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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 正 文 】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和发展，从客观条件来看，有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时代背景；有我国和世界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还有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但是，这些客观条件，只是为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和形成提供了可能性。要使这种理论的产生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还需要这种理论的创立者具备一定的特殊的主观条件。本文探析邓小平理论创立的主观条件，使我们在学习邓小平理论的同时，还可以学习一代伟人——邓小平的崇高风范和伟大人格。
1.用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识和批判精神，确立邓小平理论的光辉起点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也是构筑邓小平科学理论框架的光辉起点。邓小平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C〕.人民出版社，1994.279. ）这里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要实现解放思想，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为根本内容，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里的“破”就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坚定的革命性和批判精神。因为只有先“破”，才能破除过时的传统观念，旧的习惯势力，违反实际的主观偏见；才能抛弃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才能破除迷信，克服思想僵化，摆脱曾被我们照搬照套的而今已经落后的某些外国模式。“破”还要有敢破的政治勇气和胆识。正如邓小平指出的：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没有伟人的政治胆识和批判精神，就不可能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就没有今天的邓小平理论。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决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呼声中，邓小平同志再一次复出。但是，由于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领导人鼓吹和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和立场，政治迷信和政治教条仍然严重地制约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禁锢着人民的头脑，十亿人民陷入一种意识形态的严重束缚与羁绊之中难以解脱。对此，邓小平洞若观火。他认为：要彻底结束“文化大革命”，把全国人民引向光明大道，就必须扫除当时思想战线上最主要和最直接的思想障碍——“两个凡是”。而要扫除“两个凡是”，就必须破除个人崇拜，彻底解放思想；要让人们明白“两个凡是”是错误的，“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要做到这些，又必须拨乱反正，敢于揭露和否定错误事实，在平反冤假错案中正本清源，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体系。因此，要实现中国历史的转折，一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二是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但是，要在当时个人崇拜处于高峰的政治氛围中，解决好这两个关键性的问题，政治上是很危险的。邓小平以深邃的智慧和惊人的胆略勇敢地站到了思想解放的最前列。
首先，他冲破“两个凡是”，提倡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C〕.人民出版社，1994.38.）他还说：“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C〕.人民出版社，1994.42.）要准确地把握毛泽东思想体系，邓小平同志认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C〕. 人民出版社，1994.45.）
其次，邓小平同志又选准“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教育战线作为实现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突破口。他坚决否定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彻底推翻了“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再次，邓小平同志为了把思想解放运动引向纵深，他旗帜鲜明地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不久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主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既表明了我党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全面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又表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邓小平理论的出发点和光辉起点。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和伟大理论的光辉起点上，邓小平展示了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胆识和批判精神。
2.以强烈的历史意识提出了邓小平理论的主题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理论的主题。这个主题的提出和确立根源于邓小平同志强烈的历史意识。也就是说，邓小平同志是通过深刻的历史反思，揭示历史课题，总结历史教训，最后提出和确立邓小平理论主题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走出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另一方面又基本按照前苏联既有的社会主义模式形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思路。1956年春，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觉察到苏联模式的弊端，并着手研究和探索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不久，即在1957年后，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偏差，在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上，受教条主义和“左”的思想干扰，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道路。接踵而来的1958年的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和从1966年开始的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到了灾难性的破坏。正如邓小平所说的：“从一九五八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更大的发展和提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C〕.人民出版社，1994.273.）通过这种历史反思， 使我们得到了一条最根本的教训，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C〕. 人民出版社，1994.369.）。历史已充分证明，邓小平的这一概括准确而又深刻。
纵观改革开放前我国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到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困惑，归根到底都在于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解放的进程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也都是围绕这个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展开的。由此可见，邓小平理论主题的提出和确立是建立在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深刻反思的基础之上的。
3.运用高度的辩证思维能力构建邓小平理论体系
邓小平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解决了我国革命和建设中一系列重大问题，他的名言是“要照辩证法办事”。一代辩证法大师毛泽东同志在号召人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时，多次赞扬邓小平善于“照辩证法办事”。他说：“总之，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 ”（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C〕.人民出版社，1977. 361—362.）邓小平理论是在新形势下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为我们按照唯物辩证法办事树立了光辉的榜样。邓小平虽然没有发表过哲学方面的专著，但在《邓小平文选》1～3卷和其他许多报告、讲话等论述中，都始终贯穿着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机智。
第一，从大局和整体上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并根据情况的新变化，出现的新特点，作出新判断。邓小平说：“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C〕.人民出版社，1994.300.）粉碎“四人帮”后， 在中国历史转折的关头，邓小平通过对国际大局的仔细观察，对当今时代特征作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新判断，从而改变了过去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的认识；对当今世界发展的状况，邓小平提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历史命题，并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对世界历史发展总趋势，邓小平既全面观察当今的世界，对世界各种类型国家的发展状况，作出了正确分析，又把握世界发展大趋势，预测了未来。他指出：世界总的局势变化越快越大，我们的思想和实践要跟上世界的变化和发展。这种对国际局势的全面观察和对世界发展总趋势的把握，为我们制定国内现代化大政方针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在探索和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方面，邓小平运用高度辩证思维能力，对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展开论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指明了方向。首先，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上，邓小平坚持具体矛盾具体分析，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要“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以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的原则”（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C〕.人民出版社，1994.356.）。 邓小平正是坚持具体矛盾具体分析的方法，实事求是地认识中国国情，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战略方针。其次，在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实际方面，邓小平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辩证观点，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阐明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下，使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既要吸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又要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创造社会主义的新鲜经验，从而充分体现出了中国特色。再次，在处理自力更生和借鉴学习国外的关系上，邓小平一方面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C〕.人民出版社，1994.3.）。另一方面他又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我们任何时候都需要争取外援，特别需要学习外国的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的东西。这里邓小平深刻地阐述了自力更生为主、学习外国为辅的方针，是内因与外因、根据与条件的辩证法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卓越运用，生动地说明和发挥了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的真理。
邓小平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有机结合起来，从唯物论和辩证法两个方面恢复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提出要正确处理稳定与发展和“两手抓”的辩证关系；根据量变质变原理，提出要正确处理先富和共同富裕的辩证关系；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原理，提出了生产力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重要论断；……总之，邓小平同志运用高度的辩证思维能力，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道路、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发展战略、领导核心、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亦即构建了邓小平理论这一新的科学体系。
4.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情，是邓小平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高理论成果的决定性因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唯一途径和根本方法。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创造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高理论成果，究其主观原因，是因为邓小平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对祖国对人民的一片深情起了决定作用。
首先，“三落三起”的独特经历使他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有着超出一般人的执着追求，有着不同于一般人的深刻而特殊的理解。邓小平的人生道路崎岖不平，传奇色彩浓烈。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三次被打倒，三次又复出”。尤其重要的是，他每次被打倒，身处逆境，并不是因为他个人工作失误造成的，相反，是由于他坚持正确意见，执行正确路线而蒙冤受屈，遭到错误的处理。他因维护真理而“落”，又因坚持真理而“起”。1975年年底，正当“四人帮”酝酿批判邓小平，准备第三次把他打倒时，当时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希望邓小平以“三分缺点，七分成绩”为评价，主持制订一个关于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虽然邓小平深知自己身处逆境，但是在事关历史结论的原则问题上，邓小平没有让步，而是婉言拒绝了这个提议。这样一来，真理是坚持了，可是政治处境却日趋恶化。果然不到五个月时间，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导致了他人生中的第三“落”。在“三落三起”崎岖坎坷的人生经历中，邓小平总是临危不惧，遇喜不亢，并且“一次比一次引人注目，一次比一次走向更大成功”。正是在这些“磨难”中造就了邓小平坚韧不拔的个性特征和襟怀宽阔的伟人品质；培养了他透过历史看未来的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和在复杂的社会条件下驾驭全局，引导社会前进的能力；产生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刻而全面的理解；最终使他形成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大理论勇气。
其次，邓小平对祖国对人民的一片深情，是邓小平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大的内在驱动力。他曾经充满感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邓小平不仅这样说了，而且这样做了。例如：邓小平理论体现的最大特点就是人民性；在改革开放中，邓小平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在判断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中，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三个有利于”标准之一，……正是这种对祖国对人民深沉挚爱的情感，使邓小平敢于无论在顺境或逆境中，总是迸发出穿透历史的想象力，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不能丢，老祖宗不能丢的同时，更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创立了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
诚然，邓小平创立邓小平理论的主观条件远不止这些方面。但是仅从这些方面就可以看出一代伟人——邓小平创立邓小平理论的必然性。这对于我们学习邓小平理论，掌握邓小平理论体系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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