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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 正 文 】
“苏联范式”问题由于樊纲同志《“苏联范式”批判》（以下简称樊文）（注：“樊纲”：《“苏联范式”批判》，《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一文的发表而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广泛注意。从论坛上已发表的文章看，对樊文既有提出批评的，也有为之辩护的。我认为，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不仅涉及到“苏联范式”本身，而且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的前途和命运，很有进行深入讨论的必要。在这篇文章里，我想就“苏联范式”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系、樊文对“苏联范式”“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前途命运等问题发表一些看法。文章主要是评论樊文的，同时也涉及杨永华同志的一些观点。（注：杨永华：《评“苏联范式”之争》，《经济研究资料》1996年第10期。）
一、“苏联范式”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系
樊文说，所谓“苏联范式”，“就是50年代初在斯大林主持下写成的苏联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那个范式。人们后来把这一范式称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实际上，这套东西究竟与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当年构造的经典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不是一个东西，是很值得怀疑的。”
在樊文看来，只有“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当年构造的”经济学才是他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在斯大林主持下写成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显然是不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个格的。但是，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仅限于“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当年构造的”范围之内，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岂不成了一个固定的、不能随时代的发展和人们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发展的经济学了么？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当年构造的”经济学还仅仅限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也就是说还仅限于“狭义的政治经济学”，而恩格斯提出的“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的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即“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有待于创造。（注：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2页。）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仅仅限于马恩“当年构造的”，那么，就只能有“狭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永远也不可能有“广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了。这当然是不正确的。
需要指出的是，“广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建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是“在斯大林主持下写成”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世界上才有了第一本包括社会主义部分在内的真正的“广义的政治经济学”。
简单回顾一下这一段历史也许不是没有意义的。
在建立“广义政治经济学”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是俄国经济学家波格达诺夫。波格达诺夫在1898年按照“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写了一本《简明经济学教程》。该书出版后，列宁曾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专门为该书写了一篇书评，称赞它“叙述不是教条式的（如大多数教科书所做的那样），而是按照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顺序讲下来的”，而“政治经济学正应该这样来叙述”。（注：列宁：《书评亚·波格丹诺夫〈经济学简明教程〉》，《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也许可以说，波格达诺夫的这本书是世界上第一本广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该书没有（也不可能）叙述“社会主义时期”，这显然是不应该苛求于他的。
但是，建立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本世纪初的一段时期，否定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者中几乎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最早提出否定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是桑巴特。桑巴特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由于他写的《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体系》“对于马克思体系的轮廓作了大体上成功的描述”（注：恩格斯：《〈资本论〉第3卷增补》，《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11页。）而得到恩格斯和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称赞和好感。他在1902年出版《现代资本主义》一书，认为，“在严格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下，建立在因果关系的原则上的政治经济学，会成为纯属荒诞的东西。”（注：转引自古兹尼亚耶夫：《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象问题》，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页。）他的这一观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致后来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司徒卢威、希法亭、卢森堡、布哈林等在其各自的著作中都接受了他的这一观点。这种观点，用布哈林的话来说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末日，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告终。”（注：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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