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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邓小平理论是在我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进一步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发展过程与20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过程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对应关系：邓小平理论的每一次思想观念和理论上的突破，都是在正确认识和解决经济发展和改革过程中的重大矛盾、问题甚或是某种“危机”中得以实现的。（这里的危机指危险与机遇同在）这既证明了实践是理论发展的源泉，也表明对实践中尤其是经济发展实践中的重大矛盾和问题的认识与解决是推动邓小平理论不断发展的深层动力。笔者认为，对这样一个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把握邓小平理论的核心观念在于发展的思想，也有助于我们在今后的实践中把握重要契机，承担起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责任。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解决我国经济发展徘徊不前和严重困难中起步
1978年是新中国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开始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回顾这段历史，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思想背景就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冲破“两个凡是”禁锢的思想解放的要求，而其经济背景是在于当时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困境，因此如何走出困境，以什么路子来发展中国经济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更为深刻的背景。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我国经济在经历十年“文化大革命”后，已濒临崩溃的边缘。工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劳动生产率和投资效益都低得惊人，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十分低下。当时农民年平均收入只有62.8元，仅比1965年的年平均收入52.3元增加10.5元，农民生活极为困难。城市职工年平均工资仅为605元，甚至比1965年的年平均工资625元还减少了20元。城市建设大量欠帐，居民住宅紧张，生活问题成堆。可以说此时全国人民都翘首以盼，希望中央能制定一个好的政策、方针，探索一条能尽快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新路子。
然而，华国锋主政两年，由于坚持“两个凡是”的观念，对“文革”所集中暴露出来的极左路线和旧体制的弊端、包括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农村人民公社体制束缚生产力的弊端，都没有认识和触动。无论是政治路线还是发展经济的思路，他沿用的都是老路子。在政治路线上，他提的是“抓纲治国”，依然是阶级斗争为纲。在发展经济的思路上，依然是“政治挂帅，群众运动”。农业上继续全国学大寨，工业上则是不切实际的大跃进的新翻版“洋跃进”。他先后提出“要有十来个大庆”，“要新建十大钢铁基地，十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和“到本世纪末许多省的工业要赶上和超过欧洲发达国家”的一系列不切实际的指标。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也过多过快，大大超过了我国当时的外汇支付能力和配套能力。
这种以“走老路”的思路搞经济的结果是造成两年经济发展的徘徊和国民经济结构比例失调越来越严重。由于重生产、轻生活，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积累率过高，使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据统计1976—1978年间，人民生活水平实际上下降了。这就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在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过程中，对“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进行深刻总结始终是一个直接的推动力。邓小平说过，“为什么我们能在70年代末80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笔者认为，对“文革”经验教训的最深刻总结就在于对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如何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方面找到了一条新路子。早在1975年初，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在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时，就提出把经济建设作为党和国家的大局，要求全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题报告，在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否定“两个凡是”，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础上，对发展我国经济的思路作了新的阐述，这就是：一、坚决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放到经济建设上。二、必须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其他一系列体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解决我国面临的经济发展的矛盾和困难，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
恩格斯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时说过，“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依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以此认识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讲话，可以说，它是从根本上适应了经济发展的要求，适应了解决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现存冲突的要求。我国经济发展的深刻要求呼唤着一门新的理论的诞生，正是在这种深层动力的推动下，邓小平理论开始形成并走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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