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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3，超验话语在现代性建设中的作用问题：
拙文《论哈贝马斯宗教观的转变》曾经指出，哈贝马斯宗教观在其前后期的思想中有过一个巨大的转变，归纳起来，就是哈贝马斯对宗教由早期的彻底否定发展到了后期的有限肯定。现代性理论中一个普遍的命题是，现代性等于世俗性，由此人们很容易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现代性与作为超验话语的宗教是格格不入的。其实，这是误解，更始错误。
韦伯对现代性与新教伦理之间内在联系的阐述不管如何需要接受检讨，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作为世俗性的现代性与超验话语的宗教之间并非是水火不容；宗教对于现代性的发展并不一定构成障碍作用，很多情况下反而会发挥一定的促进作用。
宗教对于现代性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它能为社会进步提供动力，也就是说，能够有助于我们解决社会主义文化系统的动机危机问题。我们知道，在社会主义现代性建设过程中，政党意识形态与大众信仰体系之间的关系需要摆正和理顺；大众信仰固然不允许凌驾在政党意识形态之上，但政党意识形态恐怕也不能丝毫不给大众信仰以活动空间。
除了能够提供动力支持之外，宗教还有助于我们反思现代性的历史问题。这是保守主义现代性理论告诉我们的。从赫尔德到舍勒，再到施密特（Carl Schmitt），保守主义现代性理论一直关注宗教的社会功能，关注政治的神学化与神学的政治化。
哈贝马斯自身的经历也充分说明，忽略宗教的现代转化及其功能，对于现代性批判会造成无数的麻烦。在早期，哈贝马斯正是由于一股脑地否定宗教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才给他的现代性拯救计划带来许多诟病，神学家对他的批评或许是所有批评当中最有力的。哈贝马斯后期引入神学话语，并改变其对宗教的态度，在很大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他对其现代性设计的一次重整。
宗教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虽然已经明朗，起码是难以否认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如何把在宗教导入中国的现代性建设过程当中，则还是一个比较复杂，也比较敏感的问题。敏感的原因在于：如何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宗教之间的对话问题，这在西方其实早就是一个热门话题，至尽依然倍受关注，但在汉语世界未见有建设性的讨论。复杂的原因则在于：汉语世界的超验话语比较杂多，究竟应当优先与何种超验话语发生勾连，需要慎之又慎。
4，中西文化关系问题：
稍谙西方思想史的人，可能都知道，西方在其现代化过程当中，从来就未曾离开过非西方世界，特别是中国。非西方世界（包括中国），作为他者，在西方社会文化当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不应否认，哈贝马斯原初是一个想抱西方中心主义残缺的人，因为他对待非西方的立场和他一贯主张的交往理性之间是有一定的距离的。但是，经过来自方方面面他者话语的挑战和批判，哈贝马斯在不久前与泰勒就"承认政治"（PolitikDer Anerkennung）所展开的争论中，也不得不承认，他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并不彻底，并且提出，只有建立在交往理性基础上的文化多元主义，才是解决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关系，特别是文化关系的一条出路。
回过头来，我们不妨反躬自问：中国的现代性建设是否可以离开西方而闭门造车呢？今天，汉语世界似乎在这点上已经达成共识：绝对离不开！只是，上层不断高呼与国际接轨，不惜一切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是最好的说明了；下边则普遍欢迎全球化，跨国公司纷纷涌入，消费主义"深入人心"，充分证明了国人对全球化的强烈认同。
既然离不开，那么，我们对西方究竟应该持怎样一种态度呢？把举国上下的态度归结起来，有这么三种：
（1）文化中心主义，这是中央大国的狂妄心态在作崇的结果，显然是要不得的；
（2）文化民族主义，这是"义和团清洁"在当代的变种，光靠说"不"是断然解决不了任何实质问题的；
（3）文化相对主义，这种态度比较隐晦，也比较具有欺骗性，其实只不过是没有立场的表现罢了。
文化中心主义要不得，文化民族主义又解决不了任何实质问题，文化相对主义则不过是一种花招而已，那么，我们到底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呢？当然有，哈贝马斯后期所钟情并一再加以论证的"文化交往主义"为何不能成为我们尝试的一种选择呢！
注释：
1，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页。
2，哈贝马斯：《与克吕格谈话录》，请参阅本书的中译文。
3，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前言，三联书店，2000。
4，哈贝马斯：《与克吕格谈话录》，请参阅本书的中译文。
5，"全能主义"概念是邹谠教授最先提出来的，他主要是用这个概念来描述 中国二十世纪的政治变迁，我在这里则尝试把它用到当代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请参
阅：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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