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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 正 文 】
在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人道主义”和“人权”都是可怕的字眼。事实上，张春桥和姚文元最初也都是通过批判人道主义和人权（包括所谓“资产阶级法权”）而“发家”的。打倒“四人帮”后，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道主义和人权问题又一度成为重大的政治—理论争论，周扬老前辈因此含恨离开人间。时至今日，论界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歧见纷呈，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定性而一概否定和批判人道主义的论者至今并未绝迹。
显然，人道主义和人权问题，至今仍是当代中国论界在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在经济上融入全球化浪潮时绕不开的“理论险滩”。笔者在《人道悖歌》（华夏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中，曾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道主义和人权是适应于市场交易和商品生产的社会意识形态，因此，当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就不可能不倡言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人权。由此出发，本文将进一步回视列宁在搞“新经济政策”前由否定市场经济而一般否定人道主义和人权的往史。列宁的理论教训将作为我们今天倡言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人权的一个镜鉴，提醒人们不要再“走老路”。
列宁的失误之一：从社会主义“消灭”市场经济到工农应当“不平等”
（一）列宁从社会主义“消灭”市场经济到社会主义也否定人道主义的思路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前的列宁，一直把社会主义对立于市场经济。十月革命后，列宁提出：“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49页。）；“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来准备消灭货币”（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50页。）。在1918年夏到1921年春，被迫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列宁，进一步把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同“消灭”商品经济和货币关系直接合二为一。这种“消灭”市场经济和货币关系的理论和举动，显然和苏维埃国家走向有序发展并争得繁荣背道而驰，因而在实际执行中存在很多无法克服的困难。有鉴于此，列宁被迫宣布：“我们不能一下子废除货币。我们说，货币暂时还要保留下来”。（注：《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 320页。）尽管如此，在整个“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执行时期，始终存在着关于努力“消灭”市场经济和货币关系的呼声。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上，产生了列宁对人道主义的又一次“反击”。本文的以下论述，将主要在这种背景上展开。
我注意到，与中国当代笼统反对和否定人道主义的论者不同，列宁当年对人道主义的批判却出发于唯物史观关于人道主义实质的理论。早在青年时代，列宁便正确地按照唯物史观原理，反对人们对“自由”和“平等”之类的人道主义口号进行“抽象理解”，而要求人们首先把这些抽象概念还原为经济事实，在经济事实的基础上科学地理解和评价它们。据此，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论》一书已经证明，滋长自由平等思想的土壤正是商品生产。”（注：《列宁全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8页。）这一科学认识， 贯彻在列宁所有关于人道主义的文字中，构成了列宁批判人道主义的最主要的理论前提。例如，十月革命后，在批判人道主义的时候，列宁又多次重申：“马克思在他的所有著作中，特别是在《资本论》中，千百次地阐明了这一点，嘲笑了对‘自由和平等’的抽象理解，嘲笑了看不到这一点的边沁之流的庸人，揭露了这些抽象概念的物质根源”（注：《列宁全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2～343页。）；“关于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笼统词句”实际上是“反映着商品生产关系的概念”（注：《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6页。）；“平等思想”“本身就反映着商品生产关系”（注：《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 125页。），等等。在这里，列宁确确实实和马、恩一样，是把人道主义科学地看作产生于商品经济土壤上的观念上层建筑的。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就认定，从“社会的经济条件导出现代的平等观念，是首先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出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5页。）。很显然，当列宁重申人道主义是商品经济的观念上层建筑的观点时，他确乎在重申唯物史观创始人的科学见解。
由上述正确的第一步，迈向了包含错误的第二步，这是列宁的理论悲剧。这个第二步，根源于社会主义对立于商品经济因而也对立于商品经济观念形态的思路。这是本文所讲的列宁一系列失误的根本点所在。在作为列宁批判人道主义的代表性言论，《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1919年5月19日）、 《在全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19年7月31 日）以及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等文论中，此种偏颇是到处可见的，无须讳言。
例如，列宁曾说：在被压迫劳动阶级“彻底消灭商品生产的斗争已提到首要的历史关头”的时候，“谁要是大谈一般‘自由’”、“谁就是帮助剥削者，谁就是拥护剥削者”（注：《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5～316页。）。当谈及等价交换产生的平等观念的时候，列宁又说：“货币是昨天的剥削制的残余”，“在货币消灭之前，平等始终只能是口头上的、宪法上的，同时每个有货币的人都有实际的剥削权利”，因之，平等口号也应被否定。（注：《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1页。）列宁多次强调，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在自己的党的纲领中，过去和现在都一直讲，我们决不拿自由平等和多数人的意志这类漂亮的口号来欺骗自己”（注：《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5页。），等等。 在列宁的这种批判中，以“自由”、“平等”为主要内容的人道主义，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的对头。
（二）列宁从坚持社会主义“消灭”商品平等交易到提出工农“不平等”的口号
“战时共产主义”实行的余粮征集制，在战争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它在战后的推行，就势必引起农民的严重不满。因为，它实际是剥夺农民的一种形式：它以不等价交换为前提。可是，当时的列宁不是这样看问题。他把要求等价交换的农民看成“投机者”，严厉批判在这个问题上要求平等的一切呼声，并进而以工农“不平等”的口号与之相抗衡。
列宁的思路是这样的：第一，农民“生活在商品经济中，生活了几十年几百年，习惯于用自己的粮食换货币”，因此，“农民是投机者，因为他出卖粮食，出卖必需品”（注：《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31页。）；第二， “工人和农民作为劳动者是平等的，但饱腹的粮食投机者和挨饿的劳动者是不平等的。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宪法才说工人和农民是不平等的”（注：《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28页。）。列宁举例说，“如果60 个农民有余粮，而10个工人在挨饿，那应该谈的就不是一般‘平等’，‘劳动者的平等’，而是60个农民无条件地必须服从10个工人的决定，把余粮交给他们，即使贷给他们也好”（注：《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30页。）；第三，“所以，只要商品经济存在， 只要挨饿的工人和隐藏余粮的饱腹的农民同时存在，工农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的对立就会存在。谁用‘自由’、‘平等’和‘劳动民主’的空谈来回避这个生活中产生的实际对立，他至少是一个空谈家，要不然就是一个拥护资本主义的伪君子”（注：《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31页。）；第四，“工农平等是不可能的，应该认为， 许以这种平等的人就是在发展高尔察克纲领”（注：《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24页。）， 许以自由就是许以“粮食占有者在自由市场上出卖粮食的自由，也就是少数握有余粮的人发财的自由”（注：《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89页。）；第五， “工农不平等”的口号，“是现时最尖锐最‘迫切的’一个问题，因为它触到了小生产者、小业主、小商品所有者、各种庸人和十分之九的知识分子的根深蒂固的偏见”，应当坚持，（注：《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0页。）等等。在这条清晰的思路中， 贯穿着一条“消灭”大商品生产也消灭小商品生产的主线。在列宁当时的思维中，对人道主义各原则的否定，包括对在小商品生产基础上产生的那种人道要求的否定，实际上，均是作为他彻底“消灭”商品经济的有机部分而存在的。批判人道主义，是为了“消灭”商品经济；要“消灭”商品经济，就必须花大功夫批判人道主义，其中包括批判产生于不同的商品经济形态之上的不同的人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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