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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人类已经迎来了21世纪的曙光。
对于刚刚逝去的百年，我们却不能不投以深思的目光。20世纪的百年，虽然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一个短暂的片刻，但是，因为与一个主义的实践的联系，注定了它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将占据极其特殊和重要的历史地位。
这个主义就是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实践就是给20世纪的历史刻下深深的印迹，因此甚至可以用它给20世纪命名的社会主义实践。
百年已逝，我们已经可以回眸世纪百年社会主义实践的光荣和辉煌，检视其间种种的过失和错误。而对于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创立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已是无法亲身感知的了。他们不曾想到，由他们创立的理论在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又一个世纪里被印下如此深刻的痕迹。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科学。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后一条中指出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可以看作他的整个哲学的结论。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日起，其生命力的唯一源泉就注定了它只存在于实践之中。如果马克思主义仅仅作为一门学说而存在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就根本失去了它存在的本质意义。懂得了这一点，我们就不能理解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变迁竟与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历程如此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根本原因了。
历史是客观而无情的评判者。回眸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曲折发展的历史，思考和总结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变迁的得失成败，我们可以自然地获取历史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评价。同时，我们也将由此获取面向21世纪马克思主义前行的方向。而这一点才是最为重要的，回顾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变迁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一、“一国胜利论”开启一个新时代
之所以将列宁的名字作为我们回顾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开始，不仅因为他所创立的“一国胜利论”成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个重大的理论成果，更是因为这一成果使社会主义第一次由理论变为实践。以之为标志，马克思主义开始了她在20世纪的新长征。
“一国胜利论”是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者对时代问题的科学解答。
自1871年巴黎公社的革命失败以后，欧洲资本主义进入了长达三十年之久的“和平”发展阶段，以电力广泛应用为主要特征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在推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也使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开始逐步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
马克思主义活的生命力所在，即是对时代问题的科学解答。20世纪初，列宁谈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特点时曾精辟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活的灵魂”，就在于同时代的一定实际任务相联系。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科学分析的是他们所处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的特征，他们不可能对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进行全面分析。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科学阐明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是时代赋予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
面对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列宁于1916年写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创立了帝国主义理论，对时代条件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
在列宁看来，帝国主义最突出的特征是自由竞争为垄断所代替。他甚至认为：“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0页）
以之为基础，列宁阐明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这种特殊性包括三个方面：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认为，垄断使资本主义生产走向更高的社会化，而它又没有消除私有制，所以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更趋尖锐。由此，列宁做出了“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的论断。
列宁在全面研究帝国主义时还发现，经济政治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早已看到资本主义国家间经济发展和工人运动上的差异，但是，由于不平衡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表现没有在帝国主义时期突出，因此没有将之概括成规律。列宁认为，这个规律和社会主义革命有密切的联系。根据这个规律，他指出，在帝国主义时期，一些不发达的帝国主义发展起来，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它们要重新分割殖民地，新老帝国主义国家矛盾激化，进而导致战争，这样就会削弱帝国主义阵线，并且会严重打击某些国家，从而造成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易于被无产阶级突破，使社会主义革命在个别国家内的胜利成为可能。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的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奋起同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抗衡，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发动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各剥削阶级及其国家。”（《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4页）从而鲜明地提出了“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胜利”的新论断。
列宁进而指出，首先在一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不一定是那些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无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恰恰相反的是，列宁认为，在俄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和工业的发展比较落后的帝国主义国家，只要具备革命形势和革命的主观力量，也可以首先爆发革命并获得胜利。在他看来，革命形势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统治阶级不可能照旧维持自己的统治；二是被压迫阶级的困苦超乎平常地加剧；三是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同时，列宁认为，没有革命形势就不可能有革命，但是，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引起革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要有主观力量，“只有上述客观变化再加上主观变化的形势才会产生革命，即必须再加上革命阶级能够发动足以摧毁（或打垮）旧政府的强大的革命群众行动”（《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1页）。
关于无产阶级如何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这个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其所处的时代条件出发曾提出他们的看法。他们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将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至少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时发生和取得胜利。同时，他们还认为，由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发展状况不一样，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也有先有后。
不容忽视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发生，是根据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状况做出的。更应该认识到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把这一结论绝对化，也从没有束缚住自己的手脚，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他们根据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新变化，进一步拓展了社会主义研究的理论视野，开始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问题，特别是就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做了最初的探讨。在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中出现了既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的进步，又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性后果的两面性，使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选择自身发展道路时，不免提出这样的问题：怎样才能在既保留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文明成果，又避免其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的过程中求得自身的发展？如果说马克思在给俄国革命家查苏利奇的回信中只是提出了俄国有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那么恩格斯在19世纪末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等文章中则进一步肯定了这一可能性，并指出了具体条件：一是保留利用农村公社；二是吸收资本主义文明的一切成果；三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引发和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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