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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中图分类号〕A1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9-0060-05
我们今天重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反腐败的论述，会发现它们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战斗力。笔者认为，无论是“苏东剧变”，还是我国面临的种种社会矛盾，无不与忽略、背离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密切相关。
一、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是腐败的最大根源
腐败现象与国家的本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有极其精辟的论述。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深刻地剖析了国家的本质，高度评价了巴黎公社革命，指出：
这次革命不是一次反对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或帝制的国家政权形式的革命。它是反对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的怪胎的革命，是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注：分别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11、374页。）
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实际上正是这个社会的莫大耻辱，是一切龌龊事物的温床。（注：分别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11、374页）
恩格斯为《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写的导言，被列宁称为“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最高成就。”（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235页。）限于篇幅，我们只能较为详尽地引述其中个别的经典性片断：
以往国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会起初用简单分工的办法为自己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来保护自己共同的利益。但是，后来，这些机关，而其中主要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这种情形不但在例如世袭的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的共和国内也可以看到。正是在美国，“政治家”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厉害地构成国民中一个特殊的和富有权势的部分。那里，两个轮流执政的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都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收入丰厚的生意，拿合众国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而在本党胜利后取得相当职位作为报酬。大家知道，美国人在最近三十年来是如何千方百计想要摆脱这种难堪的桎梏，可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愈来愈深地陷入到贪污腐化的泥沼中去。正是从美国的例子上可以最明显地看出，起初只应当充当社会的工具的国家政权怎样逐渐脱离社会而独立。那里没有王朝，没有贵族，除了监视印第安人的一小群士兵之外没有常备军，没有那种拥有固定职位与领取年金权利的官僚。然而我们在那里可以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用最肮脏的手段为最卑鄙的目的运用这个政权，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个大的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统治和掠夺国民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4—335页。）
列宁的国家观与马克思、恩格斯完全一致。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对马克思的国家学说进行了深刻的阐发。在引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有关国家性质的论述时，列宁画龙点睛地概括道：
这里提出了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官吏的特权地位问题。指出了这样一个基本问题：究竟什么东西使他们居于社会之上？（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180页。）
显然，马、恩、列对国家这个“社会的怪胎”一致持批判态度。这是因为，有史以来，组成国家机器的特殊机关，尤其是国家政权，无不“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起初只应当充当社会的工具的国家政权怎样逐渐脱离社会而独立”？列宁的话一针见血：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就在于国家官吏拥有了特权地位！为什么本来作为一种社会简单分工的产物、本来只应拥有保护社会共同利益的权力的机关，却出现了根本的异化，而能拥有“追求自己的特殊的利益”的特权呢？为什么对此异化“国民却无力对付”呢？其实，原因很简单，这就是社会把权力交给了国家，国家却利用了社会控制的松弛和软弱。而作为一个松散的、其大无比的群体，控制的松弛和软弱是社会与生俱来的极大缺陷。
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还雄辩地说明，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是“一切龌龊事物的温床”，都不可避免地要陷入贪污腐败的泥沼。这正是国家权力异化为国民中“特殊的”“富有权势的”少数人特权的结果。这样的国家不可能不成为特权官僚“统治和掠夺”大多数人的、进行贪污腐败的工具。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客观上，脱离了大多数人制约的特权，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贪污腐败的机会；主观上，剥削阶级占据这种特权，惟利是图的他们贪污腐败“顺理成章”。
贪污腐败是国家——这个“社会的怪胎”的遗传病。贪污腐败的程度又是国家权力变为特权的程度和使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程度的准确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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