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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 正 文 】
马克思自己从来没有定义过一个社会存在概念，但是，无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还是发展来看，这一未被正式界定的概念都是至关重要的：社会存在实际就是新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的延伸和发展。因此，社会存在概念是决不能像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在一般存在概念前加一个“社会的”定语就足够了。从新物质概念到具体历史的社会存在范畴，马克思不仅扬弃了旧唯物主义物质概念的实体性和机械性，而且颠覆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唯心主义的存在概念，凸现了存在论和真理论的本质关联，从而为科学的社会批判理论确立了惟一的合法性基础。卢卡奇晚年创作的《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虽然在总体上已经非常接近马克思的科学的社会存在论，但是，其中依旧还存在一些形而上学的残余。
一、马克思的新物质观与社会存在
在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的最初阶段，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是他最重要的哲学理论根据，但是，费尔巴哈却不可能在政治批判中给予马克思以决定性的影响。因为费尔巴哈虽然认为“有区别的（物质）实体”“是历史的本质，是国家的本质，是宗教的本质”（注：《费尔巴哈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16页。），但由于他所理解的人的活动不外乎欲望、情感和意志，历史、国家和宗教等等的本质也就只能归结于人的情感和意志。这就是说，他同哲学史上的一切旧唯物主义者一样，未能走出历史唯心主义一步。不过，把人确定为国家和法的真正主体，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确给予马克思以强有力的推动，使马克思首先在社会历史领域完成向唯物主义的转变。实际的情形是，马克思一开始并没有把费尔巴哈哲学当作一种唯物主义来接受，他和费尔巴哈一样甚至不愿接受唯物主义这个名词，而宣称自己是现实的人道主义者。在费尔巴哈主宾倒置批判方法的引导下，他批判了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抽象地表达了家庭（财产）和国家（法）关系上的唯物主义。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马克思通过自己的历史研究进一步认识到：不是政治国家支配私有财产，而是私有财产支配国家，“国家制度在这里就成了私有财产的国家制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80页。）。马克思由此跨出了走向“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第一步。就其思想发展的实际进程而言，马克思从未把宗教、法和国家这些后来称为上层建筑的现象归结为任何一种物质实体，也没有试图从作为实体的人的本质中引申出这些现象，而自始就是从人的活动、财产关系和物质利益出发来说明这些现象的起源和本质的。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私有财产、它的现代形式（资本）的历史起源和发展，以及它们与现代国家的关系。马克思的新物质观的萌芽和成熟过程就是与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和解决密切相关的。
费尔巴哈催生了马克思的新物质观，即前者以自己的“感性”、“对象性”理论推动了后者向唯物主义的最初转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下文简称为《手稿》）中，马克思以敬仰的口气评论了费尔巴哈的这一思想，指出：“感性（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不过对于马克思而言，感性不只是一种直观的、可以触摸的对象，它同时涵盖了人的现实需要和为实现这种需要而进行的行为即感性活动（对象性劳动）。正是借助这个概念，马克思得以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上构想了“人的自我产生过程”，即以劳动为基础的人的自我确证、自我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辩证法。这种历史观虽然没有摆脱黑格尔思辩辩证法的唯心主义藩篱，但却牢牢确立了自然存在的优先性以及人的主体活动对社会存在的建构性，初步阐明了现代社会的历史起源：“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以往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表现，也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1页。）
虽然《手稿》中的物质观在诸多方面都已经超越了旧唯物主义的物质观，但是我依旧认为它还没有最终实现物质概念上的革命。因为支撑这一物质概念运作的思维方式仍然是旧本体论的。这种旧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固然有来自旧唯物主义的残余影响，但主要地还是表现了黑格尔思辩唯心主义的隐性桎梏。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虽是一个普遍的总体性的关系存在，但按照其目的论的返回式的运动图式，它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先验地设定的、一成不变的，所谓运动和发展，不过是绝对精神先使自己对象化、外化，然后再扬弃对象化、外化而返回自身。在这里，出发点和归宿是一个绝对不变的本质、本体。由此可见，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其实是一个终极的、不变的、形而上学的精神实体，他的思维方式依旧是旧本体论的。由于受这种思维方式的隐性制约，在《手稿》中，马克思也不自觉地把自由自觉的活动（劳动）设定为人的不变的类本质。根据这个设定，他把工业视为人的类本质的对象化、外化。他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已经产生的对象性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7页。），而扬弃私有制和工业就意味着人向自己类本质的复归。可见，尽管马克思此时已经用人和人的劳动代替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但由于他对人及其劳动的理解仍然停留在抽象水平上，还没有确立新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概念，因而在历史观上还是唯心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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