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自1972年，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整理出版了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以来，晚年马克思成了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在国内，许多学者研究了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特别是关于俄国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论述，总结出所谓的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更有人认为，马克思晚年提出了与他早期西方社会主义不同的东方社会主义理论。近年来，国内尤其在关于我国是否已跨跃“卡夫丁峡谷”的问题上争论不休，有人认为我国已跨跃，有人认为没有，有人认为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证明了马克思这一论断的正确，有人认为什么也没证明。争论使问题不断得到深入探讨，但也不可否认存在着一些问题，有的论者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在引文上断章取义，甚至张冠李戴。尤其是恩格斯晚年对东方社会道路的探索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甚至有人故意冷落。本文试图本着紧扣经典原著的精神，全面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这一问题的思想，从而明确认识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特性，艰巨性，更加自觉地坚持我们终于找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一、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初步探索
1. 马克思晚年并没有形成系统的东方社会理论
马克思晚年一般指1871年以后至逝世这一段时间。马克思晚年阅读了摩尔根等人关于古代社会的著作，并做了大量的摘录和评语，形成了马克思的五大人类学笔记，连同他1877年给俄国《祖国纪律》杂志编辑部的信，1881年给俄国女革命家维·尹·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与1882年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第二版序言一起构成了马克思晚年关于东方社会的思想的主要文献。体现在这些文献中的思想并没形成一个系统完整的逻辑结构，因而把它称之为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是不妥的，更不应称之为马克思的东方社会主义理论。
从形式上看，马克思五大笔记，摩尔根、梅恩、拉伯克、菲尔、柯瓦列夫斯基笔记，总共约合中文40万字，这在马克思晚年的大量笔记中只占很小的比例，而且笔记只是供自己进一步研究的资料积累。两封书信草稿除外篇幅都很小。1881年的信没有发出，1811年的信，马克思四易其稿，正式复信仅几百字，而且没有满足查苏利奇发表的要求。从一贯学术严谨的马克思的态度上看，应该得出他自认为自己的思考尚未成熟，有待进一步观察研究的结论。
从内容上看，马克思晚年对于东方社会的论述，也远不是完整系统的，基于眼界与资料的限制，也不是全面的。
第一，马克思在他的五大人类学笔记中所要研究的着眼点是要对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在这里马克思是把东方社会仍存的一些社会形式作为人类历史早期的“活化石”来研究以认识人类历史的“一般形态”，而不是把它作为单纯的东方社会来研究的。
第二，马克思初步论述了东方社会历史发展的独特道路，只提出了俄国有不经历“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
马克思认为印度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的瓦解过程不是西方历史上的封建化过程，而是走着自己的独特道路。在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中，马克思驳斥了柯瓦列夫斯基的观点，指出：“由于印度有‘采邑制’、‘公职承包制’（后者根本不是封建主义的，罗马就是证明）和荫庇制。所以柯瓦列夫斯基就认为这是西欧意义上的封建主义。别的不说，柯瓦列夫斯基忘记了农奴制，这种制度并不存在于印度，而且它是一个基本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283—284页）马克思还认为“根据印度法律，统治者的权力不得在诸子中分配，这样一来，欧洲封建主义的主要源泉之一被堵塞了。”（同上书第274页）马克思对菲尔的观点更是毫不客气地指出“菲尔这个蠢驴把村社结构叫做封建结构”。（《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7年第1期第16页）
马克思还把他在《资本论》中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起源的分析做了范围的界定，认为“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8页），并看到“在这种西方的运动中，问题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相反地，在俄国农民中，则是要把他们的公有制变为私有制。”（同上书第269页）马克思不仅看到东西方历史进程的不同，而且认为俄国农村公社，由于处在一个有利的“历史环境”之中，因而可以使俄国有可能不经历“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这里，马克思对印度、俄罗斯的研究都是作为个案来研究，而并没有把它们上升到一般社会发展道路的高度。
第三，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特别是俄国、印度社会发展道路的看法更多的是基于情感的一种主观愿望。
马克思在五十年代曾认为，不管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多么野蛮，但都具有历史进步意义，认为英国“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49页）但晚年马克思却认为“谁都知道，（印度）那里的土地公社所有制是由于英国的野蛮行为才消灭的，这种行为不是使当地人民前进，而是使他们后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8页）这种转变更多地是出于情感考虑，是一种同情和道德的义愤。
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的论述主要涉及印度、俄罗斯、而且又往往是围绕着它们的农村公社，而农村公社在东方大国中则不是一个普遍现象。马克思晚年对俄国道路的设想，对英国在印度统治的评论带有浓厚的道德判断的因素。总体来讲，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的思考并没有形成系统成熟的观点，而只是对某些问题做了初步探索。当然，我并不完全否认马克思这一探索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
2. 马克思晚年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
马克思晚年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思想是在批判地吸收俄国村社社会主义和民粹派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
1861年改革之后，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发展，原有的农村公社日益遭到破坏。此时，围绕着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掀起了一场“俄国向哪里去”的大争论。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唇枪舌剑，各不相让。1872年，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版在俄罗斯出版。这在俄国引发了一场争论。自由主义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强调《资本论》中体现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借以说明俄国必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合理性。而民粹派则主要强调《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强调资本主义的不合理及必然灭亡，来为自己的村社社会主义理论辩护，否认俄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必然性。正是围绕着《资本论》，1877年，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欧洲通报》杂志第9册上刊登了尤·加·茹柯夫斯基的文章《卡尔·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一书》，紧接着民粹派的杂志《祖国纪事》第10期上刊登了民粹派理论家尼·廉·米海洛夫斯基的反驳文章。正是针对米海洛夫斯基文章中对《资本论》德文版第一卷附注中关于赫尔岑的简短评语的错误理解，马克思写了他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
马克思在信中首先驳斥了《祖国纪事》强加给自己的观点。似乎他也同俄国自由派一样，认为对俄国来说没有比消灭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和急速过渡到资本主义更为急迫的事了。他认为并不能从《资本论》附注中他关于赫尔岑的评语来理解他对“‘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的努力的看法等等”（同上书第126页），表示他“同意”“一位伟大的俄国学者和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俄国只要“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同上书第129页）但紧接着马克思就表示了他的担心——“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同上）在马克思看来俄罗斯民族要想抓住“当时历史”所提供的“最好机会”，在它1861年所开始的路上停下来就成为关键的关键。但这何以达到呢？“当时历史”何以功效如此不凡呢？在这封信中，马克思没有讲。马克思在这封信中还反对把他在《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同上书第130页）认为一个民族，如果它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发展道路也就不同。这为东方国家发展的独特道路做了理论上的概括。1881年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信及草稿可以说是在此基础上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1881年3月，马克思应查苏利奇之请，在给她的复信及草稿中，谈了自己对俄国农村公社前途的看法。马克思在正式复信中认为要使俄国农村公社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就“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同上书第269页）这与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的担心是一致的，是希望与担心的交织。担心的是资本主义在俄国日益壮大的事实是对村社的破坏。这种破坏也来自公社本身的二重性，它使公社内部分化，不平等扩大，威胁到公社本身的生存，另外，国家也“借助集中在它手中的各种社会力量来不断地压迫公社。公社也成了商人、地主、高利贷者剥削的对象。”（同上书第439页）尽管如此，马克思仍对公社的新生抱有希望。因为，马克思认为“当时历史”给俄国农村公社提供了“最好的机会”。而这“当时历史”就是，俄国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的农村公社，而且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方式的同时存在”。（同上书第431、435页）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渡过了资本主义还没有被触动的时期”，在它面前“资本主义是处于危机状态”，不论是在西欧，还是在美国，这种社会制度现在都处于同科学、同人民群众以致同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展开斗争的境地。（同上书第436、432页）正是这种“历史环境”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就用到公社中来。（同上书第435、436页）当然，这还只是一种可能性，如何使这种可能转化为现实呢？马克思认为“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认为“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同上书第441页）
可见，马克思认为俄国社会能不能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过渡到新的形态中去，除了农村公社不被破坏这种俄国特殊的社会条件外，最根本的起决定作用的则是“外部的推动”，是它的“历史环境”，尤其是东西方即将发生的革命。这一点，在1882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第二版序言中有明确的表述。“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同上书第326页）
从考察马克思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历程可以看出，马克思有一个从笼统的提法到逻辑的论证，从情感的愿望到一定条件设定的过程。而且，不经过“卡夫丁峡谷”，也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在马克思那里是东方国家都可享受的普照的光，而相反，在马克思的原义上，它只是俄国的殊荣。马克思明确把印度排除在外，因为在那里，农村公社已成了“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同上书第431页）把它扩大到一切落后国家是后来恩格斯的思想。
二、恩格斯晚年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及完善
1. 恩格斯对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条件的严格设定
恩格斯晚年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是源于1875年对民粹派代表人物之一特卡乔夫观点的批判。论述主要集中在1875年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1882年与马克思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第二版序言、1894年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及给伯恩斯坦、丹尼尔逊、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几封信中。
恩格斯对俄国农村公社新生的可能性，更突出强调它的“外在的推动”，认为要想使农村公社成为富有生命力的新形式，必须有特定的条件——这就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强调西欧要“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认为“这个革命会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其中也为他们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其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质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20页）在1894年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恩格斯进一步明确强调对俄国公社进行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公共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发展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0页）恩格斯认为，如果没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是在公社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不可能达到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上书第510页）
恩格斯在论述中不仅使用了“必要条件”、“先决条件”等强调性的概念，而且比马克思更明确地指出，俄国公社的新生，只有西方革命的形势还不够，还必须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并提供必要的帮助。也就是说，恩格斯认为，俄国要想“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需要严格的外部条件，否则，是不可能的。
2. 恩格斯晚年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探索的扩展 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所做的探索，实际上只是对俄国发展道路的探索。恩格斯则把这一探索扩大到了经济文化不发达的一切国家。在1886年10月9日致伯恩斯坦的信中，他写道：“对于保加利亚人，正如对我们一样，如果他们受土耳其人的统治一直到欧洲革命爆发，那就再好也没有了，民族机构会成为进一步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很好的出发点，就和现在我们眼前衰亡着的俄国‘村社’完全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535页）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里，恩格斯有一段话充分表达了这一思想，他说：“当西欧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踏上资本主义生产道路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些公社所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可以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但这方面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由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做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达到繁荣昌盛的国家里被战胜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实例中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走上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2页）并且明确表示“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同上书第502—503）
三、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探索东方社会发展道路几个值得一提的问题
1. 恩格斯最早开始探索东方社会发展道路
恩格斯早在1875年4月发表的《俄国社会问题》一文中，在批判特卡乔夫民粹主义的观点的同时，提出了俄国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设想和看法。而马克思则是在1877年11月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才对俄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提出了自己的初步看法。他的五大人类学笔记也都是此后的产物。但人们在较多地谈论马克思的不经过“卡夫丁峡谷”设想时，忽视了恩格斯对同一问题的论述。这似乎是因为恩格斯在论述中设定了严格的外部条件，而且恩格斯一直强调资本主义因素在俄国迅速发展的事实和俄国公社不断遭到破坏的危险性。
2.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观点究竟有什么异同
对于这一问题，国内外有各种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是相同的，但恩格斯九十年代给普列汉诺夫，特别是给丹尼尔逊1893年2月24日和10月14日的信中对俄国非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给予了断然否定。也有人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观点不同甚至对立，但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和《〈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又提出在一定的条件下俄国有实现过渡的可能性，而且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第二版序言中又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进行了共同表述。
我认为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运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办法，联系马克思恩格斯论述问题的具体环境，不同对象，不同角度，才能做出有说服力的回答。
首先，从各自的论述角度和针对的不同对象来看，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是有人把他歪曲为主张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宿命论时所做的反驳，因而他强调不能不顾各民族不同的历史环境，一味认定都将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给查苏利奇的信，是当时俄国革命者向他请教俄国是否只能走资本主义道路时所做的回答，因而，他强调只要抓住机会，创造条件，俄国是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而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主要是针对特卡乔夫等人的民粹主义理论，因而，他更多地侧重于强调俄国向新社会过渡的困难和所需的条件，强调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之后的产物。
其次，从具体的历史环境来看，1861年改革后，俄国社会矛盾日趋激化，革命形势高涨，农民普遍不满，民粹派的暗杀暴力活动不断，推翻沙皇政府似乎指日可待，而俄国这个欧洲最后的反动堡垒一旦摧毁，就会为西欧革命创造良好的斗争环境。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马克思才在他的信中劝告俄国人不必急急忙忙跳进资本主义的怀抱，而要等待时机的成熟以便在改造农村公社的基础上过渡到新社会去。而恩格斯1875年《论俄国的社会问题》所针对的是民粹主义的错误幻想，这前面已提到。到马克思恩格斯合写《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时，他们都认识到原始土地所有制已大遭破坏的事实。再到九十年代，俄国的公社所有制又向解体迈了一大步，克里木战争的失败使俄国的统治阶级明白必须迅速发展工业。俄国进入了公社土地所有制迅速解体的时代。但俄国的革命却没有发生。沙皇制度战胜了民粹派的恐怖主义，“喜欢秩序”的有产阶级被推到了沙皇制度的怀抱。在马克思论述俄国有可能不经过“卡夫丁峡谷”的十多年之后，俄国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农村公社的崩溃都走出了很远。这时，恩格斯不得不面对俄国的现实，剩下的只有一条路，就是尽快过渡到资本主义去。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各自的论述是具体环境不同角度不同的针对性论述，其表述的不同并不妨碍本质的一致。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都是基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设想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
世界历史的形成，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交往的扩大，各民族间的闭关锁国被打破，世界进入相互依存的新阶段。它是资本家阶级在利润的驱使下，奔走世界各地，开拓世界市场的结果，从此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马克思认为俄国公社里的“集体所有制因素”之所以有可能战胜“私有制因素”，就是因为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因为它是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2页），因为“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同上书第431页）恩格斯不仅把俄国农村公社与“正濒于崩溃”的“西欧资本主义生产”联系在一起，而且认为“单单这样一个事实，并不能赋予俄国公社一种能够使它把自己发展成这种新的社会形式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1页），还需要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并提供帮助。他们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考察都没有离开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背景。
第二，他们都强调外部的推动是俄国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
恩格斯在1893年2月24日给丹尼尔逊的信中说：“毫无疑问，公社，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劳动组合，都包含了某些萌芽，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展起来，拯救俄国不必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我完全同意我们的作者（指马克思）有关茹柯夫斯基的那封信（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但无论根据他（马克思）的意见，还是根据我的意见，实现这一点的第一个必要条件，是外部的推动，即西欧经济体制的变革，资本主义体制在它最先产生的那些国家中的消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39页）恩格斯进一步认为“在原始的农业共产主义中发展出更高的社会形态，也像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是不可能的，除非这种更高的形态已经存在于其他某个国家并且起着样板作用”。（同上书第148页）
第三，他们都强调俄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只是一种可能，而非必然。
马克思认为，如果俄国在它1861年所走的路上停下来，就可以抓住历史提供给它的“最好机会”，而免受资本主义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认为俄国农村公社如果能肃清向它袭来的破坏影响，保证它正常发展的条件，那么它就可以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恩格斯认为，如果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并提供支持的话，如果落后国家以西方胜利的革命为样板的话，不仅俄国，而且一切前资本主义国家，都可以“不必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同样，他们都认为，如果俄国革命成为西方革命的信号而相互补充的话，那么，俄国公社土地所有制就可以成为新社会的起点，从而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就用到公社中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8页）
由以上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设想，是基于世界历史的整体考虑，是在一定条件之下的一种历史可能。
3. 严格区分民粹派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不同观点
在有些论述马克思关于不经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的文章中，由于没有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的思想，以致论述的观点不是马克思的而是民粹派的。也有人试图对马克思与民粹派的这一思想进行区别，但往往只是从抽象的理论上着眼，结果落实在马克思的具体论述上又是苍白无力。可以说，马克思对俄国社会道路的设想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科学结论，而民粹派则是基于主观社会学的一种善良的愿望。
马克思由于他的这一思想是在同民粹派分子丹尼尔逊等人的通信交往，研究吸收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观点而批判赫尔岑的错误的基础上形成的，又由于论述的角度和当时特殊的条件，因而马克思的论述存有民粹派观点的遗迹是一点也不令人奇怪的。
第一，民粹派强调俄国的特殊性，认为俄国可以直接走上社会主义而不必经历资本主义道路。马克思认为他对资本主义生产起源规律的总结，只限于西欧，俄国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
第二，民粹派强调俄国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集体主义和劳动组合，认为农村公社是过渡到新社会去的手段。马克思认为如果能使农村公社免遭破坏，给它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它就可以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
第三，马克思强调俄国公社是与资本主义大工业是同时代的东西，强调吸收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认为仅靠村社形式以及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仍是不可能发展到社会主义的。丹尼尔逊同样提出要把大工业嫁接到俄国村社制度上去。
第四，马克思认为俄国农村公社内部的私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因素哪一方面取胜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它本身没有把它促进发展到更高阶段的要素。民粹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特卡乔夫也认为，村社本身没有任何可以推动它前进或后退的东西；它的组成部分都处在稳定的平衡状态之中。
第五，民粹派认为时间是敌人，随着时间的流失，俄国公社自然难逃灭顶之灾。因此，民粹派极力号召革命。试图用革命筑起一道堤坝来防止资产阶级进步的汹涌浪潮，借此来挽救俄国的村社，并在此基础上来建立新社会。而马克思也看到俄国农村公社日益遭到破坏的事实，认为要挽救它，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俄国革命适时发生，农村公社就会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
这些都是马克思在关于俄国社会道路上与民粹派的相同相似之处。但两者的区别同样也是明显的。
在1877年马克思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反对赫尔岑把俄国公社作为“证明腐朽的旧欧洲必须通过泛斯拉夫主义的胜利才能获得新生的一种论据”。（同上书第126页）恩格斯更明确地强调要使俄国避免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实现这一点的第一个必要条件，是外部的推动，即西欧经济体制的变革，资本主义体制在它最先产生的那些国家中的消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39页）离开这一点，就不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而成了民粹派的观点。
四、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是探索另一条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尝试
1. 苏联、中国等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与马克思所讲的俄国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道路不是一回事
近年来，有不少文章认为，苏联、中国等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设想的俄国不经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证实。现象上来看，两者有一定的相似，但实际上并不相同。
首先，马克思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设想，是立足于俄国当时的特殊国情——农村公社在全国范围内存在、农民的集体主义风尚和习惯于劳动组合。没有这些条件，也就没有马克思的设想，正因为印度不具备这些条件，马克思才把印度排斥在“跨跃”之外。就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而言，本来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冲击下，农村公社已破坏得面目全非，更经过1906年开始的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占有归私人所有的土地的农民人数已大大超过了占有村社土地的人数。（M.N.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45页）在中国，地主所有制是中国农村社会土地所有制的主要形式，更没有俄国那样农村的公社作为整个农村社会的基础。从这一点来说，就与马克思所做的设想的基点不同。
其次，马克思对俄国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设想，是以东西方革命的相互补充为前提的。
对于俄国十月革命而言，不仅没有西方革命的胜利并提供帮助。反而有西方十四国的武装干涉和围困。中国革命的国际环境比俄国好一些，由于外部有当时苏联的存在，曾经给了中国一定的帮助和支持，但这与马克思设想的西方革命也是不同的。
因而，苏联、中国等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马克思设想的证明。
2. 苏联、中国等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一定条件下的历史必然
这些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就其自身而言，没有马克思恩格斯所认为的社会主义应具备的高度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与没有马克思恩格斯探索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道路所要依靠的俄国农村公社那样的土地所有制和社会风尚，更没有马克思恩格斯所重视的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这一外部条件。可以讲，它们所走的完全是一条全新的独特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其实现，是一定条件下的必然。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爆发，俄国在战争中连吃败仗，战争使本来已经十分尖锐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国民经济近于崩溃的边缘，经济萧条，民怨沸腾，人民渴望土地和面包，二月革命终于推翻沙皇统治，各派力量纷纷登场，但人民的愿望仍得不到实现。历史又一次处在十字路口，是固守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坐失革命时机，还是大胆尝试，创出新路，难题摆在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面前。列宁冲破教条束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认为既然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物质文化基础，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列宁选集》第4卷第776页）十月革命终于爆发了，十月革命开辟了另一条人类通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迈出了人类通过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就中国革命而言，由于有共产党的领导，有外部社会主义力量的支持，而且也只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够解决民族独立、社会发展、人民幸福的问题。历史选择了共产党，历史选择了社会主义，中国从此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也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落后国家走上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西方革命的设想，也不同于他们对东方社会道路的探索，而是另一种全新的实践与探索。
落后国家最大的特点就是落后，经济不发达，这也正是这些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特别艰难的根本原因之所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终于走出了一条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正确选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实践证明，只要我们坚定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能够全面迈向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事业一定会成功。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