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意共创始人、英勇的反法西斯战士，又是列宁逝世后富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然而，长期以来，葛兰西的思想受到不公正的歪曲，葛兰西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
实际上，葛兰西在撰写《狱中札记》时为避免引起西斯监狱当局的注意，不得不使用隐晦曲折的语言。葛兰西在《关于实践哲学研究的若干问题》这组札记里，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使命、来源、体系及新时代的挑战，进行了大胆探索，提出不少深刻、独特的看法。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马克思主义理论遭受空前的攻击的今天，仍能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
一
葛兰西把马克思主义称作实践哲学，着意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改造世界、争取解放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论。葛兰西反对把马克思看作几位伟大学者的综合的浮浅看法，认为马克思是新的世界观的创造者。这种新的世界观独特而完整，它代表了一个历史时代的精神。只要这个时代没有完结，只要还没有在全世界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过时，不会被超越。葛兰西认为，这个时代要延续几个世纪。这里不难发现葛兰西对共产主义革命的长期性与艰巨性有着充分清醒的认识，可以看出葛兰西与鼓吹“马克思主义危机”、“马克思主义过时”的伯恩施坦、阿德勒等修正主义者针锋相对。葛兰西对公开背叛革命投入资产阶级怀抱和留在革命队伍中阉割马克思主义革命灵魂的“马克思主义者”表示了强烈义愤和极大蔑视，并分析了他们背叛的阶级根源：“在实践哲学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知识分子的大的代表，除了他们人数不多以外，没有与人民联系起来，并不是出身于人民；他们是传统的中间阶级的代言人，因而在急剧的历史‘转变’时期他们也就回到这些阶级那里去了。其中另外一些人留在自己原来阵地上，但不是为了保证新理论的独立发展，而是为了对它作系统的修正。”（葛兰西：《狱中札记》第79-80页）
葛兰西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的同时，坚决反对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葛兰西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批判的精神，明确指出既然马克思主义对现存一切事物都采取革命的批判的态度，那么它对自己也不例外。它从未把自己看作终极真理体系、绝对封闭体系，它是开放的、前进的。葛兰西精辟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历史性的命题，指出马克思主义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否则就不能解决现实提出的问题，就不能接受资产阶级现代思潮的挑战；但他同时注意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至关重要的意义。他指出：“如果实践哲学在理论上断言，任何认作永恒和绝对的真理都具有实践的来源，并代表着暂时的价值（任何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历史性），那么，在实践上很难理解这种观点不适用于实践哲学本身。”（葛兰西：《历史唯物主义和贝内德托·克罗齐的哲学》联合出版社，罗马，1977年，第117页）葛兰西以理论家和政治家的慧眼敏锐地觉察到理论与实践、发展与坚持、理论研究与政治宣传的辩证关系。他半个世纪前的论述对于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宣传家、无产阶级政治家仍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葛兰西还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的来源问题。他一反二、三十年代将黑格尔哲学视为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贵族式的反动”的“权威”看法，深刻指出德国哲学的语言与法国革命的政治语言之间实质上具有同一性。他主张应认真研究德国哲学、法国革命的政治学和英国的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葛兰西独具特色地指出：“可以说实践哲学等于黑格尔加大卫·李嘉图。他并没有沿用通常的说法，即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来源，而是在更大的视野里，在唯物史观和新世界观的形成上估价李嘉图的贡献。他说：“据我看，正是实践哲学把李嘉图的学说变成了哲学的语言，因为实践哲学赋予了他的发现以一种通用的性质，并且适当地把这些发现推广到全部历史上面去，从而自己在创造新的世界观的时候，首先利用了它们。”（葛兰西：《狱中札记》第82-83页）凡是读过《〈政治经济学〉序言》的人都会记得马克思本人承认，正是通过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才总结出唯物史观的基本法则。
总之，葛兰西不同意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形而上学的一一对应的研究，而是考察它们之间的联系及对形成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全面影响。葛兰西写道：“有人断言，实践哲学是在十九世纪前半期文化的最大限度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而这种文化是由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政治著作及实践所代表的，断言这三种文化因素是实践哲学的来源。应该从怎样的意义上去理解这种论断呢？这些运动中的每一种对应地促进了哲学、经济学和实践哲学的政治学的形成？或者是实践哲学综合地改造了所有这三种运动，即是说改造了时代的全部文化，而且在这种新的综合中，我们考察实践哲学，就会发现其中任何一种因素——理论的、经济的、政治的，都以三种运动中的每一种运动作为准备‘要素’”（葛兰西：《历史唯物主义和贝内德托·克罗齐的哲学》第111页）。
不仅如此，葛兰西还认为，当我们说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时，不应绝对化。从历史的长河看，“实践哲学是以这过去的一切文化为前提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德国哲学和法国革命，加尔文教和英国古典经济学，世俗的自由主义和作为整个现代人生观基础的历史主义。实践哲学是使人民文化与高级文化的对立辩证化的、这一切思想、道德改革运动的结果。实践哲学与下面这种结合相符：新教改革加法国革命——这是哲学也是政治，这是政治也是哲学。”（同上书，第104-105页。）在葛兰西看来，以往的哲学只是以各种方式解释世界，而实践哲学强调改变世界，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首次将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统一起来，将理论与实践、哲学与政治（历史）、先进的思想与人民群众的利益、需要、愿望统一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强调实践哲学是新型的独立自主的哲学。由于先进的思想一旦武装了群众，就会变成改造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从而促使政治形势的巨大变化，所以“哲学也就是政治”。另一方面，政治理论与实践也具有认识意义：“既然领导权机构（指无产阶级专政——作者注）的建立创造了新的思想领域，决定了意识和认识方式的改革，那么这种建立也就是一种认识行为，一种哲学行为。”（葛兰西：《历史唯物主义和贝内德托·克罗齐的哲学》第47页）他启示我们应该在这方面来寻找列宁对实践哲学所做出的最伟大的理论贡献，由于列宁向前推进了政治理论与实践，他也就在事实上向前推进了哲学本身。为此，葛兰西把十月革命称作伟大的形而上学（即哲学——作者注）事件。
葛兰西还从理论与实践、哲学与政治统一的原则出发论述了实践哲学的两项根本任务。他指出：“实践哲学有两项任务：战胜精微形式中的现代思想意识，以便能够形成自己的独立的知识分子集团，并教育具有中世纪文化的人民群众。”（葛兰西：《历史唯物主义和贝内德托·克罗齐的哲学》第102页）而第二项任务更基本、更重要。鉴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与阶级性，就要求不是把这些真理束之高阁，而是要使它们“社会化”，成为革命实践活动的基础，成为人民群众思想、道德统一和行动一致的要素，从而加速历史的进程。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