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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三个转换——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引论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中国文秘网  点击数2074  更新时间:2006-4-5 2:19:02  文章录入:中国文秘网  责任编辑:中国文秘网

【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B201 文章编号:1004—1494(2000)02 —0010—06 
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历史进程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进程反映并推动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这种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的关系,迄今尚未有人系统而具体地阐述过。因而就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毛泽东邓小平哲学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显示了巨大的作用和勃勃的生机,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哲学贫困”之声又不绝于耳。这种现象说明了一个事实:我们未能将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毛泽东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科学体系建立起来,不能用新的理论体系系统而具体地教育我们的干部和群众。本文拟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中国化的过程中的三个转换,即哲学基本问题、核心范畴和逻辑结构的转换,说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 
一 
任何科学体系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都有其贯串于整个体系的基本矛盾,即基本问题。基本矛盾或基本问题是从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中抽取出来的,揭示这个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即解决基本问题,就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因此,基本矛盾或基本问题的确认,是一个科学体系形成的必备条件和内在要求。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确立,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转换,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形成的逻辑起点。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我们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一切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核心内容和实质,因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核心和实质。 
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中国化了没有?我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不仅中国化了,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起点。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有三个层次的内容,即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不是单纯逻辑推演的结果,主要是由当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任务和相应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连绵不断,而各种各样的斗争一次又一次地惨遭失败。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曾经推动了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但是也同样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终于找出了中国革命最基本的经验教训,这就是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们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而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5页。)用哲学语言来说,就是要使主观符合客观。 正确处理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使主观符合客观,是当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也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 
1927年秋收起义之后,毛泽东等人领导的井冈山的斗争常常受到当时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左”的和右的错误指令的干扰,使弱小的红军屡遭挫折。1928年11月,毛泽东在给当时的中央的信中指出:“各地许多小块红色区域的失败,不是客观上条件不具备,就是主观上策略有错误。”(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58页。)这时,他已经明确提出了决定斗争成败的两个基本因素:客观与主观。他进而又指出,主观策略之所以错误,就在于不了解客观的实际情况。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一切事情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79页。 )这个重要思想的确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向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转变的实现。这个思想贯串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始终。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4页。)也就是说,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就是使主观符合客观。 
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其中,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是它的主要部分。如何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成了解决主观与客观之间矛盾的主要内容。毛泽东的主要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就是围绕如何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展开的。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94页。)1956年,他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再次强调指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97、286页。)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揭开了反对“两个凡是”新教条主义斗争的序幕,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论战再次证明: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既是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问题,也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另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特征和主要优势。1930年5月,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1—112页。)1941年5月, 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又说:“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95页。)1956年4月,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他仍然强调:“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97、286页。) 
另一方面,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永远都是存在的,只是时代不同其内容各不一样罢了。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既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经验,因而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实践活动和一切理论创造,都是围绕这个基本问题展开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解决这个基本问题所形成的两大理论成果。 
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三个相互关联的命题的提出和论证,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转换,标志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确立。 
二 
一个科学理论体系不仅要确定一个正确的基本问题,而且要确定一个正确的核心范畴。这个核心范畴是这个体系的灵魂,它决定着这个体系的基本内容和逻辑结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完成了基本问题的转换之后,为解决这个基本问题而确立一个核心范畴,是至关重要的。这个任务是由毛泽东和邓小平共同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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