会学考察。实验室研究采用了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方法，这种方法适合于新视角下对科学活动本身的考察。拉图尔从1975年进入萨尔克（Salk）研究所，做了近两年的实地考察。

现在让我们跟随人类学家进入萨尔克研究所的实验室。实验室包括各种复杂的实验仪器，实验材料，实验室人员，科学文本。实验仪器构成一组组“铭写装置”（inscription devices），铭写装置把实验材料转化成可以直接用作科学争论之证据的铭写符号（inscriptions）(数字、图表、图像等可以呈现在文本中的符号)。典型的科学活动是，把实验材料联接或放入铭写装置，经过一系列规范的操作生成铭写符号，再根据这些铭写符号完成科学论文，提出科学命题或主张，参与科学争论，再依据争论的情况继续做实验，强化或修改命题或主张，直至特定的科学命题或主张变成事实。在上述观察中，首要的是实验室的物质环境。“这个实验室的特别之处在于仪器——我们称之为‘铭写装置’的特殊配置。这种物质安排的至关重要性在于，作为实验室成员的谈论‘对象’的任何现象并不能脱离这种物质安排而存在。比如，没有生物测定，就不能说一种物质存在。生物测定不是简单的获得某种被独立给予的实体的方式；生物测定构成了物质的构造。...不仅如此，现象完全由实验室的物质环境所构成。人工实在——实验室成员用客观实体来描述——事实上为铭写装置所构造。借用Bachelard的‘现象技术’ （phenomenotechnique）这个术语，这样一种实在经由物质技术的构造而呈现出现象的外观。”[4]这表明，科学不单单是思维现象、语言现象或者对世界的理论解释，它本质上是一种物质过程，是对不确定世界的物质性介入，而正是这种介入构造出科学对象。玻尔认为对量子现象的描述不能脱离对实验环境的描述。实际上，这对十七世纪以来的实验室科学是普遍适用的。

拉图尔记录了科学家在日常的科学活动中的言谈并加以分析，对科学事实的微观构造过程做了考察。科学家的日常言谈表明，科学“证据”的接受很难说是逻辑上必然的推论，而是做出判断的问题，同行间的协商问题。比如说某种肽的静脉注射是否具有心理行为效应的问题是一个实践问题，取决于注入量，取决于科学家把什么注入量作为标准。拉图尔还发现，科学家对特定科学主张的评估往往不限于所谓纯粹的科学内容，而是包括研究兴趣上的侧重、职业实践的迫切需要、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时间上的限制，乃至对科学从业人员的权威甚或人格的评价，如此等等。这些考虑直接影响到特定科学主张的接受和否定。“评估的丰富性使得这种构想——思维过程或推理程序同这些讨论发生于其中的实际物质环境相隔绝——变得不可能。”[4]。拉图尔从言谈分析中得出结论：科学事实“完全是一种社会的构造”[4]。“社会的”在这里并具有其在墨顿或布鲁尔那里的含义，只是表明区别于纯粹逻辑推理过程的微观构造过程。

拉图尔还从人类学角度进行了历史案例研究，描述了促甲状腺素释放因子（TRF（H））化学序列的确定过程，给我们呈现出科学事实的典型的构造过程。[①]1962年，“大脑控制促甲状腺素的分泌”已成为神经内分泌学界的公认事实。吉尔曼（Guillemin）认定这种控制作用源自下丘脑的一种新因子，他将之命名为促甲状腺因子（TRF），并认定它是一种肽，决定用化学分析方法确定其氨基酸序列。其时下丘脑因子的生理学研究颇有成果，却没有分析出下丘脑因子化学序列的先例；TRF的存在只是一种假定，很可能是其他已知因子在起着作用。因此，该决定并非唯一可能的研究路径，没有它神经内分泌学照样会继续发展。尽管如此，吉尔曼1963年提出了确定新释放因子存在的14条严格标准，从而彻底地重塑了释放因子的研究领域。以前有关新释放因子存在的研究和主张都被取消了。可以说，在这套研究标准存在以前TRF并不存在。这些标准要求更精密而昂贵的实验设备和技术。日本、英国的竞争者因此出局。1966年以前，研究工作主要是改进TRF的提纯方法。把一种馏分认定为TRF的根据仅仅是它能在生物测定中稳定地产生出与基线峰值有显著差异的曲线。到1966年，已能获得相当纯的所谓TRF。但是，此前所有的酶实验都未能破坏TRF的生物活性，吉尔曼因此主张“TRF或许不是一种肽”。沙利（Schally）的团队采用了与吉尔曼大致相同的研究路线，尽管他们认为这种新物质是一种激素即TRH。沙利在1966年发现TRF含有His、Pro、Glu三种氨基酸，不过只占TRF总质量的30%。尽管存在着其他解释，由于沙利认可吉尔曼的权威，因此无视三种氨基酸的存在而得出结论：“TRF不是肽”。而这意味着研究方向将发生发生重大改变。其时，与TRF的生理学研究相比，TRF的化学分析无甚进展。美国全国卫生研究所准备召开一个针对该领域的评审会议，这将直接影响该领域的资金分配，进而决定着TRF化学分析的存亡。吉尔曼的团队将会议拖延到1969年1月，在该会议上公布了他们独自做出的发现：His、Pro、Glu三种氨基酸占TRF总质量的 80%；TRF是肽。分析工作进入最后阶段。确定TRF序列并不直接分析天然的TRF，而是用上述三种氨基酸合成各种可能的序列，同天然TRF做比较，看两者在铭写装置上产生的铭写符号是否足够相似。沙利的团队使用薄层色谱仪来进行这项工作，并于1969年9月提出，TRF化学序列是Pyro-Glu-His-NH2.。吉尔曼的团队认为两种物质在薄层色谱仪上所产生的谱线的微小差异不可忽略，因此否定了沙利的结论。他们认为只有原子水平的质谱仪才能最终确定TRF的结构。1969年9月质谱仪终于产生出合成Pyro-Glu-His-NH2与天然TRF的几乎完全相似的光谱。争议停止了。此时，本体论转换发生了：“TRF是Pyro-Glu-His-NH2”。吉尔曼和沙利都因TRF序列的“发现”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

上述过程表明TRF序列的确定不是单线的逻辑发现过程，而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多种可能性的构造过程，而实验设备对不确定世界的介入在整个构造过程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科学事实的“发现”不过是曲折的充满争议的构造过程的结果。只有在构造过程结束之后，科学事实的构造才变成“发现”，变成独立于构造过程的外在事实，构造过程本身以及实验室的物质环境被掩盖了。当我们深入知识的实际生产过程，知识的品质立刻发生变化：与其说知识是静态的表象，毋宁说知识是一个动态的构造过程；知识的力量不是表现为对外部世界的描摹，而是表现为对世界的型塑。就知识的静态含义而言，它不过是对型塑过程及其结果的记录，知识更多的是一种“know-how”而非“know-that”的知识。不妨给知识下个新的定义：何为知识，知识就是型塑世界的过程或能力。知识的力量的表现之一就是对“自然”的构造。TRF的构造史已经表明科学事实或者说“自然”是构造的结果，先在的“自然”并不能说明科学事实的生产。“由于争论的解决是自然表象的原因而非其结果，因此我们决不能用这个结果——自然——来说明争论如何以及为什么被解决了。”[3]

三、型塑社会：实验室的扩张

上述考察的焦点是科学事实的微观构造，问题是发端于“实验室研究”的考察知识活动现场的人类学方法能扩展到“科学、技术与社会”（SST）水平上的宏观研究吗？我们把“实验室”定义为“知识的生产场所”，而实际上知识生产活动并不局限于通常的围墙内的实验室，随着知识活动的实际展开，“实验室”的构造也随之扩展。拉图尔认为“实验室‘内部’与‘外部’的区别、‘微观’水平和‘宏观’水平的区别恰恰是实验室的建造要破除和取消的”[5]。“追踪工作中的科学家和行动中的科学”的原则自然会导向宏观层次的科学研究，导向对实验室的扩展构造、实验室在社会中的定位及其型塑社会的力量的考察。在这种追踪中，总会发现有一部分科学家在所谓实验室“外部”活动，同科学界、政府、生产部门、用户、传媒、公众保持着联系。一旦这些联系中断，实验室内部的研究工作将陷入停顿。这表明，对实验室内部和外部做出截然区分是成问题的。这种区分把实验室想像为隔绝于社会的知识生产地，从中产生出纯粹的自然知识，这种知识随后毫无代价地扩散到实验室之外。这种成见掩盖了实验室的构造及其在社会中的定位，进而使实验室的力量神秘化。且来看个案例。[②]

19世纪末法国的农场发生炭疽疫情。巴斯德把瘟疫界定为细菌传染病，而此前细菌学与炭疽病毫不相干。他在发生疫情的农场研究疫情，把兽医学的用语转译成细菌学的术语，比如说把“疫情潜伏期”转译成“杆菌的孢子”，从而把细菌学同疫情联系起来。其后，他排除了农场的其他复杂因素而把培养成的细菌病原体带回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实验室，他在这里可以任意地控制条件对杆菌做各种试验。他向外界宣称：“若想解决炭疽病疑难请到我的实验室来。”经过无数次试错，巴斯德偶然地发现了降低杆菌毒性的实验室条件，制出了炭疽病疫苗。这种疫苗在实验室中的小规模活牛实验中获得成功，如其所愿地引起了农场主、兽医、卫生学家等利益团体的注意。但是这并不能让这些群体完全相信巴斯德的实验室能控制疫情，因为疫苗在错综复杂的农场中的成功并不能得到保证。因此，巴斯德需要在某个农场中演示其疫苗的有效性。实际上，有许多非控制的因素会导致失败。因此巴斯德需要把关键的实验室条件扩展到农场。巴斯德成功地与这些代表达成妥协，把农场变成了准实验室，巴斯德的“预言”实现了，在外界看来，实验获得了“奇迹般的”成功。巴斯德实验室的疫苗被广泛地用于法国农场。由此，巴斯德实验室成为相关利益群体的强制通行点，巴斯德名垂史册，法国农业的面貌为之一新，兽医职业和卫生学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巴斯德的细菌理论与实践深刻地影响了法国的社会关系。当巴斯德和卫生学者提出细菌——传染病的传染源——的概念时，他们并没有把社会看作是由穷人和富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组成的，而是由传染病患者、健康的但是危险的细菌携带者、有免疫力的人、接种疫苗的人这样的群体组成的。他们给这些群体的界定加入了非人的行动者：细菌——共同的敌人。共同的利益被制造出来，一种新的社会连带类型产生了。以前因为阶级对立而被视作阶级压制工具的卫生法令得以实施。

巴斯德的实验室重塑了各类社会行动者，转译了他们的利益和社会关系，成了型塑社会的力量。我们可以从巴斯德的工作中提炼出许多有意义的结论。首先，“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科学活动的结果。“在我们的现代社会中，大多数真正新的力量来自科学，而不是来自古典的政治过程。”[5]“既然[科学]争议的解决是社会获得稳定状态的原因，我们不能用社会来解释[科学]争议如何和为什么被解决了。”[3]布鲁尔的社会实在论用社会说明知识，其根源在于他仍局限于表象主义的窠臼，认为知识是以社会为中介的对客观实在的表述。而我们通过对知识活动的考察已经发现，知识的生产过程就是实在的构造过程。“描述（account）和实在不存在先天的（a priori）区别；...描述就是实在。”[6]其次，我们发现了科学力量的源泉——实验室。当巴斯德把病原体带回巴黎的实验室时，一个关键的转换发生了：研究场所由有着无数不可控因素的大规模的农场变成条件可控制的实验室，巴斯德可以在该实验室中任意地对病原体做各种试验。同时，实验室成果的应用并不是简单的传播，而是把农场转变成准实验室。“既然科学的事实在实验室里被制作出来，为了使它们扩散开来，你需要建构它们能在其中维持其脆弱效力的昂贵的网络。如果这意味着把社会转变成一个巨大的实验室，那就这样做吧。”[5]似乎可以说，科学通过把社会转变成巨大的准实验室而型塑社会。再次，我们发现，实验室本身的构造也包含了农场主、农业协会、兽医、卫生学家乃至普通公众这些社会行动者。巴斯德始终在努力把这些行动者的利益同他的实验室联系起来，竭力让他的实验室成为这些行动者的强制通行点。可以想像，假如他的实验室未能成功地维持这些行动者的兴趣，或者他未能同他们达成把农场变成准实验室的妥协，那么炭疽病疫苗的实验室制作就不会成功。可见，知识的成功构造以成功转译相关社会行动者的利益并赢得其支持为前提，实验室不是封闭的实验室，实验室的构造必须纳入社会行动者。

四、科学自然社会的同时构造：走向行动者-网络理论

前述对科学活动的人类学考察已经揭示，“自然”和“社会”都是在科学活动中得以塑造，都是科学争议趋于稳定的结果。传统的社会学分析框架不再有效了，因为这种分析框架有着预定的社会范畴和严格的社会/自然区分。以往的科学研究预设了“自然实在”或“社会实在”这两极。要么用自然来说明知识和社会；要么用社会来说明知识和自然；要么用“自然”和“社会”的杂交来说明知识。以拉图尔为代表的巴黎学派所倡导的新的社会学研究框架试图颠倒说明方向，不再用预定的自然或社会来说明科学活动，而是考察科学活动如何重构着自然和社会。他们主张，如果不研究科学和技术作为其一部分的社会情境同时发生的重构，科学知识和技术系统的发展就无法被理解。只有同时追踪创制中的科学和型塑中的社会才能把握知识活动的本质。“自然的”和“社会的”要素性质上不加区分的参与了知识的构造，同时作为结果被重塑。巴黎学派据此发展出所谓的“转译社会学”（sociology of translation），又名“行动者-网络理论”。那么科学、自然和社会是如何构成无缝之网的呢？我们来看卡龙所做的著名的案例研究。[③]

1973年，EDF(Electricite de Erance)筹划开发新型电车（VEL:electric vehicle），该计划不仅规定了新型汽车纯粹技术上的特征，而且界定了这种汽车在其中运营的社会场域。首先，EDF界定了新社会运动中的城市消费者。这场新社会运动把矛头指向内燃汽车。内燃机是工业时代的产物，产生空气污染和噪音等副产品；私车还是社会地位的标志，此乃受批判的工业社会的消费模式。新型电车能拥有更优的性能/价格比，进而成为普通消费品。它还能改善城市公交。EDF在提出计划时已经考虑了开发电化学电池的技术可能性：首先，公交系统能装配改进过的铅蓄电池；其次，蓄电池和燃料电池能使电力汽车的时速达到90公里进而开拓更广阔的私车市场。EDF不仅界定了后工业社会取代工业社会的社会史和技术史，而且也对制造商做了界定。在EDF的项目规划里，雷诺汽车公司只负责装配底盘并制造车身。而雷诺汽车公司一直雄心勃勃地想成为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商。EDF还寻求政府各部门提供支持：制定有利于电车的法规，为对电车感兴趣的市政当局提供资助。还要求公交公司同研究中心和科学家们合作。EDF的电车计划还不可避免地包括了蓄电池、燃料电池、电极、电子、催化剂和电解液等非人类实体，与人类实体同等重要。蓄电池开发的失败同消费者的不合作一样对于电车的存亡是决定性的。电车的构成实际上包括了电子、消费者、政府部门、雷诺汽车、铅蓄电池、后工业社会等社会的和非社会的要素。该项目在最初几年里并未受到挑战，雷诺汽车公司似乎默认了这场新社会运动的不可阻挡性。但雷诺汽车在1976年对自己的利益做了新的定位，对开发高性能电池的可能性、消费者的需求做了新界定，挑战EDF的安排。在1973年时，VEL存在，而到1976年就瓦解了。

EDF实际上在建构一个世界，卡龙称之为“行动者-世界”或“行动者-网络”。 所谓的技术对象VEL隶属于EDF正在建构的行动者-世界，可以说，VEL本身的构造就是这个特定的行动者-世界的构造。“行动者-世界”的概念使得理解社会和技术对象如何同时被型塑成为可能。我们现在对行动者-世界做一说明。首先，行动者-世界的构成是异质的，既包括社会行动者，又包括非社会行动者。消费者、政府部门、制造商、蓄电池、电子等社会和非社会行动者共同构成了VEL，决定了它的技术内容。在卡龙看来，“不描述型塑技术对象的异质的和规模更大的行动者-世界就不可能描述技术对象。”[7]“社会的”不再意味着“外部的”，科学技术的内容渗透着社会因素，区分科学的内部与外部不再有意义。其次，行动者-世界是通过转译过程而被建构的。行动者-世界并非外部世界中的预定的行动者的简单组合。这些行动者的利益、身份、角色、功能和位置都在新的行动者世界中加以重新界定。比如说，雷诺汽车公司在EDF构造的世界里不得不服从新社会运动而降格为制造底盘和车身的厂商。在转译过程中，“社会的”和“非社会的”要素都发生改变。不过转译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转译者的转译能力和被转译者的抵抗力。在上述案例中，雷诺汽车公司不甘于它在EDF所构造的世界中的位置，它努力建构自己的行动者-世界，进而瓦解了EDF的行动者世界，VEL也随之死亡了。技术对象的坚固性对应于行动者-世界的坚固性。再次，转译过程表明，科学技术的力量已体现在建构过程之中，因为科学技术的建构过程就是型塑社会和自然的过程，科学技术的成功建构就是社会和自然成功型塑。同时，行动者-世界囊括了众多社会的和自然的要素，这些要素构成科学的力量源，足以解释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力量。再加上前面提到的“社会的准实验室化”，科学的力量不再神秘。要言之，在科学活动的行动者-网络中已区分不出纯粹的“科学的”、“技术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内容，因为科学活动本身已经把它们结成无缝之网，“自然”和“社会”在这张无缝之网中被共同建构。

五、结语

对知识的生产现场进行人类学考察，同时追踪创制中的科学和型塑中的社会，结果发现，知识生产把各种社会的和非社会的因素纳入其中，知识的生产过程就是型塑自然和社会的过程，知识不是对世界的表象而是型塑世界的过程和能力；科学在建构一张科学、技术、自然与社会构成的无缝之网，也在这张网中被建构。在这种考察中发展出了行动者-网络理论。科学的浪潮把人类卷入知识社会，知识社会是高风险的社会，其风险很大程度上源自对知识的生产过程及力量机制的无知和失控。科学的人类学和行动者-网络理论为考察知识的生产过程以及知识与社会的复杂关联提供了新的方法和理论平台，寻求在降低知识社会的风险方面发挥作用。我们需要做的是，对知识社会中的知识活动进行更广泛和深入的经验性研究。

注释：

[1] 库恩：《必要的张力·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p.265，p.267。

[2] B.Latour，One More Turn After the Social Turn...， in M.Biagioli (Eds.)，The Science Studies Reader， 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1999，p.276-289。

[3] B.Latour，Science in Action，Milton Keynes：Open University Press，1987，p.258，p.99，p.144。

[4] B.Latour and S·Woolger，Laboratory Life：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p.64，p.159，p.144。

[5] B.Latour，Give Me a Laboratory and I Will Raise The World，in Knorr-Cetina and Mulkay (eds.)，Science Observed：Perspectives on the Social study of Science, London and Beverly Hills：Sage Publications Ltd., 1983，p.141-170。

[6] S.Woolgar，Critique and Criticism：Two Readings of Ethnomethodology，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vol.11，1981，p.504-14。

[7] M.Callon.，The Sociology of an Actor-Network：The Case of The Electric Vehicle，In Mechel Callon，John Law and Arie Rip(eds)，Mapping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London:The Macmilian Press LTD，1986，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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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案例参见《实验室生活》（Laboratory Life）第三章“一个事实的构造：TRF(H)案例”。

[②] 此案例参见拉图尔“给我一个实验室，我将举起世界”（Give Me a Laboratory and I Will Raise The World）一文和《行动中的科学》（Science in action）一书中有关巴斯德的段落。

[③] 此案例参见卡龙“行动者-网络的社会学：电车案例”（The Sociology of an Actor-Network: The Case of The Electric Vehicle）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