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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首要的是把握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握邓小平哲学思想，要着力把握它的核心和实质，即它的基本精神。我认为，实践的观点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核心观点；在实践中开创新局面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实质、基本功能。邓小平哲学思想的这个基本精神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并为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展开论述的“新唯物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光辉的继承和发展。可以说，邓小平哲学思想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础上，与马克思主义新唯物主义一脉相承，并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等著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开启我国走向繁荣昌盛，在二十一世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的金钥匙。
一
由于受历史条件和本人经历所决定，邓小平哲学思想，不是以专门的哲学著作的形式出现的，而是在他大量的讲话、谈话、批示中，在他指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体现出来的，是实践中的哲学。作为一种哲学理论形式，尚需哲学工作者进行艰苦的探索和概括。但是有一点看得很清楚，邓小平哲学思想，是把实践的观点提升到全部哲学思想的首要的和核心的地位的。这一点，也正集中地和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以感性实践为核心的新唯物主义精神。
“新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早期对自己哲学的称谓，以区别于旧唯物主义。“新”在哪里呢？它在分析感性实践的基础上改造了唯心主义辩证法，克服了形而上学的直观的唯物主义的缺陷，实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结合，建立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它通过对实践，特别是通过对物质资料的生产劳动实践的分析研究，把唯物主义原则彻底地贯彻到了社会历史领域，制定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形成了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把实践放在基础的第一的地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哲学的根本不同之处，是它的科学性、革命性由以产生的根据。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核心，通过实践改变世界，实现人类进步，是它的根本功能和最终目的。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邓小平哲学思想是如何体现这种精神的呢？
众所周知，邓小平在当代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第三次复出伊始就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支持和领导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革命的实践的观点，克服了“两个凡是”，正确地评价和捍卫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分清了功过，澄清了历史是非，科学地结束了过去，胜利地实现了拨乱反正。与此同时，邓小平同志又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坚持不懈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和实践观点努力开拓未来。在实践中不断地实现着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逐步地形成了新的认识，新的理论，新的路线，新的方针和政策，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并在实践中不断地开创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局面。特别是邓小平同志以极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性，坚持从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基础——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实践这个马克思新唯物主义——辩证的历史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核心观点出发，破除了一切从意识形态出发对具体制度与既现存理论观点的僵化迷信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提出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战略、策略、方针、政策。第一次科学而又比较系统地解决了象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取得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贯穿了邓小平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始终和一切方面，是邓小平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核心。
二
在实践中开创新局面。这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和实质。在这一点上，邓小平哲学思想鲜明地凸显着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改造世界”的功能。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是为无产阶级提供的改变现存世界，使之不断地适宜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的哲学。马克思说：“在社会主义的人看来，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1页。）。 “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1页。）。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十一条也就是最后一条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 这是马克思对新、旧哲学不同的实质的概括，指明了新、旧唯物主义的基本的原则的区别。在这个关键点上，邓小平哲学思想与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一脉相通。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在“文革”结束并胜利地实现了结束过去，拨乱反正以后，还面临着在中国开辟新的未来的艰巨任务。可以说，不能开辟新的未来，就不能真正地结束过去。形势十分严峻而紧迫。在苏联和中国几十年形成起来的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和被当作社会主义的经典模式（即基本上是斯大林理解和制定的观念和模式）在实践中遭受到严重挫折和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都迫切要求开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的道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所处的时代，是必须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时代。这是历史所赋予的任务。如何开创呢？邓小平的办法就是依靠实践，依靠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实践，依靠他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首创精神。在这里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实践世界观和方法论所提供的，是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开创新局面的非常革命而又锐利的武器。实践开拓精神，在实践中开创新局面，其机理何在？马克思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17页。）。主体的人和客体环境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是现实世界的基本关系。这种关系的实质就是生产劳动实践。毛泽东说：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注：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78页—477页。）实践要取得预期的成就， “还需加上主观的努力。”（注：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 第278页—477页。）这就是说，人们总是在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利用客观环境条件达到自己的目的，实现环境的改变与主体自身的进步，不断地实现客体和主体自身的超越，从而开创出事业的新局面。在实践中开创新局面，这也是实践的本性。人类社会几千年也是这样过来的。”“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注：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78页—477页。）。邓小平关于要尊重实践， 特别是要十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要敢于实践，敢于试验，敢闯、敢干，摸索前进，在实践中探索真理、检验和发展真理性认识的大量论述，及其成功地开创新局面的丰富而又生动的实践，都深刻地反映了他的实践中开创新局面的哲学思想。可以说，邓小平的哲学，就是在实践中不断开创新局面的哲学。这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活的灵魂和精神实质。邓小平哲学，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安排自己前途的能力，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秘密何在？根本的就在于它们充溢一切，渗透一切，涵盖一切的实践创新精神。为了说明邓小平哲学思想的这个极富个性的特质，下面试分析几个邓小平使用最多的著名的哲学论语。
三
“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邓小平哲学思想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如何理解呢？马克思指出：“对事物、现实、感性”，不能“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是应当“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这里的“实际”是作为实践主体的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革命和建设活动及其赖以进行活动的客观条件的总和。这里的“实际”不能仅从客体方面去理解，还应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现实世界，是活生生的实际。在这个生机勃勃的现实世界中，人民群众是中心，是他们在利用周围的客观的既在条件，在实践中不断实现自己的目标，从而推动着社会的变化和进步。所以，“从实际出发”，作为领导者就要代表人民意志从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的人民群众的需求、愿望、意志与当下客观的周围环境状况的统一出发。从实际出发，不是做客观条件的奴隶、奴仆，而是要做它的主人。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 页。）不理解邓小平哲学思想中的这种实践开拓精神，把“从实际出发”理解为主体顺从客观条件，做客观条件的奴仆，是有的地方干部革命精神不振，多年为政一方，面貌未改，山河依旧，面对困难束手无策，满足于看摊守业、得过且过的哲学认识论根源。应当明确，从实际出发所进行的实践活动，其所追求的要旨是，正如毛泽东所说：“同敌人斗争，敌人就被我们管住了；同自然斗争，自然就被我们管住了。”（注：毛泽东：《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09—310页。）也就是说，我们从实际出发进行实践活动，所追求的是要“把周围的现实隶属于自己，而改造周围的现实”（注：毛泽东：《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09—310页。）。要通过实践将其本质力量对象化为现实世界，同时也确证和改造自身。这也就是江泽民同志要求的“提高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也就是毛泽东曾生动地比喻的要掌握的“大海中的游泳术。”（注：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8页。）
这个原则贯彻之难在于，人们活动所凭借的客观条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人们过去了的实践所铸就的现在条件，有显现的，有潜在的；有物质的，有精神的；有自在的，有人化的；有现象的，有本质的；有一般的，有特殊与个别的等等。因此，没有周全的深入的反复的调查研究与实践检验，是很难把握的。还在于，主体的目的、愿望和追求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有各个不同的阶级和阶层的，有长远的和眼前的，有最终的与阶段的，有全面的和局部的等等，如何把这种追求集中起来并与客观条件相统一？既存的客观条件在其发展趋势上，常常是具有几种可能性的。什么是主体愿望与客观条件的最佳结合，在实践中以求最大限度地实现主体改造客观世界的价值目标？没有良好的主体素质，高超的领导艺术，反复的试验，检验，总结提高，也是很难达到的。总之，一切从实际出发，乃是讲客观条件对于主体能动过程的一种规范，其要旨在于求其二者的统一。无能的领导者，满足于现状，做客观条件的奴隶，丧失主体能动性；冒失的莽撞的领导者则无视这种规范，脱离了唯物主义原则，仅凭主观愿望去活动，结果欲速不达，甚至造成事业的失败。显然，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这两种倾向都是应当注意防止的。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邓小平对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坚持、丰富与发展。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联一并提出是很有新意的。这个新意就在于凸显了从实践的角度去规定和深化这条思想路线的内涵。把“实事求是”上升为一个哲学范畴并赋予它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涵，这是毛泽东的一个创造和伟大贡献。毛泽东讲“‘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注：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在毛泽东看来，除了我们的头脑之外，一切都是客观的东西，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这里的问题是，主体在“求是”的过程中，有一个如何对待“实事”——客体的问题。是单纯地对客体的历史和现状作出解释吗？不是。主体是为了改造客体实现自身的目标而去研究和反映客体的。这里既包含着对客体状况的认识，也包含着对主体要求的审视，最终是要实现二者的结合统一。只有求到了二者相统一的“是”，能作为改变事物的现状实现社会进步的实践活动的“是”，才能算是实现了认识的一个飞跃。既然“实事求是”的过程中有一个对“实事”从客体和主体方面去理解并追求二者结合的问题，那末，为求真是，就有一个对主体自身素质的要求的问题。从邓小平面临的时代特征来看，针对“文化大革命”多年“左”的禁锢，鉴于人们思想僵化，主体能动性的普遍丧失，唯书、唯上盛行，解放思想是解决主体素质的首要的关键问题。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一并提出，既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又具有深刻理论意义。它既能有效防止可能出现的直观唯物主义对“实事求是”的歪曲，又能有效防止只凭主观愿望出发不顾客观条件制约的主观主义。如果思想不解放，被一些过时的传统观念束缚，安于现状，缺乏高昂的为国为民，除旧布新的革命精神，那就会看不到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实现民富国强战天斗地的巨大能动性。显然，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所求的“是”，最多只能是对现状的一种现象的直观描述，不能有效地指导改变现状的实践，推动事业向前发展。如果不解放思想，不从长期形成的“左”的思维定势、或超越历史阶段、或从随心所欲的空想中解放出来，就不能把高扬主体能动性建立在科学性之上，不能做到主体价值追求与客观条件发展的现实的可能趋势的统一。这是我们时代为做到实事求是所面临的解放思想的两方面的任务。如果说不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有可能被直观唯物主义歪曲的话，那么，不把解放思想落脚到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也可能被歪曲为随意胡想。在实践中实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在这种统一中追求主体价值目标的最大程度的实现，不断改变现存事物的现状，求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之日新月异不断地开创出新的局面，这就是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哲学命题的宗旨所在。
“不争论”，“争取时间干”，“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是邓小平的又一个著名的观点，其哲学意蕴十分丰富而深邃。这个观点曾引起了一些人的误解，以为是要取消理论争鸣。其实不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们党一直坚持和贯彻了这个方针。邓小平讲的“不争论”是指这样的一些问题，因为还没有实践或实践尚未充分展开，孰是孰非，正确与错误一时还无法判断清楚的时候，只有让实践来说话，让实践来消除人们的意见分歧，让实践来统一人们的认识。在现实生活中常有这种情况，几种主张，各执己见，都说自己是对的，是实事求是的，相持不下。原因何在，常常在于对主体的价值需求的把握不同，在于对客体的现状与趋势的把握不同，在于对二者的结合的认识不同。到底谁真的把握得好，谁顺应了事物发展的对于主体最为有利的趋势，实现了主客体的最佳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个问题，在理性范围内是无法解决的。“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邓小平哲学思想的这种精神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是一脉相通的。马克思说：“我们看到，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论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的对立，并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的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不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7页。）就是说， 如果我们以感性劳动实践为揭示现实世界奥秘的支撑点，那末就能扬弃人们在理论思维中的对立，从而达到或接近客观真理。邓小平对“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的鄙视与排斥是完全正确的。通过“实践方式”，通过“实践力量”来消除理论、认识的对立，在实践中去解决争论问题，实现人们认识与行动的统一，发现、发展和完善新的理论、开创事业的新的局面，这正是邓小平哲学思想“实践开拓精神”的体现，也是我们改革开放20多年来支持我们不断取得理论与实践上的一系列重大的突破，不断胜利前进的一种极可宝贵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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