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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与马克思，两个哲学史上的革命家，一个在20世纪通过对“忘在状态”的揭示追根究底地批判了西方千年之久的形而上学传统，一个在19世纪以人在感性活动中的异化揭露了一切既往的“哲学真理”和其他“意识形态”都是这种异化的观念的回声。在这两位思想大师之间虽有时间上的百年之隔，虽在哲学的述说方式上有很大的差别，但他们各自所发动的革命，是同一性质的思想大事变，并且都是对人类当代状况及其根本问题的击中要害的阐明。因而，他们之间在思想上的相遇本是题中应有之义。他们的哲学革命都是对形而上学藩篱的挣脱，所以必然导致对人类历史之意义的新的存在论阐释。事实也正是如此：他们在历史之思中相遇。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在上世纪所实行的哲学革命的真实成果。这一成果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在西方思想界引起了震动，成为诋毁或颂扬、歪曲或尊奉的对象。一句话，不管怎么说，它成了任何思想者、学派或思潮都无法忽视的学说，直到今天仍是如此。
萨特赞扬马克思主义是当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他所指的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而哈贝马斯则提出了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凡此种种理论现象都表明：经过了现象学运动、而后开出了一条存在论上的新路的当代西方思想（主要表现在欧陆哲学中），仍然在历史唯物主义面前觉察到了自身的某种空缺。因此，产生于19世纪的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当代西方思想中的强有力的对话者和参与者。
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重要性和地位，是由当代状况所引起的当代问题的根本性质所决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洞见超出了近代哲学的思想范畴，它对人、自然和历史的看法，对于人类的当代状况及其问题的根由具有深刻的揭示作用。如果对当代问题采取在近代哲学视野范围内的理解，那么，就不能理解这些问题本身真正的当代性，因此也就不需要重返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或者只需要坚持被近代化了的历史唯物主义，更毋庸提什么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哲学的对话。直到今天，对于任何一个还只是在近代哲学的视野和思想方式下思考思想的历史和人类的现状的人来说，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意义和它对于当代状况之来由和去向的深刻的揭示作用却仍然是蔽而不明的。
但这种蔽而不明却不仅仅是由于人们在主观上的失误，不仅仅是由于人们未曾读懂马克思的那些富含存在论变革的手稿，而是主要根源于当代状况本身的分裂和矛盾。一方面，无论是在政治、法律制度上，还是在经济制度和一般社会组织的原则上，当代状况都是由近代理性原理所引导和规约的；另一方面，当代状况在生活世界的一切深刻的层面上都是理性的反面，它所包含的痛苦和病症都源自理性形式主义的空虚和抽象。这种分裂和矛盾的状况，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新时代的人的无家可归状态”；用马克思在其早期手稿中的说法，是资本关系所造成的人的全面而普遍的异化。这种无家可归状态，根据海德格尔，是出自存在本身的天命。这一天命随着由欧洲传统的形而上学所养育而成的资本文明征服世界的过程而成为世界天命。面对此天命，可以有两种理解态度，一种态度是，继续用某种形而上学的形态来描述它，使它成为仿佛是某种在人的生存之外的先定的强制力量，借此把人的无家可归再度掩盖起来。在这种态度下被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仍然只意味着对社会物质生产“客观规律”的外在描述。另一种态度是把世界天命看作人的生存本身自生的天命，把这天命看作源自人的存在的本质结构，即源自人的存在的本真的历史性。通过这种态度，我们才有可能去谈论和理解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中的那么一个重要的观念，即“史前史”观念，而不是把现代形态中的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看作是超越时间和历史的普遍的社会定则；才有可能去谈论和理解社会物质生产史对于人的自我诞生的存在论意义。不作这样的谈论和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只能意味着一种在近代思维模式中的“经济决定论”的历史观，只能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中的移植。
要去除笼罩在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这种由近代思维模式所造成的遮蔽，就需要再度深入历史唯物主义所由出的那场哲学革命，亦即再度深入这场革命所展示的新的存在论境域。如果说这种“再度深入”的可能性不是出自个别学者的偶然的幸运的发现，而是需要实践上的现实条件和理论上的思想条件的话，那么，现在，这两个方面的条件都已具备了。人们用“现代性”一语所标志的当代状况，已经大略地概括了西方近代理想及其原则在现实生活中的破产。本文不拟对此展开讨论，即不打算讨论使重返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洞见得以可能并成为必要的现实条件。本文所欲证明的是，在当代西方哲学走了一段超出近代范畴的思想道路之后，有必要重新回顾历史唯物主义的成果，再度深入为历史唯物主义所通达的存在论境域。对于这一证明来说，海德格尔在其历史之思中与马克思的相遇，提供了最有说服力和最具本质重要性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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