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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 －0766（2000）01—0021—06
关于始于14世纪的西方现代化的含义和特点，仍是许多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的论题。在一般的层面上，我们可以把与西方中世纪相对的资本主义社会称为现代社会， 这一社会的文明称为 “现代性 ”（Modernity）。 数百年来，人类沿着这条“理性化”（韦伯语）之路，以科学技术为动力，极力展示和弘扬自己的“本质力量”（马克思语），一路高歌猛进，以理性和自由的名义，希冀着人类的自我解放。
20世纪的人们，在经历了太多的历史灾难后，带着一种自满、困惑、麻木和被愚弄的复杂心态，着手以“后现代”（Postmodernity ）的名义，对现代性的历史和价值规范进行无情的解构。实际上，数十年前的《启蒙辩证法》已深刻揭露了现代性的启蒙怎样使人重新坠入蒙昧；本世纪初，已身处韦伯“铁笼”中的人们，也借尼采之口，表达了对现代性价值的强烈不满；而马克思的批判，更是深刻揭露了异化劳动的非人本质。
在历史进程的每个阶段，都需要人们批判性地反思自己的生存现状和历史，以便调整今后的行程。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实现着作为“自然历史过程”的人类生存的真义，这个理论是不同于传统理论的批判理论（霍克海默语），而马克思主义就是这种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批判理论”。
一、现代性的困境
对人类现代性文明的论述和描述的文献已蔚为大观，系统、深刻、感性、抽象兼而有之。在此，我们借韩国学者赵永植之口，表明现代文明的某种极端的悖谬：“今日乃是人类历史上生活条件最舒适幸福，却也比以往任何时代更恐怖、更不安的体验‘二律背反’的矛盾现象日益深刻的时代”[1]。当今人类社会是“为机械和物质所支配， 以开发为主的产业科学社会”，因而人类目前是一种经济动物，现代化对人而言是经济和科学的现代化而不是人的全面的现代化。“简单说来，今天的科技文明是蔑视人类、拒绝理性、不接受机械价值以外的人类价值的，我们正生活在这种本末倒置的年代”[2]。
大量生产，大量消费，这就是现代性文明的价值目标。人类从生物进化提升到社会进化，通过这一超越，产生出自己的解放目标，但这目标在现代性中被片面设定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向度上。生产力的发展，本是为提高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但在现代性状况中，在工具理性主义的推动下，却被归结为资本的逻辑和消费社会。工业制造产品，广告使产品成为人们的需要，人们对产品进行消费，利润得以实现。那么，这些消费都是人真的需要的吗？人的需要被人工制造得五花八门，这些消费品真是按照美的尺度和人的内在尺度进行生产的吗？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只要生产仍以私有制为基础，从生产到消费的整个实践必将是异化的领域。在现代科技、工业、经济文明中，生产是按照市场规则进行的，问题在于，市场逻辑真的体现了人之自由生存的本质需要吗？实际上，追求利润最大化已成为现代社会运行的内在机制，这将使人类本质力量的展现受制于这一资本主义经济逻辑。
随着私有制竞争规则的发展，从国家、地区到各种社会组织、家庭、个人，都以金钱为目的，金钱左右着人类，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所追求的理性、正义、自由、解放之类的内在价值，具体化为经济价值。换句话说，经济成为人类唯一的现实价值，而人类真正梦想的解放目标则迷失了，经济发展本来只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现在成为重要条件或唯一条件。
上述境况并非什么新发现，过去，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业已对之进行了揭示，韦伯关于现代社会“理性化”的理论得出了更悲观的结论。而今，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病理学诊断”，也得出了“生活世界殖民化”的结论。我们在此重提“现代性难题”，其目的只是想表明，在这一“难题”已产生出过多的“全球性问题”的时代，人类生存境况业已十分恶劣，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已处于真正的生死关头。所以，无论从理论的角度，还是实践的角度，重提或反思由“现代性难题”而来的，诸如人的本质、异化、解放等根本性课题，将是“带有实践倾向”的哲学和哲学家的真正的使命和责任。
二、何种本质？如何解放？
人，从何而来？向何处去？人是什么？这是人类通过哲学向自己提出的根本问题。哲学作为对事物本质的批判性反思的理性形式，虽然最初是寻求自然的“始基”，但随着“认识你自己”命题的提出，哲学对人类生存的意义和紧要性也获得了自觉。
人类的诞生，从物种进化而言是一种提升，哈贝马斯认为，至此人类的生物进化业已完成，开始了社会进化。人类组成社会，或者说人成为社会性的人。关于人的基本概念已由历代的思想家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概括：理性的动物、政治的动物、劳动的动物、实践的动物、自为的生物等等。由于人类仍受制于内外世界中的各种事物，尚处于进化过程中，因而解放论题就成为人类生存的本体论指向。所以，人类的存在是历史性的，人类有待成为他自己，即人类有待解放，人类生存的一个基本性质即是：在途中。
动物是自在的，与自然直接同一，其存在方式是基于适应的漫长物种进化。动物没有从自然界中提升出来，它没有历史，它的生存没有反思性的目的，因而它的存在状况中没有解放的问题。而人类产生以后，成为类存在物，他要创造自由的生活和历史，他要反思性地设定自己生存的目的和前途，他对自己以往和现有的生存状况有一个基本的评判，这个评判的一个内在标准即是人之所以或应该是什么的反思性观念，这个观念成为人类能动性自觉生存的结构性要素：规范基础。它既是理论性的，又是实践性的，并由此才产生出社会批判理论对人类生存状态的评判，同时，作为生存目标，它是人类指向自由之实践发展的生存论（本体论）存在要素。
如果解放论题业已成立，那么，对目前人类生存状况的批判性评判即是：人类并未达到规范基础所规约的自由即解放的状态，历史仍未终结。进而，另一个关键问题则是：人类怎样达至解放？如果人类历史是自己创造的（维柯），那么，解放必须靠人类自己的力量获得，靠上帝或神性组织的拯救不是解放之途，人类的解放是自我解放。怎样才能自我解放？本着“针对原本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首先的要求是：认清人类现实生存过程中存在着怎样的世界关系，受制于怎样的物质力量？
人类现实生存实践产生了三个本质性的世界关系，即人与自然界、社会历史和内部精神世界的关系，换句话说，人的世界就是其实践活动形成的对象领域和现实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人类获得了很多成就，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人性的丰富，通过这些文化创造和文明创新，人类进化着、发展着，获得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进化到现代文明。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人类远未达到规范基础（类本质）要求的理想的解放境界，物化、异化、工具理性化等范畴就是对之刻画的典型概念，人类仍生存于马克思称之为必然王国的领域。那么，怎样从中解放而进入自由王国？马克思认为关键是使社会历史革命化，对社会现状加以革命性变革，即在生产力（人—自然向度）高度发展基础上，改造社会关系（人—社会向度），而实现这一过程的物质力量则是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的斗争成为马克思人类解放的现实途径。
无论人们对马克思的解放之途有怎样的批评性意见，马克思以共产主义概念展示的人类解放的理想却是人类自觉创造历史的指针，《巴黎手稿》对共产主义及人类生存的规范基础有重要的经典论述。马克思理论的当代性和现实性在这个意义上得以落实，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责任也因其不断追求人类解放而任重道远。因而，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萨特语），这并非任意地赞美，马克思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框架注定了这一点。人类在未获解放之前，马克思的理论作为真正的社会（人类）批判理论，永远在场并充满现实力量。
三、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
虽然自由、解放、历史、人道主义等范畴，在“大叙事”的名义下被“后现代主义”消解着（利奥塔），但无论如何，人类对自身生存状况进行反思的要求和能力却本质性存在着。这种反思是理性的，因而内含有规范基础的前设；这一反思也是批判牲的，因而带有指向解放的实践倾向。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此谈论人类的解放及如何解放才有正当的理由，这种正当性、本质性和普遍性决定了论题本身的哲学性质。
哈贝马斯把真正的社会批判理论置于哲学和科学之间是准确的，这里的哲学指“理论哲学”（亚里士多德）或“知识论”。“带有实践倾向”的批判理论当然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哲学，但这种哲学是指向人类行动（生存）领域的，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实践哲学”，其现代意义是马克思奠定的，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不仅要解释世界，更要改造世界。 r>何谓哲学？这问题如今依然一如既往地模糊不清，晦暗不明。德国哲学传统开创的“终极基础论证”（阿佩尔）的确是哲思之家园，基础追问不仅只是一种方法：作为方法是先验反思，而内容则是对人之生存的规范基础的追问和设定。作为规范基础，它不是纯粹经验陈述，而是包含“应该”的价值断定（马尔库塞）。海德格尔称之为“此在之在的生存论显现”，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进行的，即是对人之本真存在的生存论论说。卢卡奇则以“社会存在本体论”为名试图将马克思的论说系统化，马克思以“自由王国”、“共产主义”诸观念确立了人类生存规范基础的哲学论说。
当然，自由王国并非仅是在精神领域中得到确证的天国幻想（马克思在这点区别于黑格尔），现实的、历史的因而具体的人作为一种生物或“自然存在物”是受制于必然性限制的。然而，随着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虽然以异化形式），文明发展必将逐步超越这种必然性的限制，用卢卡奇的话说就是“迫使自然界限制的退却”。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和内容就是“唯物主义地”着眼于社会存在，揭示社会存在的结构功能关系和发展动力机制，从而以人之生存规范基础为基准，批判一个旧世界，通过人并且为了人创造一个新世界。
由此，马克思的理论构架和问题意识便明朗起来，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理论工作者的责任也就昭然若揭：立足于社会现实（而不是现存），弄清人类的类本质和本真理想状态，以此为参照点，批判性地揭露现实生存的异化结构和动力机制，以关于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找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主体力量（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直接动力层面），在实践和行动层面上，制定现实社会历史主体的行动理论（从实践中来的科学社会主义），通过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作用，推动社会历史革命化，从而最终实现人类理想的生存状态。上述几方面在马克思的问题意识中构成一系统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即是马克思以实践的唯物主义为名的新世界观的真义。任何以马克思主义名义工作的研究者，都应清醒地认识到这点，这是当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
1.关于人之生存规范基础的哲学设定
实际上，这是马克思理论的哲学基础的问题。在本世纪20年代以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内外对这个根本问题引出了很大的争论和混乱。30年代，随着马克思《巴黎手稿》等一批早期著作的发表，这个问题变得尖锐起来。此后数十年，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方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实践唯物主义的争论，关于马克思早期理论，特别是“异化劳动”理论的性质和地位的争论，关于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的争论等等，诸如此类的重大争论，可以说都是以对马克思理论的哲学基础的理解为前提的。在这方面，卢卡奇作出了重要贡献[3]。
首先，作为真正的社会批判理论的马克思的学说，关注的首要对象是人，这并没有什么争论的必要。这就决定了马克思理论从理论的建构逻辑而言，必须首先确定现实人之生存的规范基础，换句话说，首先需要一种现实的（因而是唯物的）人的理论或人学。这个前设理论成为针对原本的社会批判的基础和标准。
谈论人学并不必然意味着抽象谈论人，人学也不必然归结为萨特或费尔巴哈的人学。马克思的确反对单个人所固有的人性之类的东西，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辩证思维而言，马克思并未否定人有其本质，这里体现出普遍和具体的关系。人的类本质作为一种必要的理论前设，历史性地实现于人的各种实践活动过程中，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和工业是一本打开的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很明显地肯定了这点。我们反对否认马克思理论有一种关于人的哲学理论的观点，我们也反对那种认为需要人学，但在马克思理论中却存在“人学空场”（萨特）的说法。马克思理论中应该存在也客观存在着人的哲学理论，这就是对现实人的生存方式（即实践本质）的哲学概括，人的生存方式应达到的理想状态即是作为自由劳动联合体的共产主义。关于在共产主义中人所达到的解放状态，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有极为精彩的论述：“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因此，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这种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即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能思维的意识说来，又是它的被理解到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4]
我们之所以大段引证马克思的论说只是想表明，马克思对规范基础问题有着如此清晰明确的观点，为什么人们长期对此视而不见或争论不休呢？
其次，马克思理论的哲学基础到底是什么？哈贝马斯说得对，这一基础的内容始终是不甚清楚的，《巴黎手稿》、《共产党宣言》、 《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等，是关于人的类本质（规范基础）的人学理论的重要文本。卢卡奇、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在这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工作，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无疑有继续深入的必要。
最后，马克思理论的哲学基础到底是否正确？或者说，马克思理论前设和实践方案是否能很好地达至人类解放的目的？这实际上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元理论前提的根本问题。有人说马克思的元理论前提仍陷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内，或者说，马克思的元理论前提是以“生产范式”为基础的，仍是一种“现代性理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二元选择的事情，本着坚持和发展的原则，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具有理论创新的意识和勇气。甚至可以思考这样的问题，即：在现今的时代，如果要真正坚持一种富有成效的社会批判理论，就应超越马克思的元理论前设，我们看到哈贝马斯的历史唯物主义重建理论就是这个意思。
2.关于对社会现实的唯物主义理解
众所周知，马克思针对原本的批判开创了对社会存在领域的唯物主义理解的先河，一百多年以来，社会存在领域和社会意识领域的关系问题，已被人们从各个角度反复研究。现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声音大体上归结为两种类型，其一，以G·A·科恩为代表的辩护性重建，其意图是按分析哲学的方法，对马克思所阐述的经典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原理进行解释和论证：“我要辩护的是一种老式的历史唯物主义，一种传统的概念。”[5]其二，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批判性重建， 他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一书导言中写道：“在现在这个场合，重建意味着把一个理论分解开来，然后在某种新形式中，再将其整合在一起，以便更充分地实现它为自己确立的目标，这对于处理那些在许多方面需要修正，但其潜在的鼓舞力量尚未枯竭的理论来说，乃是一种标准的方式（在我看来，这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同样是标准的）”。哈氏并不企求通过在马、恩的原著中发掘某些“基本原理”而“回到原来的马克思那里去”，在哈氏眼里，并不存在某些可以永远坚持的教条，重建也不是复兴，也就是说，哈氏不认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某种传统在当代需要再生，如果这一传统已证明是过时了的话。
囿于篇幅，我们在此不能对哈氏的重建论加以详述[6]， 我们只是想表明对待马克思理论的一种应有的态度和创造性探究的方法，即依照马克思人类解放的问题意识和针对原本批判的理论逻辑，着眼于现代性带来大量全球性问题的现实，着力发展一种既内含马克思理论的批判精神，又立足于现实人类生存境况及面向新世纪的、关于人类自由和解放的社会（人类）批判理论。我们以为，这便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责任！
【收稿日期】1999—09—24
【责任编辑】李知恕
【参考文献】
[1][2]赵永植．重建人类社会［M］．中文版，2，2．
[3]陈波．论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重建［J］．毛泽东思想研究，1998增刊．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M］．120．
[5]G·A·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M］．重庆出版社，2．
[6]陈波．论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A］．马克思主义当代史探微［C］．四川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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