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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总之，在面对现代性的时候，科际整合是哈贝马斯的一把钝锤，理性批判和社会批判是他的一双利锥，交往理性是其策略，建设一个以民主和法治为基础，以审美为动力，以超验力量为调节机制的开放的乌托邦式的"交往社会"，则是其最高追求。
但这里想再次强调指出的是，在对现代性的理解上，哈贝马斯和他的前辈，特别是和阿道尔诺以及霍克海默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不同除了在于明显化悲观主义为乐观主义，以及进一步地与自由主义现代性，特别是以帕森斯--卢曼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现代性调和之外，还表现在悄悄地同二十世纪初以来以舍勒和西美尔为代表的德国保守主义现代性话语达成共识。如果说与自由主义的调和主要集中在哈贝马斯的早期著作的话，那么，同保守主义取得共识则是他在晚近著作中的立场，主要表现在他对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解上，及其有关宗教观念和神学话语的看法上。
至此，我们或许可以把上述两种来自东西方不同语境的现代性理论略加对比：刘小枫的现代性思考立足于保守主义的理论基础，在反对左右两种激进主义的同时，又不失时机地吸取各自的精华，试图建立起一种依靠宗教和法律加以约束的现代自由-民主社会；哈贝马斯则是坚定不移地继承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具体说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主义传统，用自由主义的激进作为对自己的警醒，用保守主义的温和作为缓冲，试图通过继续宏扬启蒙传统，通过对现代社会的不断改良，实现现代自我转换的目标。
我在这里无意也无力提出一套与上述两种现代性理论话语相抗衡的话语体系来，只是想围绕着汉语世界的现代性建设问题提出几点自己的看法。但需要指出的是，我的思考就是从上述这两种言路不同，语境悬殊，然而兴趣并无太大差别的现代性理论的关联出发的，而这也正是我在上文之所以清理他们的思路的目的所在。说穿了，我是想钻他们的空子，尝试在他们之间找到的一条进入汉语世界现代性问题的路子。
同样是关注汉语世界现代性问题，我和刘小枫有所不同的是，我比较强调中国这个特殊语境的当下现实，并努力结合这个现实来展开我的现代性思考。从《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刘小枫虽然也关注"现代性与现代中国"的问题，但由于他的侧重点在于建构一种现代性的社会理论，因而他在牵涉到当代中国问题时不是没有来得及具体发挥开来，就是被理论话语的阐述所淹没。而我不想也不敢建立什么宏观的理论体系，仅仅想从社会理论的角度，对汉语世界的现代性问题提出自己的想法。
在我看来，当代中国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社会主义现代性冲动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因此，我想把我的立场定位在：从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出发（在这点上有别于刘小枫，而认同于哈贝马斯），吸取保守主义现代性话语，特别是德国保守主义现代性理论的有关论点，主要是他们关于超验话语在现代性建构中的作用的观点（在这点上我支持刘小枫，而与哈贝马斯保持距离，尽管他后期越来越重视保守主义在这方面的相关论述），围绕着中国当前个体-群体的心性结构的质态及其文化机制的形态。具体思考如下：
1，工具理性批判问题：
工具理性批判是社会理论关于现代性的一个基本命题。任何一种现代性理论话语，自由主义的也好，社会主义的也好，保守主义的也罢，在对待工具理性这点上可以说是高度一致的，都认为工具理性独步一时是现代性问题的症结所在，工具理性批判是现代性批判的一条必由之路。当然，三派的工具理性批判在表现形式和激进程度上有着一定的差别，比如社会主义现代性理论就显得比较突出，从马克思的"异化学说"，到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的"启蒙辩证法"，再到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殖民化"概念，可谓是矢志不愈，步步深入。
然而，我们虽然处于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冲动之中，对工具理性批判却是重视不够，甚至是无动于衷。放眼望去，我们周围形形色色的工具理性现象和局促不安的工具理性冲动随处可见，"蔚然成风"。一种"全能主义"5的理性观和实践观冲击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有所不同的是，先前的那种"政治全能主义"（比如"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等），让位给了"经济全能主义"（"金钱万能论"等）和"科技全能主义"（"技术乐观主义"，"技术决定论"等）。这股"全能主义"的趋势目前是愈演愈烈，正在向文化，教育以及生态等理应得到捍卫的生活世界领域蔓延。
因此，在中国的现代性建设过程中，工具理性批判一上来就显得格外突出，我们不应当象西方那样，非要等到工具理性张扬到了极致地地步再来收拾和补救，而必须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把工具理性批判当作中国现代性建设的起点问题和核心问题加以处理。
2，社会主义合法性问题：
进入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的一大杰出成就就是认识到了其合法性危机的存在，并有意识地从社会理论和政治实践等多个角度去努力加以克服，从而使资本主义的发展突破了历史学家的预言，非但没有寿终正寝，反而显示出了比先前更大的生存活力和发展潜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会主义无论是在国际共运还是在国内实践方面都遇到了重重的麻烦，处境极为不利。究其原因，大概在于，社会主义作为社会思想，社会制度以及政治意识形态，其合法性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更谈不上有效的解决了。
要想认识清楚并彻底解决社会主义的合法性问题，首先必须搞清楚的一点是：无论是作为思想体系，还是作为意识形态，或是作为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苦瓜，相互之间有着相关的合法性背景。因此，澄清资本主义，特别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的根源，对我们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特别是现实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危机无疑会有很大的帮助。
事实上，哈贝马斯走的就是这一思路。他对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分析，为我们着手分析社会主义合法性问题提供了样式。在《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问题》（Legitimationsprobleme im Spaetkapitalismus）一书中，哈贝马斯指出，晚期资本主义存在着四种社会危机倾向，分别为：
（1）经济危机；
（2）合理性危机；
（3）合法性危机；
（4）动机危机。
由此类推，社会主义的合法性问题大抵也可以概括为这样四种危机趋向。如果说，我们对存在于经济，政治和行政等系统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社会主义合理性危机以及社会主义合法性危机等已经有所直觉，并有所行动（比如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东欧的"纠补革命"）的话，那么，社会主义文化系统中的动机危机问题却被完全忽视了。而当前社会主义动力系统中急需解决的棘手问题，就是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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